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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把材料反覆看。副校長要把高老師拿出去，我說：“這個人的材料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把她拿出去太不人道了。”組長說：“是不是你什麼人?是就考慮一下。”我說：“那就算是的吧，不過我真的跟她沒有任何關係。”又淘汰兩個，還要一個。副校長几次提出要淘汰高老師，章教授開始還猶豫，後來看看自己想保的那個有危險，也同意了。我說：“這個人的材料你跟其他幾個比比，怎麼比怎麼強。不行呢。”副校長又提出把材料最好的那個淘汰，組長說：“這個人正經還在揚州大學學報發了篇文章，能保還是要儘量保。”又把五個人的材料拿來翻看，按標準非把副校長的熟人踢出去不可。他說：“平川學院五個評上四個，那一個兄弟我怎麼跟他說?痛苦呢。”再次提出把高老師踢出去。我說：“你保了五個，我保一個還不行嗎?”組長翻看著材料說：“有辦法了。”告訴我們說，揚州大學學報那篇論文不是正刊發表的，是增刊。大家看了那本刊物，在目錄上方一個很不顯眼的地方寫了“增刊”兩字。他說：“那就解決了?”副校長說：“解決了解決了!”章教授說：“解決了!”我說：“就算是增刊，那也還不算最差的。”組長說：“說絕對公正，我們也沒那個水平，”他轉向副校長，“是吧?”副校長連連點頭說：“那是，誰也不是神仙。我們大家都是人，是吧!誰叫我們是人，是人就甩不脫那個人情。”組長說：“就這樣吧。明年我不來搞這個事了，痛苦呢，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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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大學畢業就二十年了。看清了過去的二十年，就不難想像今後的二十年，那時候應該已經退休了。一輩子就是如此而已，不會有奇蹟發生。
大學畢業已經二十年，這件事我自己沒有想起，是許小花的電話提醒我的。她說，在國慶長周末要組織全班大聚會，凌子豪認捐十萬，蒙天舒負責組織，具體事情我和她經辦。我覺得她倒是很會找人的，一個有錢，一個有權。我說：“找蒙天舒人倒是找對了，如今他在學校也是一個人物了，不要說提供各種條件，童校長他都請得動，還有孟書記。”
四月底郝處長打電話來說，我今年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又入圍了，馬上就要上會，還有童校長領銜申報的國家重大項目也上會了。他把有關評委的名單告訴我，要我想辦法跟他們溝通。我看了評委的名單非常地泄氣，名字都是知道的，沒一個有什麼關係，大師兄今年也不在其中。有些人為了建立關係，一年幾次出去開會，沒有經費，自己掏錢也去。去了就緊緊跟在大人物後面，哪怕拉不上實質性關係，那也混個臉熟，關鍵的事情來了，總還搭得上線。可這不是我的風格，我實在是不能那樣勉強自己。我對郝處長說：“這個我沒辦法溝通，搭不上線啊!”他說：“搭不上線那也要想一切辦法搭上線，能夠上會，那是多麼難得的機會，不要浪費了。評到一個項目，國家給十八萬，學校按一比一配套，你說這是個什麼概念?上會是多麼難的一件事，不要浪費了。”我說：“給別人也許就沒浪費。”他說：“你也要支持我的工作吧!我們這麼大個學校，如果還趕不上下面的學校，臉往哪裡放?校長的壓力大，我的壓力也大呢!”他告訴我，麓城大學已經派了人去北京了，我們學校法學院的院長也準備去北京，機票都訂好了。他要我去找蒙天舒，說：“他會有辦法的，他總是能夠找到辦法。”
我沒有去找蒙天舒。要有人幫你在評審會上說話，這不是一件小事，托個人捎句話，這點情分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照應的人太多，早就做足了功夫的人也太多，不可能照應到我這裡來。何況他們自己也報了重大項目，一個單位怎麼可能在同一領域評上兩個?趙平平知道了很不高興，說：“三十多萬呢，你一年工資才幾萬?”我不想勉強自己，可我不能這麼說。我說：“正因為利益太大了，所以臨時抱佛腳是抱不來的，這個道理你應該懂的。”她說：“這個道理你懂你平時怎麼不燒香?”又說，“你都評上教授了，我也懶得著急了。以前逼一下你，那是沒有辦法，現在，由你吧!”我抱拳說：“拜謝開恩。”又說，“這樣體諒的老婆被我找到了，我沒燒過香啊，怎麼會有這樣好的運氣?”
唉，道理我是懂的，可一旦自己面對，我就沒有辦法了。這樣說了，這樣想了，我心裡其實還是抱有一種僥倖，希望會上有人以選題和材料為依據，為我說幾句話，畢竟我申報材料是一錘子一錘子砸了幾年砸出來的。沒有這點希望我就不會報了，雖然我也知道，這希望是多麼渺茫，多麼渺茫。一個人他不抱幻想他就沒有希望，他抱有幻想他就總是失望。
蒙天舒打電話來說：“致遠聽說你也上會了?”我說：“我上會那是假的，你們上會了那是真的。”他說：“那不一定，也可能都是真的。”又說，“準備馬上去北京跑一趟，童老闆不方便，把線索都理好了，要我出馬，我想是不是帶你跑一趟?正好你也上會了。”我說：“現如今光著兩隻足跑那是空跑，你看這個跑吧，除了要足，還要有包包。”我說著，手指凌空寫了個“跑”字。他說：“這個你不用管，都有安排。”
第二天我們買了軟臥票去北京。蒙天舒去洗手間，示意我看著他的提包。他去了我捏了捏提包，裡面有內容，一沓一沓的，還很豐富。蒙天舒回來了，我說：“是不是送點禮品好些，不要害人家犯錯誤，人家能當上評委也不容易。”他說：“現在誰還要東西?最早的時候送麓山的橘子，送英雄牌依金筆，約好到立交橋下去見面;後來送菸酒，再後來送電腦、蘋果手機。現在你送這些人家還是個負擔。人家是什麼人?會少這個?要與時俱進嘛。”又說，“人家給你審材料不是很辛苦嗎?辛苦了，收點辛苦費那是應該的，不要往腐敗上面想。”我說：“現如今當個學術權威比當官還好，當官收了東西那是腐敗，是高風險職業。當權威收了，那是尊重知識。”
到了北京，蒙天舒給評委打電話，都是關機。打聽了才知道，評委已經住進了京西賓館，評審過程封閉式管理，評委的手機都收上去了。蒙天舒說：“今年的動作怎麼這麼快?”我感到了欣慰，這至少把一部分動作慢的人擋在門外了。蒙天舒再打電話，居然有個評委的電話通了。蒙天舒說：“張教授，我是麓城師大的小蒙呢，剛剛到了北京，童校長囑咐我，一定要特地來看看您，身體還安康吧!在外地?那我在北京專門等您吧，您這一兩天就會回吧?四天?四天那我也等呀!哦，哦，哦，那就再見啊!”收了線他說：“社科處的情報工作做得不行啊!張教授他今年不是評委。”我說：“你要再見那也慢點再見，再見那麼快，太那個什麼了點，還要不要下回?”他說：“他今年就到年齡了，他自己說的。”我說：“張教授是老實人，要是我，先來個含糊其辭，把你的內容收了再說。”他說：“人家是教授呢，講誠信呢，知識分子呢。”他給童校長打電話，打完電話說：“老闆說還是挨家去拜訪，把材料送過去。”我說：“人都進賓館了，材料送去誰看呢?”他說：“你送到他手上他就會看嗎?能那麼翻一下算是最負責任的。評委的手機被收上去了，這年頭誰沒有兩部手機?沒兩部手機就沒辦法跟外面聯繫?不可能幾天不跟外面聯繫吧?東西送到家裡就等於送給本人了。”我們把材料整理了一下，把有內容的小信封塞到了大信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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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小心，大學畢業就二十年了。看清了過去的二十年，就不難想像今後的二十年，那時候應該已經退休了。一輩子就是如此而已，不會有奇蹟發生。
大學畢業已經二十年，這件事我自己沒有想起，是許小花的電話提醒我的。她說，在國慶長周末要組織全班大聚會，凌子豪認捐十萬，蒙天舒負責組織，具體事情我和她經辦。我覺得她倒是很會找人的，一個有錢，一個有權。我說：“找蒙天舒人倒是找對了，如今他在學校也是一個人物了，不要說提供各種條件，童校長他都請得動，還有孟書記。”
四月底郝處長打電話來說，我今年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又入圍了，馬上就要上會，還有童校長領銜申報的國家重大項目也上會了。他把有關評委的名單告訴我，要我想辦法跟他們溝通。我看了評委的名單非常地泄氣，名字都是知道的，沒一個有什麼關係，大師兄今年也不在其中。有些人為了建立關係，一年幾次出去開會，沒有經費，自己掏錢也去。去了就緊緊跟在大人物後面，哪怕拉不上實質性關係，那也混個臉熟，關鍵的事情來了，總還搭得上線。可這不是我的風格，我實在是不能那樣勉強自己。我對郝處長說：“這個我沒辦法溝通，搭不上線啊!”他說：“搭不上線那也要想一切辦法搭上線，能夠上會，那是多麼難得的機會，不要浪費了。評到一個項目，國家給十八萬，學校按一比一配套，你說這是個什麼概念?上會是多麼難的一件事，不要浪費了。”我說：“給別人也許就沒浪費。”他說：“你也要支持我的工作吧!我們這麼大個學校，如果還趕不上下面的學校，臉往哪裡放?校長的壓力大，我的壓力也大呢!”他告訴我，麓城大學已經派了人去北京了，我們學校法學院的院長也準備去北京，機票都訂好了。他要我去找蒙天舒，說：“他會有辦法的，他總是能夠找到辦法。”
我沒有去找蒙天舒。要有人幫你在評審會上說話，這不是一件小事，托個人捎句話，這點情分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照應的人太多，早就做足了功夫的人也太多，不可能照應到我這裡來。何況他們自己也報了重大項目，一個單位怎麼可能在同一領域評上兩個?趙平平知道了很不高興，說：“三十多萬呢，你一年工資才幾萬?”我不想勉強自己，可我不能這麼說。我說：“正因為利益太大了，所以臨時抱佛腳是抱不來的，這個道理你應該懂的。”她說：“這個道理你懂你平時怎麼不燒香?”又說，“你都評上教授了，我也懶得著急了。以前逼一下你，那是沒有辦法，現在，由你吧!”我抱拳說：“拜謝開恩。”又說，“這樣體諒的老婆被我找到了，我沒燒過香啊，怎麼會有這樣好的運氣?”
唉，道理我是懂的，可一旦自己面對，我就沒有辦法了。這樣說了，這樣想了，我心裡其實還是抱有一種僥倖，希望會上有人以選題和材料為依據，為我說幾句話，畢竟我申報材料是一錘子一錘子砸了幾年砸出來的。沒有這點希望我就不會報了，雖然我也知道，這希望是多麼渺茫，多麼渺茫。一個人他不抱幻想他就沒有希望，他抱有幻想他就總是失望。
蒙天舒打電話來說：“致遠聽說你也上會了?”我說：“我上會那是假的，你們上會了那是真的。”他說：“那不一定，也可能都是真的。”又說，“準備馬上去北京跑一趟，童老闆不方便，把線索都理好了，要我出馬，我想是不是帶你跑一趟?正好你也上會了。”我說：“現如今光著兩隻足跑那是空跑，你看這個跑吧，除了要足，還要有包包。”我說著，手指凌空寫了個“跑”字。他說：“這個你不用管，都有安排。”
第二天我們買了軟臥票去北京。蒙天舒去洗手間，示意我看著他的提包。他去了我捏了捏提包，裡面有內容，一沓一沓的，還很豐富。蒙天舒回來了，我說：“是不是送點禮品好些，不要害人家犯錯誤，人家能當上評委也不容易。”他說：“現在誰還要東西?最早的時候送麓山的橘子，送英雄牌依金筆，約好到立交橋下去見面;後來送菸酒，再後來送電腦、蘋果手機。現在你送這些人家還是個負擔。人家是什麼人?會少這個?要與時俱進嘛。”又說，“人家給你審材料不是很辛苦嗎?辛苦了，收點辛苦費那是應該的，不要往腐敗上面想。”我說：“現如今當個學術權威比當官還好，當官收了東西那是腐敗，是高風險職業。當權威收了，那是尊重知識。”
到了北京，蒙天舒給評委打電話，都是關機。打聽了才知道，評委已經住進了京西賓館，評審過程封閉式管理，評委的手機都收上去了。蒙天舒說：“今年的動作怎麼這麼快?”我感到了欣慰，這至少把一部分動作慢的人擋在門外了。蒙天舒再打電話，居然有個評委的電話通了。蒙天舒說：“張教授，我是麓城師大的小蒙呢，剛剛到了北京，童校長囑咐我，一定要特地來看看您，身體還安康吧!在外地?那我在北京專門等您吧，您這一兩天就會回吧?四天?四天那我也等呀!哦，哦，哦，那就再見啊!”收了線他說：“社科處的情報工作做得不行啊!張教授他今年不是評委。”我說：“你要再見那也慢點再見，再見那麼快，太那個什麼了點，還要不要下回?”他說：“他今年就到年齡了，他自己說的。”我說：“張教授是老實人，要是我，先來個含糊其辭，把你的內容收了再說。”他說：“人家是教授呢，講誠信呢，知識分子呢。”他給童校長打電話，打完電話說：“老闆說還是挨家去拜訪，把材料送過去。”我說：“人都進賓館了，材料送去誰看呢?”他說：“你送到他手上他就會看嗎?能那麼翻一下算是最負責任的。評委的手機被收上去了，這年頭誰沒有兩部手機?沒兩部手機就沒辦法跟外面聯繫?不可能幾天不跟外面聯繫吧?東西送到家裡就等於送給本人了。”我們把材料整理了一下，把有內容的小信封塞到了大信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