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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變成聖，宗教的發生就沒了可能。
是的，沒有可能。因為聖是人，不是神。聖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況之所以要聖，就因為不想要神。因此，我們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處，或者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中華文明，註定只能是“無神的世界”。
空頭支票你要不要
沒有宗教，就不會有信仰。
什麼是信仰？嚴格地說，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神，或唯一的主。這樣的存在不屬於自然界，不能靠科學實驗證明；也不屬於人類社會，不能靠日常經驗證明。沒辦法，只能“信仰”。
難怪德爾圖良大主教說：正因為荒謬，我才信仰。[4]
這樣的對象，華夏曆來沒有。我們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義；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貴在天，是世俗的。就連老子的道，也一樣。
至於殷商的上帝，則是他們的祖宗帝嚳，也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
當然，民間並不是什麼都不信。比方說，信神，信鬼，信風水，卻其實“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風水師，都可以花錢雇。至於燒香拜佛，則不過例行公事，又變成“仰而不信”。你要讓他真信，必須“顯靈”。所謂“信則靈”，說穿了是“不靈就不信”，或者“靈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標準，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們民族的“信”，沒有定準。祖宗、菩薩、狐仙、關老爺、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對象。某些農村的神龕里，還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國人對他們，一視同仁地給予禮遇。只要這些神靈能給自己帶來實際上的好處，我們是不忌諱改換門庭的。
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它的背後，是中華文明的第二種精神。
這就是“現實精神”。
所謂“現實精神”，也就是不承認“彼岸世界”。既沒有宗教的彼岸，也沒有哲學的彼岸，甚至沒有科學的彼岸。杞人憂天一直傳為笑柄，清談則被認為會誤國。總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遠的、非世俗的、不能兌現的，都不在視線範圍之內。什麼天堂，什麼來世，什麼末日審判，什麼極樂世界，這些空頭支票才沒人當真感興趣，只能哄騙愚夫愚婦。我們感興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哥們義氣，天地良心。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們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織，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倫，才最是其樂融融。就連桃花源中人，過的也是這種日子；就連《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嚮往的也是這種生活，更不用說芸芸眾生了。他們主張的是“心動不如行動”，是“說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賴活著”。
這也是一種“樂觀”。
或者說，也是一種“藝術”。
於是有了中華文明的第三種精神，這就是“藝術精神”。
藝術精神不是藝術氣質。希臘民族的藝術氣質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們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現，所以才那樣爛漫天真。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卻是維穩的手段和結果，是一種陶冶和教化。後世儒家甚至編造出謊言，說帝舜命令後夔（讀如葵）掌管文學藝術，以此培養貴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後夔則保證，只要他奏樂，就連野獸和野蠻人都會跳起舞來。[5]
顯然，這樣的藝術，不可能是“純藝術”，只能是“泛藝術”。因此在我們民族這裡，幾乎任何事情都能變成藝術，比如領導藝術、管理藝術、教育藝術。它的境界是達成和諧，底線是糊住面子。有這樣一層脈脈溫情的面紗遮掩，哪怕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明槍暗箭，專制獨裁，都不至於太難看。
至於小民，則可以苦中取樂，忙裡偷閒，舒展眉頭把日子過下去。
奇怪！我們民族不要宗教的“空頭支票”，卻陶醉於藝術的“自我安慰”，並持之以恆樂此不疲，又是為什麼？
也許還得問周公。
大盤點
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制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制度，是他最後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麼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線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憂患，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為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6]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於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國”。何況華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制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制的血緣關係。對於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於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於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徵。
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於樂。
毫無疑問，這裡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衝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是的，沒有可能。因為聖是人，不是神。聖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況之所以要聖，就因為不想要神。因此，我們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處，或者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中華文明，註定只能是“無神的世界”。
空頭支票你要不要
沒有宗教，就不會有信仰。
什麼是信仰？嚴格地說，信仰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神，或唯一的主。這樣的存在不屬於自然界，不能靠科學實驗證明；也不屬於人類社會，不能靠日常經驗證明。沒辦法，只能“信仰”。
難怪德爾圖良大主教說：正因為荒謬，我才信仰。[4]
這樣的對象，華夏曆來沒有。我們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義；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貴在天，是世俗的。就連老子的道，也一樣。
至於殷商的上帝，則是他們的祖宗帝嚳，也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
當然，民間並不是什麼都不信。比方說，信神，信鬼，信風水，卻其實“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風水師，都可以花錢雇。至於燒香拜佛，則不過例行公事，又變成“仰而不信”。你要讓他真信，必須“顯靈”。所謂“信則靈”，說穿了是“不靈就不信”，或者“靈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標準，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們民族的“信”，沒有定準。祖宗、菩薩、狐仙、關老爺、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對象。某些農村的神龕里，還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國人對他們，一視同仁地給予禮遇。只要這些神靈能給自己帶來實際上的好處，我們是不忌諱改換門庭的。
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它的背後，是中華文明的第二種精神。
這就是“現實精神”。
所謂“現實精神”，也就是不承認“彼岸世界”。既沒有宗教的彼岸，也沒有哲學的彼岸，甚至沒有科學的彼岸。杞人憂天一直傳為笑柄，清談則被認為會誤國。總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遠的、非世俗的、不能兌現的，都不在視線範圍之內。什麼天堂，什麼來世，什麼末日審判，什麼極樂世界，這些空頭支票才沒人當真感興趣，只能哄騙愚夫愚婦。我們感興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哥們義氣，天地良心。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們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織，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倫，才最是其樂融融。就連桃花源中人，過的也是這種日子；就連《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嚮往的也是這種生活，更不用說芸芸眾生了。他們主張的是“心動不如行動”，是“說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賴活著”。
這也是一種“樂觀”。
或者說，也是一種“藝術”。
於是有了中華文明的第三種精神，這就是“藝術精神”。
藝術精神不是藝術氣質。希臘民族的藝術氣質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們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現，所以才那樣爛漫天真。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卻是維穩的手段和結果，是一種陶冶和教化。後世儒家甚至編造出謊言，說帝舜命令後夔（讀如葵）掌管文學藝術，以此培養貴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後夔則保證，只要他奏樂，就連野獸和野蠻人都會跳起舞來。[5]
顯然，這樣的藝術，不可能是“純藝術”，只能是“泛藝術”。因此在我們民族這裡，幾乎任何事情都能變成藝術，比如領導藝術、管理藝術、教育藝術。它的境界是達成和諧，底線是糊住面子。有這樣一層脈脈溫情的面紗遮掩，哪怕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明槍暗箭，專制獨裁，都不至於太難看。
至於小民，則可以苦中取樂，忙裡偷閒，舒展眉頭把日子過下去。
奇怪！我們民族不要宗教的“空頭支票”，卻陶醉於藝術的“自我安慰”，並持之以恆樂此不疲，又是為什麼？
也許還得問周公。
大盤點
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制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制度，是他最後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麼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線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憂患，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為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6]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於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國”。何況華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制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制的血緣關係。對於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於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於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徵。
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於樂。
毫無疑問，這裡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衝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