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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是出發點,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樂觀),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系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面。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中華范兒”。

  後記

  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朮等,則充其量只是“資料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裡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閒話中國人》等,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2]

  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3]問題在於,為什麼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裡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4.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4]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5那麼,“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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