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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想著,我轉過頭去看看微微,她輕輕皺著眉頭,側身攤開手腳,像是在夢裡也要疾行的樣子。是什麼樣的夢境困住了她,她想要甩開的又是什麼?
這時我的手機又兀自振動起來,是胖子打來的電話,我輕聲接起來。胖子在電話那頭大呼小叫著說:“老子被保羅的妹妹耍了。”
“怎麼了?”
“酒店的人說她退房了,回國去了。”他繼續說著。
“保羅先生的事情都辦完了?”
“根本沒有。她就是半途失蹤了,想做甩手掌柜。”他說。
“我不明白,她就這樣走了?”
“走了,連個屁都沒放,這麼個爛攤子算是留給我了。”胖子換了口氣說,“我一時之間都緩不過神來,這算怎麼回事,你說說,女人的心思誰猜得到。”
他這會兒真算得上是氣急敗壞,我幾乎都插不上話,只聽著他連聲抱怨。等他好不容易停下來,我卻又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我們在電話里沉默了一小會兒,我聽得到他在那兒不耐煩地玩著打火機,喀嗒、喀嗒。
“她或許是太傷心了。”我小聲說。
“放屁。這個世界對誰還不都是一樣的,誰比誰更脆弱,都是放屁。”他這麼吼完了反倒像是泄了氣,變成了更傷心的那一個。
“有什麼能幫你的麼?”
“也沒什麼,如果有空就常來咖啡館坐坐吧,好時日不會長久了。”他說完就掛了。我轉過頭去看看微微,她被我們說話的聲音吵醒,正坐在床邊望著我。於是我把剛剛電話里的內容轉述給她,她像是認真在聽,但也沒有什麼表情,不置可否,又與她全然沒有關係的樣子。只是拿出消炎藥膏來塗抹肩膀處正在漸漸癒合的傷口。
我不知道她有多久沒有吃過東西,看看冰箱裡剩下的只有些番茄、土豆和雞蛋,便想著幫她煮碗麵條。正是在四合院裡吃過的那種番茄打滷面,外面變得非常冷,我們穿著薄寥寥的衣服,幾乎都不願意開窗,我不由得想,大概熱騰騰的麵條會讓她覺得開心些。我蹲在地上剝蒜頭,她站在旁邊抽菸,看著我,偶爾說兩句話。我把番茄與蒜頭都燉得更酥爛些,多加了勺糖和麻油。其實這是我之後在北京常常做的,雖然再沒有做出那日深夜在四合院裡的味道,卻也是每每餓極時,最想用來撫慰胃口的食物。趁我盛麵條的時候,微微收拾好桌子,擺出兩碗筷子。
“我不餓,專門為你煮的。”我說。
“陪我吃一會兒吧。”她說著,拉了把椅子過來讓我坐下。
她吃得很慢,專心致志的樣子,不時停下來一會兒,把窗戶開了一條小縫,讓外面秋天的風吹進來些。有時候把碗往我這兒推一推,問我要不要喝一口湯。我說不要,只是喝著她杯子裡的啤酒。兩個人在家裡吃飯真好,我心想,就像這樣不說話也是好的,如果有幾顆炸過的花生米,或者是一碟發芽豆的話就會更好些。
“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她說。
“怎麼?”
“夢裡有奇怪的力量,把我往陽台下面推。那些在咖啡館認識的人都坐在陽台上,胖子、老虎、小傑、你。你們都在那兒談笑風生,看起來那麼愉快,招呼我過去與你們一起喝酒。可是我知道那不是你們,我努力掙扎,我心裡明明白白那兒坐著的不是你們。所以我害怕了,我不知道那股力量要把我推往哪裡,於是我開始罵人,罵操你媽的。醒過來,再也不敢睡去。”她說著又點了根煙。
“你抽得太多了。”我說。
“這又算得了什麼呢。”她把吃剩下的面推到一邊,把腳擱到桌上,她還是光腳穿著拖鞋,像是外面四季更迭與她全然沒有關係,“我知道你有話想要問我,其實上次見你的時候就想跟你聊聊,卻又覺得說來話長,完全不知道從哪兒說起。”
“嗯,我聽著。”
“我有抑鬱症。其實那會兒去北京找你時已經在吃藥了,所以這些年間就是一會兒吃藥,一會兒停下來。吃藥的時候變得稍微好些,但是長期的藥物讓我心裡充滿另一種自我厭惡。而停一段時間又總會反覆,有時候是連續幾天起不了床,有時候走在路上會突然頭暈噁心。剛開始那會兒還正在與老虎鬧分手呢,不免覺得就連活著也變成了非常辛苦的事情。”
“老虎知道麼?”
“不知道。都過去那麼久了,我已經快要把他忘記了。”她說,“知道又怎樣呢,沒有人明白的,我說我病了,可是看起來明明健健康康的。每次復發的時候都很想睡覺,可以睡幾天幾夜,餓到不行再起來吃點東西。剛才在半夢半醒的時候,聽到你在房間裡走動的聲音,打電話,敲鍵盤。我心裡多難過你也不會知道,既覺得愧疚,又覺得你們的世界,離我不過一步之遙,卻邁不進去。”
“我明白。”
“是麼?”她看著我,我想她並不相信我真的明白。“其實我這段時間裡遇見一個男孩。”
“是什麼樣的人?”
“比我小一些。他陪著我回家看我媽媽,我們坐在一起包餛飩,他與我媽媽聊天,不時拘謹地摸摸我的頭髮。晚上他住在我這兒,斜在床上慢慢睡著了,突然驚醒過來,發現我正蜷在那兒反覆看《走出非洲》里巡獵的片段。他有些不解,疑惑地望著我,我也沒有解釋什麼。”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這樣的,語言只會帶來無窮的誤解,我病了的這段時間,再也不指望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了。”
“近距離的相處常常只會帶來傷害。”
“嗯。只有一開始是美好的,有一天清晨,我們沿著河邊走,淡淡的迷霧裡突然出現一群剛剛從酒吧散場回家的樂手,他們背著琴,摟著女孩,空氣里有些甜蜜的氣氛,又有香菸的味道。我知道我們同時都被這一幕打動了,但是都因為羞澀而並不說話。我覺得只有這樣的時刻是美好的。以後他就開始詢問,我就開始躲避。”
“你跟他還在一起麼?”
“不在一起了。慢性病人是不適合談戀愛的。你們看到我在不斷換著工作,以為我有多迷惘,對人生有多麼大的追求,其實根本不是的。只是每隔一段時間就又復發,來勢洶洶的,在感到走投無路的時候,理想都算個屁。”
“嗯。”我聽著,想要安慰,卻又覺得心裡只有完全的認同而已。
“我想起張愛玲對胡蘭成說過的話,大致是說我已經忘記你們了,但是我想你們也早就忘記我了。”她說著,朝我笑笑。然後又站起來,趴到窗戶邊,指著那兒說,“你看,那兒有個小花園。”
於是我們一起望望窗外,又飄起非常細小的雨,花園看起來濕漉漉的,旁邊是一座跨過蘇州河的橋,有些下班的人在上面匆匆走過。有些人撐著傘,有些人穿著灰色的外套,好像是正打算要走進冬天裡去。我們兩個幾乎睡過整個白天的人,此刻就像是打量著一個與自己全然沒有關係的世界。
這時我的手機又兀自振動起來,是胖子打來的電話,我輕聲接起來。胖子在電話那頭大呼小叫著說:“老子被保羅的妹妹耍了。”
“怎麼了?”
“酒店的人說她退房了,回國去了。”他繼續說著。
“保羅先生的事情都辦完了?”
“根本沒有。她就是半途失蹤了,想做甩手掌柜。”他說。
“我不明白,她就這樣走了?”
“走了,連個屁都沒放,這麼個爛攤子算是留給我了。”胖子換了口氣說,“我一時之間都緩不過神來,這算怎麼回事,你說說,女人的心思誰猜得到。”
他這會兒真算得上是氣急敗壞,我幾乎都插不上話,只聽著他連聲抱怨。等他好不容易停下來,我卻又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我們在電話里沉默了一小會兒,我聽得到他在那兒不耐煩地玩著打火機,喀嗒、喀嗒。
“她或許是太傷心了。”我小聲說。
“放屁。這個世界對誰還不都是一樣的,誰比誰更脆弱,都是放屁。”他這麼吼完了反倒像是泄了氣,變成了更傷心的那一個。
“有什麼能幫你的麼?”
“也沒什麼,如果有空就常來咖啡館坐坐吧,好時日不會長久了。”他說完就掛了。我轉過頭去看看微微,她被我們說話的聲音吵醒,正坐在床邊望著我。於是我把剛剛電話里的內容轉述給她,她像是認真在聽,但也沒有什麼表情,不置可否,又與她全然沒有關係的樣子。只是拿出消炎藥膏來塗抹肩膀處正在漸漸癒合的傷口。
我不知道她有多久沒有吃過東西,看看冰箱裡剩下的只有些番茄、土豆和雞蛋,便想著幫她煮碗麵條。正是在四合院裡吃過的那種番茄打滷面,外面變得非常冷,我們穿著薄寥寥的衣服,幾乎都不願意開窗,我不由得想,大概熱騰騰的麵條會讓她覺得開心些。我蹲在地上剝蒜頭,她站在旁邊抽菸,看著我,偶爾說兩句話。我把番茄與蒜頭都燉得更酥爛些,多加了勺糖和麻油。其實這是我之後在北京常常做的,雖然再沒有做出那日深夜在四合院裡的味道,卻也是每每餓極時,最想用來撫慰胃口的食物。趁我盛麵條的時候,微微收拾好桌子,擺出兩碗筷子。
“我不餓,專門為你煮的。”我說。
“陪我吃一會兒吧。”她說著,拉了把椅子過來讓我坐下。
她吃得很慢,專心致志的樣子,不時停下來一會兒,把窗戶開了一條小縫,讓外面秋天的風吹進來些。有時候把碗往我這兒推一推,問我要不要喝一口湯。我說不要,只是喝著她杯子裡的啤酒。兩個人在家裡吃飯真好,我心想,就像這樣不說話也是好的,如果有幾顆炸過的花生米,或者是一碟發芽豆的話就會更好些。
“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她說。
“怎麼?”
“夢裡有奇怪的力量,把我往陽台下面推。那些在咖啡館認識的人都坐在陽台上,胖子、老虎、小傑、你。你們都在那兒談笑風生,看起來那麼愉快,招呼我過去與你們一起喝酒。可是我知道那不是你們,我努力掙扎,我心裡明明白白那兒坐著的不是你們。所以我害怕了,我不知道那股力量要把我推往哪裡,於是我開始罵人,罵操你媽的。醒過來,再也不敢睡去。”她說著又點了根煙。
“你抽得太多了。”我說。
“這又算得了什麼呢。”她把吃剩下的面推到一邊,把腳擱到桌上,她還是光腳穿著拖鞋,像是外面四季更迭與她全然沒有關係,“我知道你有話想要問我,其實上次見你的時候就想跟你聊聊,卻又覺得說來話長,完全不知道從哪兒說起。”
“嗯,我聽著。”
“我有抑鬱症。其實那會兒去北京找你時已經在吃藥了,所以這些年間就是一會兒吃藥,一會兒停下來。吃藥的時候變得稍微好些,但是長期的藥物讓我心裡充滿另一種自我厭惡。而停一段時間又總會反覆,有時候是連續幾天起不了床,有時候走在路上會突然頭暈噁心。剛開始那會兒還正在與老虎鬧分手呢,不免覺得就連活著也變成了非常辛苦的事情。”
“老虎知道麼?”
“不知道。都過去那麼久了,我已經快要把他忘記了。”她說,“知道又怎樣呢,沒有人明白的,我說我病了,可是看起來明明健健康康的。每次復發的時候都很想睡覺,可以睡幾天幾夜,餓到不行再起來吃點東西。剛才在半夢半醒的時候,聽到你在房間裡走動的聲音,打電話,敲鍵盤。我心裡多難過你也不會知道,既覺得愧疚,又覺得你們的世界,離我不過一步之遙,卻邁不進去。”
“我明白。”
“是麼?”她看著我,我想她並不相信我真的明白。“其實我這段時間裡遇見一個男孩。”
“是什麼樣的人?”
“比我小一些。他陪著我回家看我媽媽,我們坐在一起包餛飩,他與我媽媽聊天,不時拘謹地摸摸我的頭髮。晚上他住在我這兒,斜在床上慢慢睡著了,突然驚醒過來,發現我正蜷在那兒反覆看《走出非洲》里巡獵的片段。他有些不解,疑惑地望著我,我也沒有解釋什麼。”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這樣的,語言只會帶來無窮的誤解,我病了的這段時間,再也不指望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了。”
“近距離的相處常常只會帶來傷害。”
“嗯。只有一開始是美好的,有一天清晨,我們沿著河邊走,淡淡的迷霧裡突然出現一群剛剛從酒吧散場回家的樂手,他們背著琴,摟著女孩,空氣里有些甜蜜的氣氛,又有香菸的味道。我知道我們同時都被這一幕打動了,但是都因為羞澀而並不說話。我覺得只有這樣的時刻是美好的。以後他就開始詢問,我就開始躲避。”
“你跟他還在一起麼?”
“不在一起了。慢性病人是不適合談戀愛的。你們看到我在不斷換著工作,以為我有多迷惘,對人生有多麼大的追求,其實根本不是的。只是每隔一段時間就又復發,來勢洶洶的,在感到走投無路的時候,理想都算個屁。”
“嗯。”我聽著,想要安慰,卻又覺得心裡只有完全的認同而已。
“我想起張愛玲對胡蘭成說過的話,大致是說我已經忘記你們了,但是我想你們也早就忘記我了。”她說著,朝我笑笑。然後又站起來,趴到窗戶邊,指著那兒說,“你看,那兒有個小花園。”
於是我們一起望望窗外,又飄起非常細小的雨,花園看起來濕漉漉的,旁邊是一座跨過蘇州河的橋,有些下班的人在上面匆匆走過。有些人撐著傘,有些人穿著灰色的外套,好像是正打算要走進冬天裡去。我們兩個幾乎睡過整個白天的人,此刻就像是打量著一個與自己全然沒有關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