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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是出發點，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樂觀），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系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面。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中華范兒”。
後記
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朮等，則充其量只是“資料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裡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閒話中國人》等，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2]
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3]問題在於，為什麼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裡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4.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4]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5那麼，“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樂觀），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系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面。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中華范兒”。
後記
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朮等，則充其量只是“資料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裡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閒話中國人》等，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2]
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3]問題在於，為什麼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裡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4.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4]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5那麼，“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