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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放心說。”
“我這樣的人，鐵石心腸的，你情義深重，用在我身上卻毫無意義。”
“打住，你先別說了。我此刻正在築巢引鳳呢，你非要此刻說這樣的話麼。”說著他著急地掛斷電話，惟恐被我打破了他的計劃。
而我的手裡還握著蟋蟀罐呢，我並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我從市場裡買過各種植物，看它們開不過一季的花就紛紛死去，也不過是扔進垃圾桶里，枯萎的枝葉從垃圾袋裡支出來。這隻蟋蟀又有什麼兩樣，那些從噩夢間流著眼淚驚醒的夜間，都是它微弱的叫聲把我帶回到現實里。而現實與夢境的間隙對我來說依然如此重要麼。或許只有陪伴才是最真實的，看著它靜悄悄地待在一片菜葉旁邊，再稍稍摩擦一會兒觸角。這麼想著，覺得所有形式化的哀輓都是沒有意義的，乾脆把蟋蟀罐連同裡面那一粒已經乾癟掉的毛豆一起扔進了垃圾桶里。裡面有些中午家裡人吃剩下的飯菜，有一些橘子皮和團起來的廢紙巾。稍微抖一抖垃圾袋，就不見了蟋蟀罐的蹤影。這仿佛也並不是什麼很難的事情。
然後我坐回桌邊，開始為了面試認真化妝。這才發現已經很久沒有收拾過自己，睫毛膏沒有擰緊，結塊了很久都不曾發現。眉毛潦草生長，兩頰因為換季而蛻皮。鏡子裡面的那張臉都快要看不清了，讓我自己都很想伸手去拂一拂，像是可以拂去什麼灰塵。這當中我幾次想要停下來，修眉毛的刀鈍了想要停下來，塗唇膏時嘴唇乾裂了想要停下來，念及時間或許來不及時想要停下來。都是藉口而已，我自己明白。
面試走了一個與以往差不多的流程。我面前的一次性紙杯里倒了些溫水，桌子後面坐著一個穿著講究的男人，他大致給我介紹著畫廊的情況，又問我些簡單的問題，有時候把雙手交叉著放在桌上，有時又突然後仰靠著椅背點起一根煙。他看起來算是年輕，大致與我同齡，穿著妥帖的襯衫，褲子上也熨燙出筆直的褲線，坐著時候露出腳腕一截深色的襪子，左手無名指上戴著枚戒指。這種哪裡都不會出錯的模樣卻叫我不安起來，與他的穩妥相比，我多少顯得笨拙以及不合時宜的木訥。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以後，一切正常世界的操作過程依然讓我感到不適。
“之前的工作聽起來很不錯，為什麼不做下去了?”他問我。
“大概是因為始終沒有習慣地域差異吧。”
“嗯，這是個大問題。”他隔著鏡片打量我，問的問題始終無關痛癢，又保持著很好的節奏，沒有冷場，也絕不顯出熱情，一副安之若素的神態。我們就這樣交談著，不時沉默一小會兒，他再次點起一根煙的時候，竟然問我說，要不要。我搖搖頭。
“在做這個行當之前，我做過兩年警察，在哈爾濱。”他突然這麼說。
“聽著真是出乎意料。”我敷衍地應和。
“那時候脾氣很壞，與現在比起來完全是兩種人。我們把犯人銬在暖氣片上，只銬大拇指。地方很小，他們沒有辦法完全坐下來，這樣待上一天，真的生不如死。”
“你打過他們麼?”
“嗯。在你的生活里，一定沒有見過什麼真正的壞人。但是我見過的人就像是從地獄裡爬出來的，你別指望他們的心裡還有什麼善意，他們就是些人渣。最可怕的事情是，面對他們的時候，你心裡所有的惡意也都被激發出來。憤怒變得難以控制，心裡所能夠感覺到的全部都是黑暗。”他頓頓說，“怎麼會說起這些，很久沒有想起這些事情來了。”
說著他伸個懶腰，望望四周。這間屋子大概是畫廊布置出來專門會客用的，門口擋著屏風，香爐里燃著讓人昏昏欲睡的香。我們之間的桌子上擺著張茶盤，他泡了茶，卻一口也都沒有喝過。看起來我像是他今天面試的最後一個人，他不曾看過一眼手錶，好像根本就不擔心時間。
“我上個星期剛剛從義大利回來，接待我的當地人有個私人城堡，牆上掛滿各種真品。那會兒天黑得總是非常晚，我們在他家的花園裡喝酒，從傍晚一直喝到深夜。”然後他認真看著我說，“這才是生活。”
他這麼說，好像覺得我真的會認同他，或者我至少該知道什麼是生活。可是這種生活和那種生活的區別到底又是什麼。他這麼說著，放著的茶都已經徹底涼了，外面的天色也在漸漸暗下去。我望望窗外，落地玻璃外面是錯綜的植物，麻雀撞來撞去。我想起念大學時的同學，畢業以後就全部失去了聯繫，讀的是文科，所以偶爾電影散場時會在密密麻麻的字幕里看到熟悉的名字，或者候飛機消磨時間時，翻翻雜誌的版權頁，也能撩起些記憶。可是幾乎已經想不起來他們所對應著的模樣，好像他們都已經憑空消失在了另外一個世界裡。這樣想來也就不免疑惑起來，又是怎麼樣的人每天在我的世界裡行走著呢。
然後男人從桌子後站起來，探出身體來與我握手告別，又客氣地說：“你來我們這裡工作的話，會不會覺得委屈?雖然說是間畫廊，聽起來洋氣，但平日裡要應對的都是瑣事，又難免要與各種平常人打交道。”他不自覺地把平常人這幾個字說得很響。
“大家不都是平常人麼?”我說。
“你能這樣想就好了。”他說著，送我到電梯口。離開那間辦公室以後，他突然顯得不安起來，像是被剝掉了層衣服。因此等待電梯的時間就顯得漫長難熬。我們的眼睛不知道該看向哪裡，只好望望窗外，抱怨了幾句天氣。直到電梯門關攏起來，把他彬彬有禮的笑容和名牌衣衫都隔絕在原地，我才鬆了口氣。就像是從別人的夢魘里走了一場，劫後餘生，免不了還想要往裙子上擦擦手，好把最後那個軟綿綿濕漉漉的握手也一起擦去。
出門站在街上點了根煙，看到靜了音的手機上留著一串未接來電和短消息。全部都是大奇發來的。我打回去時他問我說能不能一會兒見上一面。我說怎麼了，他說沒事，只是有些話覺得想要面對面說。我猶豫了一會兒，答應了。剛剛的面試不知道為什麼讓我突然對於世界多出些勇氣來，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事情是真的應付不了的。況且他在電話里振振有詞地說：“你自己說的，與其對著鍵盤隔著電話說上天長地久，也不如膝蓋碰著膝蓋喝十分鐘的茶。”我也真的是這樣想的。
走到他家樓下時，我遠遠望見花壇邊坐著個人。天已經暗了，靠著路邊髮廊透出的粉紅色燈光，我也不能確定這個人是不是大奇。原本以為我們已經非常熟識，卻在此刻透出些不確定的陌生。於是我停下來，望著他。他也站起來。我們試探性地往前走了兩步，在確定是彼此以後才放鬆警惕。他揮揮手，大步朝我走過來。那模樣依然是初初見他時的草莽，又帶著些難得的溫柔。我竟然看著有些難過。
“我在等著你呢。”他說，坦蕩蕩地盯著我看，仿佛下午電話中的那場對話不曾發生，蕩然無存，“你修了眉毛，其實不修眉毛更好。但是你今天很好看，更瘦了，與往常看起來又不一樣了些。”
“我這樣的人，鐵石心腸的，你情義深重，用在我身上卻毫無意義。”
“打住，你先別說了。我此刻正在築巢引鳳呢，你非要此刻說這樣的話麼。”說著他著急地掛斷電話，惟恐被我打破了他的計劃。
而我的手裡還握著蟋蟀罐呢，我並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我從市場裡買過各種植物，看它們開不過一季的花就紛紛死去，也不過是扔進垃圾桶里，枯萎的枝葉從垃圾袋裡支出來。這隻蟋蟀又有什麼兩樣，那些從噩夢間流著眼淚驚醒的夜間，都是它微弱的叫聲把我帶回到現實里。而現實與夢境的間隙對我來說依然如此重要麼。或許只有陪伴才是最真實的，看著它靜悄悄地待在一片菜葉旁邊，再稍稍摩擦一會兒觸角。這麼想著，覺得所有形式化的哀輓都是沒有意義的，乾脆把蟋蟀罐連同裡面那一粒已經乾癟掉的毛豆一起扔進了垃圾桶里。裡面有些中午家裡人吃剩下的飯菜，有一些橘子皮和團起來的廢紙巾。稍微抖一抖垃圾袋，就不見了蟋蟀罐的蹤影。這仿佛也並不是什麼很難的事情。
然後我坐回桌邊，開始為了面試認真化妝。這才發現已經很久沒有收拾過自己，睫毛膏沒有擰緊，結塊了很久都不曾發現。眉毛潦草生長，兩頰因為換季而蛻皮。鏡子裡面的那張臉都快要看不清了，讓我自己都很想伸手去拂一拂，像是可以拂去什麼灰塵。這當中我幾次想要停下來，修眉毛的刀鈍了想要停下來，塗唇膏時嘴唇乾裂了想要停下來，念及時間或許來不及時想要停下來。都是藉口而已，我自己明白。
面試走了一個與以往差不多的流程。我面前的一次性紙杯里倒了些溫水，桌子後面坐著一個穿著講究的男人，他大致給我介紹著畫廊的情況，又問我些簡單的問題，有時候把雙手交叉著放在桌上，有時又突然後仰靠著椅背點起一根煙。他看起來算是年輕，大致與我同齡，穿著妥帖的襯衫，褲子上也熨燙出筆直的褲線，坐著時候露出腳腕一截深色的襪子，左手無名指上戴著枚戒指。這種哪裡都不會出錯的模樣卻叫我不安起來，與他的穩妥相比，我多少顯得笨拙以及不合時宜的木訥。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以後，一切正常世界的操作過程依然讓我感到不適。
“之前的工作聽起來很不錯，為什麼不做下去了?”他問我。
“大概是因為始終沒有習慣地域差異吧。”
“嗯，這是個大問題。”他隔著鏡片打量我，問的問題始終無關痛癢，又保持著很好的節奏，沒有冷場，也絕不顯出熱情，一副安之若素的神態。我們就這樣交談著，不時沉默一小會兒，他再次點起一根煙的時候，竟然問我說，要不要。我搖搖頭。
“在做這個行當之前，我做過兩年警察，在哈爾濱。”他突然這麼說。
“聽著真是出乎意料。”我敷衍地應和。
“那時候脾氣很壞，與現在比起來完全是兩種人。我們把犯人銬在暖氣片上，只銬大拇指。地方很小，他們沒有辦法完全坐下來，這樣待上一天，真的生不如死。”
“你打過他們麼?”
“嗯。在你的生活里，一定沒有見過什麼真正的壞人。但是我見過的人就像是從地獄裡爬出來的，你別指望他們的心裡還有什麼善意，他們就是些人渣。最可怕的事情是，面對他們的時候，你心裡所有的惡意也都被激發出來。憤怒變得難以控制，心裡所能夠感覺到的全部都是黑暗。”他頓頓說，“怎麼會說起這些，很久沒有想起這些事情來了。”
說著他伸個懶腰，望望四周。這間屋子大概是畫廊布置出來專門會客用的，門口擋著屏風，香爐里燃著讓人昏昏欲睡的香。我們之間的桌子上擺著張茶盤，他泡了茶，卻一口也都沒有喝過。看起來我像是他今天面試的最後一個人，他不曾看過一眼手錶，好像根本就不擔心時間。
“我上個星期剛剛從義大利回來，接待我的當地人有個私人城堡，牆上掛滿各種真品。那會兒天黑得總是非常晚，我們在他家的花園裡喝酒，從傍晚一直喝到深夜。”然後他認真看著我說，“這才是生活。”
他這麼說，好像覺得我真的會認同他，或者我至少該知道什麼是生活。可是這種生活和那種生活的區別到底又是什麼。他這麼說著，放著的茶都已經徹底涼了，外面的天色也在漸漸暗下去。我望望窗外，落地玻璃外面是錯綜的植物，麻雀撞來撞去。我想起念大學時的同學，畢業以後就全部失去了聯繫，讀的是文科，所以偶爾電影散場時會在密密麻麻的字幕里看到熟悉的名字，或者候飛機消磨時間時，翻翻雜誌的版權頁，也能撩起些記憶。可是幾乎已經想不起來他們所對應著的模樣，好像他們都已經憑空消失在了另外一個世界裡。這樣想來也就不免疑惑起來，又是怎麼樣的人每天在我的世界裡行走著呢。
然後男人從桌子後站起來，探出身體來與我握手告別，又客氣地說：“你來我們這裡工作的話，會不會覺得委屈?雖然說是間畫廊，聽起來洋氣，但平日裡要應對的都是瑣事，又難免要與各種平常人打交道。”他不自覺地把平常人這幾個字說得很響。
“大家不都是平常人麼?”我說。
“你能這樣想就好了。”他說著，送我到電梯口。離開那間辦公室以後，他突然顯得不安起來，像是被剝掉了層衣服。因此等待電梯的時間就顯得漫長難熬。我們的眼睛不知道該看向哪裡，只好望望窗外，抱怨了幾句天氣。直到電梯門關攏起來，把他彬彬有禮的笑容和名牌衣衫都隔絕在原地，我才鬆了口氣。就像是從別人的夢魘里走了一場，劫後餘生，免不了還想要往裙子上擦擦手，好把最後那個軟綿綿濕漉漉的握手也一起擦去。
出門站在街上點了根煙，看到靜了音的手機上留著一串未接來電和短消息。全部都是大奇發來的。我打回去時他問我說能不能一會兒見上一面。我說怎麼了，他說沒事，只是有些話覺得想要面對面說。我猶豫了一會兒，答應了。剛剛的面試不知道為什麼讓我突然對於世界多出些勇氣來，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事情是真的應付不了的。況且他在電話里振振有詞地說：“你自己說的，與其對著鍵盤隔著電話說上天長地久，也不如膝蓋碰著膝蓋喝十分鐘的茶。”我也真的是這樣想的。
走到他家樓下時，我遠遠望見花壇邊坐著個人。天已經暗了，靠著路邊髮廊透出的粉紅色燈光，我也不能確定這個人是不是大奇。原本以為我們已經非常熟識，卻在此刻透出些不確定的陌生。於是我停下來，望著他。他也站起來。我們試探性地往前走了兩步，在確定是彼此以後才放鬆警惕。他揮揮手，大步朝我走過來。那模樣依然是初初見他時的草莽，又帶著些難得的溫柔。我竟然看著有些難過。
“我在等著你呢。”他說，坦蕩蕩地盯著我看，仿佛下午電話中的那場對話不曾發生，蕩然無存，“你修了眉毛，其實不修眉毛更好。但是你今天很好看，更瘦了，與往常看起來又不一樣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