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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的得救之道在哪裡？》一文摘錄：
計劃經濟的弊端在於社會為弱勢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溫床，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場經濟的弊端在於產生貧富兩極分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社會利益調節機制。計劃經濟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價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是人的最高價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地位的通道多種多樣。獲取平等的社會值，就必須付出惰性的代價；獲取活力的社會值，就必須付出等級的代價。這是由人的自然屬性決定的，這就是天道，就是客觀規律，而社會利益調節機制的制定則有賴於強勢群體的道德價值指標和對社會穩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強盜最壞的英雄》一文摘錄：
某某某殺了一個與他無怨無仇的人，葬送了這個行業惟一能與洋貨抗衡的民族品牌，這不叫扶貧，這是殺富濟貧。他把“扶貧”作為一面旗幟高高揚起，用那麼多人的勞動、汗水、眼淚甚至鮮血把這面旗幟染得更紅。
《當奶媽走了以後……》一文摘錄：
假如沒有某某某這樣一個幕後人物，王廟村能有今天嗎？然而有了這樣一個幕後人物，王廟村就真能得救嗎？它的本質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幹的活兒，拼的就是“不是人”。這種以農舍和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具有先天發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談不上高端技術儲備和後續產品開發。如果以犧牲農民的基本生存權來換取競爭優勢，將把相當一部分適合這種生產方式的產業拖入絕境，無異於打家劫舍、開倉放糧，陷入小農經濟的低水平惡性競爭。
《扶貧的出路在哪裡？救世主在哪兒？》一文摘錄：
民無“主”，並非真的無主，而是沒有對客觀規律認識的“主”，只有依賴強者道德的“主”，即為“你要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殺富可以濟貧，但本質是濟，不是得救。基督教讓他們靠上帝，佛教讓他們靠佛恩，傳統文化給了農民什麼？誰來給農民做主？農民的得救之道在哪裡？
《假如“格律詩模式”蔓延》……
《弱勢群體的得救之道在哪裡？》……
《得救的標準是什麼？》……
《以扶貧的名義……》……
《痞性？德性？道性？》……
《強者的邏輯與強盜的邏輯》……
……
在這種特別時間、特別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種社會評論會鋪天蓋地，也知道自己會招惹一片噓聲。至於別人是什麼觀點？對與不對？他已經不再關心了，因為芮小丹不在了，這一切於他而言就沒有意義了。
誰都知道，中國的文化屬性是沉積了幾千年的問題，決不是一時一地的一次討論就可以有所覺悟。得救之道是一個久遠的話題，這個事件所引發的有關法律、道德和文化屬性的討論僅僅是一種延續，人們今天討論，將來還會因為別的事件繼續討論下去。
然而，丁元英這個名字卻無疑已經臭名昭著。
2
1998年10月4日下午，肖亞文和劉冰應丁元英的約見同車從北京來古城。肖亞文按丁元英的交代，把劉冰送到丁元英的樓下，然後開車去維納斯酒店，迴避了。
劉冰自從退股以後一直處在一種尷尬而懊悔的心態里，此時來見丁元英不免生出幾分生疏和拘謹。他敲開門，極不自然地笑笑說：“丁哥，你找我？”
丁元英請劉冰坐下，把煙遞過去，說：“我這兒準備準備，最近就走了。趁中秋節叫你過來，有幾句話咱們絮叨絮叨，你也趁這空兒回家過個節。”
劉冰說：“丁哥，你看小丹的事我也沒啥表示……”
丁元英擺擺手不讓他說這個，自己點上一支煙，把打火機遞過去，說：“劉冰，咱們終歸是有段唱片的交情，臨走我多句嘴問問，以後怎麼打算？”
劉冰這次把煙點上了，說：“沒啥打算，先混著唄，看看以後咋樣。這公司咋說也是我從白手起家就跟著幹起來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趕我，我就跟著走。”
丁元英說：“公司剛籌建那會兒，好多事都得顧及人情。現在公司改組了，就得走新章程了，搞市場只靠人情不行。你心裡得有個數，只有你行，你才有機會。”
劉冰搖搖頭說：“退股的事我把歐陽雪傷了，肖總對我肯定有看法，她現在正忙著跟樂聖公司談判，好多事顧不過來，等她騰出手，我估計就該收拾我了。”
丁元英問：“既然你預見到結果了，你的堅持為的是什麼？”
劉冰說：“我好歹也是創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資歷只有在這個公司才有用，換個地方就沒用了。肖總真要趕我，我認命。肖總要是給我個機會，那我在公司就有希望。我也想過自己干點事，可現在啥生意都不好做，還是呆在公司里穩當，起碼不至於賠錢吧。”
丁元英問：“如果當時對訴訟沒點判斷，你們會不會退股？”
劉冰說：“不會，我們不知道丁哥已經事先算計好了。”
丁元英到裡屋拿來一個牛皮紙的檔案袋放到劉冰面前，文件袋的紙張、顏色、字跡都顯得有些陳舊，檔案袋被封線纏上，用膠水和紙條把口和白線全部封住，上面又覆蓋一層紅色蠟封。檔案袋上的建檔日期是1996年11月12日，封條的日期是1998年10月3日，檔案袋的名稱是《格律詩公司文件》。
過去的兩年裡，劉冰在不同場合曾經多次見到過這個檔案袋。
丁元英說：“根據民事訴訟法，如果有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的，可以在判決生效後兩年內提出再審申請。公司要趕你不會等到兩年，這個檔案袋裡的原始文件作為新發現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如果再審推翻原判決，你清楚公司會面臨什麼後果。”
劉冰呆呆地看著，神情緊張，頓時有一種陰森森、冷颼颼的陰謀感。他下意識地把這個用封條和封蠟雙層密封的檔案袋拿在手裡，仿佛抓住了命運的主宰。
丁元英說：“這點唱片的交情，我能幫你做的就這些了。你記住，這東西只能用來保住工作，不能成為你要挾別人的籌碼。我這麼做已經很不要臉了，你別讓我更丟臉。”
劉冰連連點頭說：“我懂，我懂。”
丁元英說：“行，那我就不耽誤你的時間了，明天是中秋節，你早點回家看看。”
劉冰從拿起那個檔案袋就一直沒有放下，似乎生怕丁元英改了主意。這時他馬上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丁哥，你還要和肖總談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丁元英把劉冰送到門口，臨開門時囑咐道：“劉冰，肖總不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只要你行，你就有機會。如果你自己不行，你走到哪兒都一樣。”
劉冰再次連連點頭，一邊出門一邊說：“我懂，我懂。”
3
劉冰走後20分鐘，肖亞文接到電話來見丁元英。
肖亞文提著一個精緻的月餅禮品袋上樓，一進門就從禮品袋裡拿出一盒月餅和一個快遞郵件放到茶几上，說：“大哥，明天是中秋節，給你買了幾塊稻香村的月餅。郵件是小丹父親寄來的，昨天剛收到，上面寫的轉交給你。”
丁元英打開快遞郵件，裡面是一個信封，信封郵戳和文字顯示是8月17日古城公安局寄給上海遠恆影業公司芮偉峰。這個信封里還套著一個信封，是法蘭克福大學寄給古城刑警隊芮小丹的，裡面是一張入學通知書，入學時間是1998年10月20日。
從時間上推算，這份入學通知書在芮偉峰手裡擱置了一個多月。芮偉峰很清楚，丁元英不必親眼所見也會知道這份入學通知書的存在，因為芮小丹留學本來就不是一個問題。芮偉峰時隔一個多月把芮小丹的入學通知書寄來，顯然是在寄與不寄的問題上曾經猶豫。入學通知書本身並不重要，而通過這個方式可以表達一種抗議和憤怒。
肖亞文看著一個套一個的信封，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也明白了芮偉峰的寓意。芮偉峰的做法無可指責，但是芮偉峰並不真正理解女兒的幸福和滿足，也不真正理解芮小丹在丁元英心裡的分量。她自己就被芮小丹那種超然、豁達的生死觀深深地感動了，能夠從容地跨越這一步需要許許多多因素的組合，需要超越常人的境界。類不同，價值觀必有不同，那是兩個世界不必相互關注也不必非要聽懂的聲音。肖亞文理解芮偉峰的做法，卻在心裡為丁元英抱不平，她知道失去芮小丹對丁元英是多麼殘酷。
計劃經濟的弊端在於社會為弱勢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溫床，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場經濟的弊端在於產生貧富兩極分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社會利益調節機制。計劃經濟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價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是人的最高價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地位的通道多種多樣。獲取平等的社會值，就必須付出惰性的代價；獲取活力的社會值，就必須付出等級的代價。這是由人的自然屬性決定的，這就是天道，就是客觀規律，而社會利益調節機制的制定則有賴於強勢群體的道德價值指標和對社會穩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強盜最壞的英雄》一文摘錄：
某某某殺了一個與他無怨無仇的人，葬送了這個行業惟一能與洋貨抗衡的民族品牌，這不叫扶貧，這是殺富濟貧。他把“扶貧”作為一面旗幟高高揚起，用那麼多人的勞動、汗水、眼淚甚至鮮血把這面旗幟染得更紅。
《當奶媽走了以後……》一文摘錄：
假如沒有某某某這樣一個幕後人物，王廟村能有今天嗎？然而有了這樣一個幕後人物，王廟村就真能得救嗎？它的本質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幹的活兒，拼的就是“不是人”。這種以農舍和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具有先天發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談不上高端技術儲備和後續產品開發。如果以犧牲農民的基本生存權來換取競爭優勢，將把相當一部分適合這種生產方式的產業拖入絕境，無異於打家劫舍、開倉放糧，陷入小農經濟的低水平惡性競爭。
《扶貧的出路在哪裡？救世主在哪兒？》一文摘錄：
民無“主”，並非真的無主，而是沒有對客觀規律認識的“主”，只有依賴強者道德的“主”，即為“你要為我做主”，等待父母官的拯救。殺富可以濟貧，但本質是濟，不是得救。基督教讓他們靠上帝，佛教讓他們靠佛恩，傳統文化給了農民什麼？誰來給農民做主？農民的得救之道在哪裡？
《假如“格律詩模式”蔓延》……
《弱勢群體的得救之道在哪裡？》……
《得救的標準是什麼？》……
《以扶貧的名義……》……
《痞性？德性？道性？》……
《強者的邏輯與強盜的邏輯》……
……
在這種特別時間、特別事件的大背景下，丁元英知道各種社會評論會鋪天蓋地，也知道自己會招惹一片噓聲。至於別人是什麼觀點？對與不對？他已經不再關心了，因為芮小丹不在了，這一切於他而言就沒有意義了。
誰都知道，中國的文化屬性是沉積了幾千年的問題，決不是一時一地的一次討論就可以有所覺悟。得救之道是一個久遠的話題，這個事件所引發的有關法律、道德和文化屬性的討論僅僅是一種延續，人們今天討論，將來還會因為別的事件繼續討論下去。
然而，丁元英這個名字卻無疑已經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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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4日下午，肖亞文和劉冰應丁元英的約見同車從北京來古城。肖亞文按丁元英的交代，把劉冰送到丁元英的樓下，然後開車去維納斯酒店，迴避了。
劉冰自從退股以後一直處在一種尷尬而懊悔的心態里，此時來見丁元英不免生出幾分生疏和拘謹。他敲開門，極不自然地笑笑說：“丁哥，你找我？”
丁元英請劉冰坐下，把煙遞過去，說：“我這兒準備準備，最近就走了。趁中秋節叫你過來，有幾句話咱們絮叨絮叨，你也趁這空兒回家過個節。”
劉冰說：“丁哥，你看小丹的事我也沒啥表示……”
丁元英擺擺手不讓他說這個，自己點上一支煙，把打火機遞過去，說：“劉冰，咱們終歸是有段唱片的交情，臨走我多句嘴問問，以後怎麼打算？”
劉冰這次把煙點上了，說：“沒啥打算，先混著唄，看看以後咋樣。這公司咋說也是我從白手起家就跟著幹起來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趕我，我就跟著走。”
丁元英說：“公司剛籌建那會兒，好多事都得顧及人情。現在公司改組了，就得走新章程了，搞市場只靠人情不行。你心裡得有個數，只有你行，你才有機會。”
劉冰搖搖頭說：“退股的事我把歐陽雪傷了，肖總對我肯定有看法，她現在正忙著跟樂聖公司談判，好多事顧不過來，等她騰出手，我估計就該收拾我了。”
丁元英問：“既然你預見到結果了，你的堅持為的是什麼？”
劉冰說：“我好歹也是創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資歷只有在這個公司才有用，換個地方就沒用了。肖總真要趕我，我認命。肖總要是給我個機會，那我在公司就有希望。我也想過自己干點事，可現在啥生意都不好做，還是呆在公司里穩當，起碼不至於賠錢吧。”
丁元英問：“如果當時對訴訟沒點判斷，你們會不會退股？”
劉冰說：“不會，我們不知道丁哥已經事先算計好了。”
丁元英到裡屋拿來一個牛皮紙的檔案袋放到劉冰面前，文件袋的紙張、顏色、字跡都顯得有些陳舊，檔案袋被封線纏上，用膠水和紙條把口和白線全部封住，上面又覆蓋一層紅色蠟封。檔案袋上的建檔日期是1996年11月12日，封條的日期是1998年10月3日，檔案袋的名稱是《格律詩公司文件》。
過去的兩年裡，劉冰在不同場合曾經多次見到過這個檔案袋。
丁元英說：“根據民事訴訟法，如果有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的，可以在判決生效後兩年內提出再審申請。公司要趕你不會等到兩年，這個檔案袋裡的原始文件作為新發現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如果再審推翻原判決，你清楚公司會面臨什麼後果。”
劉冰呆呆地看著，神情緊張，頓時有一種陰森森、冷颼颼的陰謀感。他下意識地把這個用封條和封蠟雙層密封的檔案袋拿在手裡，仿佛抓住了命運的主宰。
丁元英說：“這點唱片的交情，我能幫你做的就這些了。你記住，這東西只能用來保住工作，不能成為你要挾別人的籌碼。我這麼做已經很不要臉了，你別讓我更丟臉。”
劉冰連連點頭說：“我懂，我懂。”
丁元英說：“行，那我就不耽誤你的時間了，明天是中秋節，你早點回家看看。”
劉冰從拿起那個檔案袋就一直沒有放下，似乎生怕丁元英改了主意。這時他馬上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丁哥，你還要和肖總談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丁元英把劉冰送到門口，臨開門時囑咐道：“劉冰，肖總不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只要你行，你就有機會。如果你自己不行，你走到哪兒都一樣。”
劉冰再次連連點頭，一邊出門一邊說：“我懂，我懂。”
3
劉冰走後20分鐘，肖亞文接到電話來見丁元英。
肖亞文提著一個精緻的月餅禮品袋上樓，一進門就從禮品袋裡拿出一盒月餅和一個快遞郵件放到茶几上，說：“大哥，明天是中秋節，給你買了幾塊稻香村的月餅。郵件是小丹父親寄來的，昨天剛收到，上面寫的轉交給你。”
丁元英打開快遞郵件，裡面是一個信封，信封郵戳和文字顯示是8月17日古城公安局寄給上海遠恆影業公司芮偉峰。這個信封里還套著一個信封，是法蘭克福大學寄給古城刑警隊芮小丹的，裡面是一張入學通知書，入學時間是1998年10月20日。
從時間上推算，這份入學通知書在芮偉峰手裡擱置了一個多月。芮偉峰很清楚，丁元英不必親眼所見也會知道這份入學通知書的存在，因為芮小丹留學本來就不是一個問題。芮偉峰時隔一個多月把芮小丹的入學通知書寄來，顯然是在寄與不寄的問題上曾經猶豫。入學通知書本身並不重要，而通過這個方式可以表達一種抗議和憤怒。
肖亞文看著一個套一個的信封，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也明白了芮偉峰的寓意。芮偉峰的做法無可指責，但是芮偉峰並不真正理解女兒的幸福和滿足，也不真正理解芮小丹在丁元英心裡的分量。她自己就被芮小丹那種超然、豁達的生死觀深深地感動了，能夠從容地跨越這一步需要許許多多因素的組合，需要超越常人的境界。類不同，價值觀必有不同，那是兩個世界不必相互關注也不必非要聽懂的聲音。肖亞文理解芮偉峰的做法，卻在心裡為丁元英抱不平，她知道失去芮小丹對丁元英是多麼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