第38頁
小希、方草地、張逗不語。
老陳說：“你們剛才說過，一切聽我的，就算我叫你們做不願意做的事情，你們也得聽我的。對不對?”
小希、方草地、張逗這下點頭了。
何東生說：“還等什麼?再不問就天亮了，想問什麼，問呀!”
巨靈來了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論述中，甚少提到1989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為免惹事，民間的論述往往也避而不談整個89年，連追憶八十年代的話題，也是到88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說笑，說在中國，1988年過後，就到了1990年了。
一年不見了、失蹤了?對一些人來說，那是永恆的記憶，正如香港記者協會為紀念89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出的書的名字：《人民不會忘記》。但人民真的不會忘記嗎?對絕大部份大陸的年輕人來說，89六四天安門事件從未進入過他們的意識，他們從沒看過有關的圖像和報導，更沒有家人或師友向他們解說過。他們不是忘記，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論上，假以時日，一整年是可以因為人們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蹤的。
2009年是1919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49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59年達賴喇嘛出走五十周年，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99年鎮壓法輪功十周年，所謂96521，弄得大家很緊張。所以也有人說笑，以後逢八進十好了，下次2018後，就提前進入2020。
不過，對何東生這一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說，89六四跟他們個人的關係已不大，他們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進入權力核心的，不擔負89六四的原罪。何東生事後想起來，2009年有驚無險，還不如2008年驚濤駭浪。倒是之後不久，外部環境再度驟變，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勢將引爆內部壓抑多年的矛盾，加上當時的黨政班子任滿換屆在即，這才是對黨的最大考驗。
何東生說：從2008年開始，貴州甕安、湖北石首、通化鋼鐵廠一連串事件，讓他意識到地方政府面對群體性事件的時候是多麼脆弱——像在甕安，當地政府和公安人員竟然棄甲而逃，而在通鋼，國家機器如果出動的話，鎮壓的將是產業工人。共產黨鎮壓產業工人，它的執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後他參加了一個中央機密小組，籌劃應變方案，沙盤推演中國以後若發生大範圍動亂將如何應對，最後制訂了幾個儲備方案，中央並據此開了多次與軍方、公安和武警的聯合統籌會議，數度把幾千名縣委書記和地方公安領導幹部召到北京作集中培訓。
在2009年，何東生已經清楚的意識到，全球經濟是會再度出現更重大的危機的，不過只要到時候中國政府處理得當，反而是絕妙的大好機會解決中國內部長期解不開的死結，化危為機。何東生甚至認為，中國能否提前進入盛世，一看國際形勢，二看內部是否及時出現一個機遇，讓現屆政府能覆手為雨趁機一舉撥亂反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未竟全功之處。所謂機遇，說穿了就是一場大危機，只有大危機才能讓老百姓心悅誠服的接納專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黨執政，能夠讓老百姓接受的兩大理由：一是有利穩定，二是能夠集中資源辦大事。就是說，維持穩定只是它的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因為民主制度未嘗不能維穩，就以台灣為例，你以民主亂象譏它，但人家卻和平易權，政局一樣可以穩定。所以，光說能夠維穩是不夠的，更須證明一黨執政能辦民主制度辦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這點，它的存在價值仍是應該接受挑戰的。何東生等待的就是這個辦大事的機遇，私下稱之為“治國平天下方案”。這名字很老套，但何東生卻甩不掉，思前想後，伴著他過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沒有一場及時的大危機，時任政府任滿換屆的時候則危矣。一來中共權力交替素來如此，黨內各派系權爭會很激烈;二來這幾年的確事多，從08年金融海嘯開始，社會矛盾尖銳化，官員動輒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處處為對手留下口實，這樣拖到黨代表大會，當權派下課似成定局。何東生不是當權派的核心成員，只是他當時作為兩朝元老，對誰稍不壞、誰比誰更壞心裡有數，他較願意襄助一些沒有什麼出身背景的技術官僚掌權。但是儘管如此，他也不願意被捲入權爭的風暴眼中，不願意看到中國的政局因為換屆而出現大動盪。他只是個政治局候補委員，本身難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說在換屆前一年左右，來一場恰當的大危機，而政治局決定援用並按部就班執行“治國平天下方案”，這樣，何東生心想，中國就有救了，雖然後世大概不會知道他處心積慮的貢獻，不會想到“治國平天下方案”這匹木馬是他何東生為黨永久執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帶來盛世，所有功勞將歸在最上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何東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他個人的投資策略，是跟美元對賭。在中南海這麼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員一樣，儘量把人民幣挪到國外換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資產，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份換成加幣作為自己獨生兒子在彼邦讀書的費用，並在溫哥華尚娜斯老布爾喬亞高級洋房區置業。剩下的美元則買了金礦、石油之類礦產、能源股，打算長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決定留住人民幣，或投資在人民幣的硬商品上，就是國內房產。他不玩國內股票，一是沒時間、二是討厭整個遊戲的不誠實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覺得他貪財。這些年他的反美投資策略帶給他可觀的回報，堅定了他對國際經濟的看法。當08年金融海嘯肆虐的時候，何東生早就有所預期，然而他還是覺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經濟理論，重構了他心目中世界經濟和中國發展之路，並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結合在他的“治國平天下方案”里。
他看到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因為它們的兩黨或多黨民主制度緣故，沒有能力也沒有決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這隻怪獸。美國的民選政客受制於利益集團：華爾街、大企業、軍事產業、地方勢力、教會、工會、特殊利益的公關遊說團，還要照顧媒體民意，故在需要他們團結辦大事的時候只能左顧右盼，小打小鬧，不敢忍痛刮骨療傷，更不可能大刀闊斧。他們國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及共和黨右翼更不斷扯後腿添亂，完全跟時代脫節，有破壞沒貢獻。何東生對西方代議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無寄望，更不相信美國那些與華爾街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財經決策官員有魄力作出正確救世界經濟的決定。反而，他越發認為中國的後極權專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駕御現階段的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如果中國對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有正確的認識的話。
不過，何東生知道，中國的事情，光有正確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為各級黨政部門都已經受利益集團和貪腐官員的過度把持，他們會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確的政策。所以，何東生心想，只有一場空前的危機，時任當權者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專政，政令上行下效，為蓄勢待發的中國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不過，何東生雖然預期世界經濟會出現比08年更嚴重的動盪，卻沒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機這麼快就到臨，而政治局在慌亂的第一天，就決定啟動了一個新鮮出爐的應變儲備方案，叫“冰火盛世計畫”。這個計畫當然是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集體智慧，只不過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東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國平天下方案”。
老陳說：“你們剛才說過，一切聽我的，就算我叫你們做不願意做的事情，你們也得聽我的。對不對?”
小希、方草地、張逗這下點頭了。
何東生說：“還等什麼?再不問就天亮了，想問什麼，問呀!”
巨靈來了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論述中，甚少提到1989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為免惹事，民間的論述往往也避而不談整個89年，連追憶八十年代的話題，也是到88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說笑，說在中國，1988年過後，就到了1990年了。
一年不見了、失蹤了?對一些人來說，那是永恆的記憶，正如香港記者協會為紀念89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出的書的名字：《人民不會忘記》。但人民真的不會忘記嗎?對絕大部份大陸的年輕人來說，89六四天安門事件從未進入過他們的意識，他們從沒看過有關的圖像和報導，更沒有家人或師友向他們解說過。他們不是忘記，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論上，假以時日，一整年是可以因為人們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蹤的。
2009年是1919年五四運動九十周年，49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59年達賴喇嘛出走五十周年，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99年鎮壓法輪功十周年，所謂96521，弄得大家很緊張。所以也有人說笑，以後逢八進十好了，下次2018後，就提前進入2020。
不過，對何東生這一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說，89六四跟他們個人的關係已不大，他們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進入權力核心的，不擔負89六四的原罪。何東生事後想起來，2009年有驚無險，還不如2008年驚濤駭浪。倒是之後不久，外部環境再度驟變，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勢將引爆內部壓抑多年的矛盾，加上當時的黨政班子任滿換屆在即，這才是對黨的最大考驗。
何東生說：從2008年開始，貴州甕安、湖北石首、通化鋼鐵廠一連串事件，讓他意識到地方政府面對群體性事件的時候是多麼脆弱——像在甕安，當地政府和公安人員竟然棄甲而逃，而在通鋼，國家機器如果出動的話，鎮壓的將是產業工人。共產黨鎮壓產業工人，它的執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後他參加了一個中央機密小組，籌劃應變方案，沙盤推演中國以後若發生大範圍動亂將如何應對，最後制訂了幾個儲備方案，中央並據此開了多次與軍方、公安和武警的聯合統籌會議，數度把幾千名縣委書記和地方公安領導幹部召到北京作集中培訓。
在2009年，何東生已經清楚的意識到，全球經濟是會再度出現更重大的危機的，不過只要到時候中國政府處理得當，反而是絕妙的大好機會解決中國內部長期解不開的死結，化危為機。何東生甚至認為，中國能否提前進入盛世，一看國際形勢，二看內部是否及時出現一個機遇，讓現屆政府能覆手為雨趁機一舉撥亂反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未竟全功之處。所謂機遇，說穿了就是一場大危機，只有大危機才能讓老百姓心悅誠服的接納專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黨執政，能夠讓老百姓接受的兩大理由：一是有利穩定，二是能夠集中資源辦大事。就是說，維持穩定只是它的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因為民主制度未嘗不能維穩，就以台灣為例，你以民主亂象譏它，但人家卻和平易權，政局一樣可以穩定。所以，光說能夠維穩是不夠的，更須證明一黨執政能辦民主制度辦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這點，它的存在價值仍是應該接受挑戰的。何東生等待的就是這個辦大事的機遇，私下稱之為“治國平天下方案”。這名字很老套，但何東生卻甩不掉，思前想後，伴著他過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沒有一場及時的大危機，時任政府任滿換屆的時候則危矣。一來中共權力交替素來如此，黨內各派系權爭會很激烈;二來這幾年的確事多，從08年金融海嘯開始，社會矛盾尖銳化，官員動輒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處處為對手留下口實，這樣拖到黨代表大會，當權派下課似成定局。何東生不是當權派的核心成員，只是他當時作為兩朝元老，對誰稍不壞、誰比誰更壞心裡有數，他較願意襄助一些沒有什麼出身背景的技術官僚掌權。但是儘管如此，他也不願意被捲入權爭的風暴眼中，不願意看到中國的政局因為換屆而出現大動盪。他只是個政治局候補委員，本身難成大事，需要天助，譬如說在換屆前一年左右，來一場恰當的大危機，而政治局決定援用並按部就班執行“治國平天下方案”，這樣，何東生心想，中國就有救了，雖然後世大概不會知道他處心積慮的貢獻，不會想到“治國平天下方案”這匹木馬是他何東生為黨永久執政而精心打造的，如果真的帶來盛世，所有功勞將歸在最上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何東生早就看到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他個人的投資策略，是跟美元對賭。在中南海這麼多年，最初他跟其他官員一樣，儘量把人民幣挪到國外換成美金，但大概十年前，他就不再看好美元資產，所以他把海外美元大部份換成加幣作為自己獨生兒子在彼邦讀書的費用，並在溫哥華尚娜斯老布爾喬亞高級洋房區置業。剩下的美元則買了金礦、石油之類礦產、能源股，打算長期持有。更重要的是他決定留住人民幣，或投資在人民幣的硬商品上，就是國內房產。他不玩國內股票，一是沒時間、二是討厭整個遊戲的不誠實不透明、三是不想人家覺得他貪財。這些年他的反美投資策略帶給他可觀的回報，堅定了他對國際經濟的看法。當08年金融海嘯肆虐的時候，何東生早就有所預期，然而他還是覺得很震撼，促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經濟理論，重構了他心目中世界經濟和中國發展之路，並把理念和政策巧妙結合在他的“治國平天下方案”里。
他看到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因為它們的兩黨或多黨民主制度緣故，沒有能力也沒有決心去降伏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這隻怪獸。美國的民選政客受制於利益集團：華爾街、大企業、軍事產業、地方勢力、教會、工會、特殊利益的公關遊說團，還要照顧媒體民意，故在需要他們團結辦大事的時候只能左顧右盼，小打小鬧，不敢忍痛刮骨療傷，更不可能大刀闊斧。他們國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及共和黨右翼更不斷扯後腿添亂，完全跟時代脫節，有破壞沒貢獻。何東生對西方代議民主制已心灰意冷、毫無寄望，更不相信美國那些與華爾街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財經決策官員有魄力作出正確救世界經濟的決定。反而，他越發認為中國的後極權專制大政府，是有能力駕御現階段的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如果中國對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有正確的認識的話。
不過，何東生知道，中國的事情，光有正確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為各級黨政部門都已經受利益集團和貪腐官員的過度把持，他們會扭曲或抵制哪怕是正確的政策。所以，何東生心想，只有一場空前的危機，時任當權者才可以實現真正的專政，政令上行下效，為蓄勢待發的中國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不過，何東生雖然預期世界經濟會出現比08年更嚴重的動盪，卻沒想到他所期待的危機這麼快就到臨，而政治局在慌亂的第一天，就決定啟動了一個新鮮出爐的應變儲備方案，叫“冰火盛世計畫”。這個計畫當然是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集體智慧，只不過它在方方面面很吻合何東生私下秘而不宣的“治國平天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