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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朝鮮士兵本來就討厭日本人平時的飛揚跋扈，既有大院君替他們撐腰，便開始衝擊日本大使館和閔王妃的家族場所，一時間局勢失控，這就是所謂的“壬午兵變”。
“壬午兵變”中，日本使館被毀，館員被殺，日本天皇得知後便派出兵艦和陸軍1000多人前去報復。清廷聽說日本人出兵朝鮮，也趕緊派兵前往朝鮮去控制局面，結果罪魁禍首大院君被清軍捉拿，後被送到天津軟禁了三年。朝鮮向日本賠罪並答應賠償日本撫恤費後，“壬午兵變”才告結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策動並幫助朝鮮親日勢力開化黨突然發動“甲申政變”，一夜間撲殺了多名守舊派大臣，併入宮脅迫國王下詔革新。事變發生後，朝鮮臣民懇求中國出兵平亂。於是，袁世凱率兵兩千，隨同朝鮮勤王兵攻入王宮解救了國王。日本公使竹添見勢不可為，趕緊自焚使館，連夜潛逃。結果這個短命的政變不到一周就宣告失敗。動亂中，開化黨人或被殺，或逃亡日本。
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都派了軍隊到朝鮮，雙方相持不下。對峙中，日本人看到清軍實力比較強大，且朝鮮國王已經被控制到了清軍手中，權衡再三後決定用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為全權大使來到天津談判並簽訂了《天津條約》，日本取得了和中國同時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個重大紕漏，為後來的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據說，李鴻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後來屢屢提及受此屈辱，深以為恨。但誰又知道，十年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在《馬關條約》的談判中，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卻完全換了個位置，輪到李鴻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新帝國摸了老帝國的屁股(3)
此後的幾年中，東亞地區看起來風平浪靜，但日本卻開始加速發展軍事力量，要和天朝爭奪東亞霸權。19世紀90年代後期，日本每年將本國百分之六十的財政收入用來發展海陸軍，連明治天皇也每年從宮廷經費中節省出30萬元，並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來購買海軍戰艦，一時間日本人被鼓譟得狼血沸騰，儼然成為一個極為兇悍危險的軍國主義國家。
反觀當時的清廷，雖然也搞了數十年的洋務運動，但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的覆沒，讓國人極為震驚。慈禧太后狠狠心，決定花血本來打造新的北洋艦隊。1888年北洋艦隊建成後，擁有了兩千噸位以上的戰艦7艘，特別是定遠和鎮遠兩艘海上巨無霸，威風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為北洋艦隊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後來就再沒有增添過任何艦隻，艦齡逐漸老化不說，後來連槍炮彈藥都不買了。反觀日益壯大的日本艦隊，差距每日俱增。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其關注點主要在西方列強，對近鄰日本往往視而不見。譬如魏源的《海國圖志》，開始兩版（50卷本和60卷本）均無日本的介紹，直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島國錄，但內容卻只是大部分抄錄徐繼畲《瀛環志略》里錯誤頗多的描述。
黃遵憲
清廷大員中，李鴻章算是認識日本比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摺中提到：“該國（日本）近年改變舊制，藩民不服，訪聞初頗小哄，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為識者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開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接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還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對日本研究最為深入的要數首任駐日使團參贊黃遵憲，他花了8年的時間（1879年到1887年）寫成了40卷50萬字的巨著《日本國志》，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近代日本的制度變革。只可惜，此書1890年在廣州付刊後，卻遲遲沒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後有人說，假如這本書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人所知的話，戰爭可能就是另一個結果了。
關於近代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黃遵憲曾說，“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如今國人對日本的感覺，何嘗不是如此？目前網絡上一些仇日憤青的過激言論，更是一種既羨又懼的無知變態之心理表現。最讓人擔憂的是，在一種群體不理性思維的氛圍下，認識和了解我們的近鄰竟成不易之事，這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如果國人繼續無知地憤怒下去，誰又能保證一百年前的悲劇不會再發生一次？
朝鮮風雲突起，日人心懷不軌(1)
1894年，也就是中國的農曆甲午年，朝鮮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東學黨起義。東學黨是個打著宗教名義的組織，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以儒家佛老學說為本原，對抗當時的西學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義和團倒有幾分相似之處。
當時的朝鮮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騰，朝不保夕。正如當時民謠所說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這時的朝鮮，何嘗不是內憂外患，時刻坐在火山口上？
李鴻章
果不其然，東學黨人起事後，在國內一呼百應，很快占領全州，並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小王朝被弄得大為驚恐，只好又厚著臉皮前來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駐朝鮮總代表袁世凱接到朝鮮的“借兵”申請後，便請示上級領導李鴻章是否出兵，李鴻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總兵聶士成帶兵兩千多人開赴朝鮮。同時，按照《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將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國顧念藩服，又因朝鮮請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亂，待亂平自然收兵回國。
“壬午兵變”中，日本使館被毀，館員被殺，日本天皇得知後便派出兵艦和陸軍1000多人前去報復。清廷聽說日本人出兵朝鮮，也趕緊派兵前往朝鮮去控制局面，結果罪魁禍首大院君被清軍捉拿，後被送到天津軟禁了三年。朝鮮向日本賠罪並答應賠償日本撫恤費後，“壬午兵變”才告結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策動並幫助朝鮮親日勢力開化黨突然發動“甲申政變”，一夜間撲殺了多名守舊派大臣，併入宮脅迫國王下詔革新。事變發生後，朝鮮臣民懇求中國出兵平亂。於是，袁世凱率兵兩千，隨同朝鮮勤王兵攻入王宮解救了國王。日本公使竹添見勢不可為，趕緊自焚使館，連夜潛逃。結果這個短命的政變不到一周就宣告失敗。動亂中，開化黨人或被殺，或逃亡日本。
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都派了軍隊到朝鮮，雙方相持不下。對峙中，日本人看到清軍實力比較強大，且朝鮮國王已經被控制到了清軍手中，權衡再三後決定用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為全權大使來到天津談判並簽訂了《天津條約》，日本取得了和中國同時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個重大紕漏，為後來的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據說，李鴻章接待伊藤博文很是倨傲，伊藤博文後來屢屢提及受此屈辱，深以為恨。但誰又知道，十年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在《馬關條約》的談判中，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卻完全換了個位置，輪到李鴻章被日本人羞辱了。
新帝國摸了老帝國的屁股(3)
此後的幾年中，東亞地區看起來風平浪靜，但日本卻開始加速發展軍事力量，要和天朝爭奪東亞霸權。19世紀90年代後期，日本每年將本國百分之六十的財政收入用來發展海陸軍，連明治天皇也每年從宮廷經費中節省出30萬元，並要求文武百官拿出百分之十的薪金，用來購買海軍戰艦，一時間日本人被鼓譟得狼血沸騰，儼然成為一個極為兇悍危險的軍國主義國家。
反觀當時的清廷，雖然也搞了數十年的洋務運動，但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的覆沒，讓國人極為震驚。慈禧太后狠狠心，決定花血本來打造新的北洋艦隊。1888年北洋艦隊建成後，擁有了兩千噸位以上的戰艦7艘，特別是定遠和鎮遠兩艘海上巨無霸，威風赫赫，清廷也就暗自得意，以為北洋艦隊真是世界排名第八，後來就再沒有增添過任何艦隻，艦齡逐漸老化不說，後來連槍炮彈藥都不買了。反觀日益壯大的日本艦隊，差距每日俱增。
《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其關注點主要在西方列強，對近鄰日本往往視而不見。譬如魏源的《海國圖志》，開始兩版（50卷本和60卷本）均無日本的介紹，直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島國錄，但內容卻只是大部分抄錄徐繼畲《瀛環志略》里錯誤頗多的描述。
黃遵憲
清廷大員中，李鴻章算是認識日本比較清醒的人了，1874年他在奏摺中提到：“該國（日本）近年改變舊制，藩民不服，訪聞初頗小哄，久亦相安。其變衣冠，易正朔，每為識者譏。然如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開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接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
只可惜，老李還是低估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對日本研究最為深入的要數首任駐日使團參贊黃遵憲，他花了8年的時間（1879年到1887年）寫成了40卷50萬字的巨著《日本國志》，從各個角度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特別是近代日本的制度變革。只可惜，此書1890年在廣州付刊後，卻遲遲沒有刻成，一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後有人說，假如這本書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人所知的話，戰爭可能就是另一個結果了。
關於近代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黃遵憲曾說，“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如今國人對日本的感覺，何嘗不是如此？目前網絡上一些仇日憤青的過激言論，更是一種既羨又懼的無知變態之心理表現。最讓人擔憂的是，在一種群體不理性思維的氛圍下，認識和了解我們的近鄰竟成不易之事，這何嘗不是一種悲哀？如果國人繼續無知地憤怒下去，誰又能保證一百年前的悲劇不會再發生一次？
朝鮮風雲突起，日人心懷不軌(1)
1894年，也就是中國的農曆甲午年，朝鮮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東學黨起義。東學黨是個打著宗教名義的組織，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以儒家佛老學說為本原，對抗當時的西學西教，但在盲目排外方面，和義和團倒有幾分相似之處。
當時的朝鮮小王朝也已是日薄西山，民怨沸騰，朝不保夕。正如當時民謠所說的，“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這時的朝鮮，何嘗不是內憂外患，時刻坐在火山口上？
李鴻章
果不其然，東學黨人起事後，在國內一呼百應，很快占領全州，並揚言直搗王京。朝鮮小王朝被弄得大為驚恐，只好又厚著臉皮前來天朝借兵助剿。清廷駐朝鮮總代表袁世凱接到朝鮮的“借兵”申請後，便請示上級領導李鴻章是否出兵，李鴻章沉吟再三，向皇上奏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總兵聶士成帶兵兩千多人開赴朝鮮。同時，按照《天津條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將出兵之事告知日本政府，理由是中國顧念藩服，又因朝鮮請兵，故而派兵代平其亂，待亂平自然收兵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