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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親帶了剛上小學的孫子進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親是不太看電影的，連學校大操場上放電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慘烈的戰爭片，孫子看到中國軍隊打日本軍隊，便叫道紅軍!紅軍!爺爺說，不是紅軍，是國民革命軍。孫子問什麼是國民革命軍?爺爺說，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孫子問，那壞蛋怎麼會打壞蛋?爺爺說，他們不是壞蛋，他們是英雄。
這一類的尷尬，中欣的父親也曾遇到過。中欣說，他們幾個孩子還小的時候，到父親單位的禮堂去看電影《聶耳》，看到聶耳那個歌舞班到戰地醫院去慰問滬淞抗戰中的傷兵，也喊紅軍!紅軍!後面有幾個大孩子說，胡扯，那是國民黨兵，你看那軍裝!連紅五星都沒有!中欣他們就問父親，父親說，看電影!哪那麼多話?
可可的父親說，那部電影中有一個師長，叫王銘章，四川人。在那場血戰中陣亡，他的靈柩運到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武漢，全城老少夾道迎靈，各種供品擺滿了一條街。還開了一個隆重的追悼大會，國共兩黨的要人都出席了，都發表了聲情並茂熱血沸騰的演講。那是武漢人很難忘記的一天。中國人民第一次從日寇勢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線勝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國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親的從軍，是不是和那個戰死的王師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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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欣認識可可的時候，可可正是一個年輕激進的反特權主義者。為此，在人們都平和下來的時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長一段日子的折騰。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兒正在走近一個異類時，正是可可被單位審查的時候。外調人員跑到北京，發現可可未來的岳父竟是一個資深老幹部，便驚慌地向老人家報告了這一切。可可的岳父當時就打電話給自己的女兒，對女兒說，你要進了他的家門，就永遠不要回來了。女兒說，我已經進了他們家的門。可可是好人，可可家裡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們說的那一套了。父親說，老子和國民黨打了一輩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國共合作。女兒說，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測量的。父親說，這些情況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為國民黨搞測量的，畫了地圖，好來打共產 黨。女兒說，他給共產 黨畫地圖的時間比國民黨還長。地圖總是要畫的，我們許多的地圖，都是他們幾代人畫出來的。父親說，他是穿軍裝的你知不知道，穿國民黨的軍裝，軍銜是少將，罪大惡極了。女兒說，可可的父親是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軍裝的，他也差一點被打死。我現在不跟你吵了，你什麼時候來，你跟可可他爸爸當面談。再說，我是要嫁給可可的呀。父親說，那個楊可可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他反對老幹部。女兒說，他反對老幹部里的壞人壞事，林彪也是老幹部呢……電話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厲害，差一點傷了父女之情。
父親讓女兒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兒卻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結婚一個月之後。
那是一個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時期，各種說法各種做法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中欣的父親已失去了許多昔日的道理，就連他自己也很難說准明天會怎樣。一個個歷次運動中“惡名累累”的老幹部復出，一批批幾十年的老地富反壞摘了帽子，五七年幾十萬“猖狂向党進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許多他當年親手打下去的人。他們許多人從青海，從新疆，從各個窮鄉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計找到他，遞上各種各樣的申訴材料。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階級鬥爭也不再講了，還有那個被他一生奉為神聖的偉大領袖，也被說成是犯了錯誤……那是一個所有的觀念，所有的規則，所有的理論都在變動都在窺測去向的時刻，誰也不知道往後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對不對。可可後來想，中欣的父親大約正是在這種惶惑中，才沒有將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對父親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時候，他也會用最強有力的手段來解決這一他深惡痛絕又很傷尊嚴的問題。後來中欣知道，還有兩個原因，使他們和父親緩和了這一衝突。一是中欣的父親正面臨他事業的一次關口：中組部調他到中央黨校部長班學習，準備到新時期的高級領導崗位去挑重擔。另一個原因是中欣的母親到武漢來做了一次暗訪。這次暗訪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點也沒覺察。不知中欣的母親暗訪到了一些什麼，回去以後便開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這是北定後來告訴她的。
可可第一次見岳父，是他和中欣結婚一個月之後。直到那時，他們的婚姻也沒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許可。就連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調。他們更傾向於找一個同階層人家的兒媳。這兩個從未溝通過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著那麼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當時都沒有住房，便擠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許多日常的接觸，可可的父母也就漸漸地將中欣當作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來看了。他們對中欣那樣的家庭，既有著一種對統治者的敬畏，也有著一種源於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負。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雙雙把家還，對老趙家來說，無疑是一次挑戰。臨到進家門時，中欣對可可說，如果他們稍有一點非禮的反應，我們掉頭就走。可可卻說，我想不會，敵國開仗，還不斬來使呢。我們回來，就是一種來使的姿態。只要能開口說了第一句話，下面的話就好說了。看著可可那副自信的樣子，中欣說，你像是回你家一樣!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順利平靜，中欣的媽媽甚至將他們的新房都布置好了。中欣的父親還在中央黨校學習，這使得一對新婚夫婦進家門有了一層緩衝。中欣的媽媽做得非常得體，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就像迎回了一個稱心如意的乘龍快婿。還約回了近處幾個已經成家的兒女，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算是為新人補辦了一桌喜酒。
關於中欣的母親和他們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後來的一些年中逐漸地了解到的。了解了這一切之後，他才知道，岳母在內心裡是如何珍視甚至是羨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親是大家閨秀。她父親在白洋淀一帶是有名的士紳，縣裡最好的一所中學就是他辦的。抗戰勝利後，地方政府時興選舉了，結果他被選上了縣長。那位縣黨部的老黨棍被選掉。只是沒想到，這個當時全縣開心的進步事件，十幾年以後給他一家帶來了滅頂之災。解放戰爭時，中欣的媽媽偷偷離家，跑到了延安。那時她十六歲。有了她的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兒的第二次叛逆。
那時的延安，一批已安頓下來的老幹部正如饑似渴地盼望有一個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輕女子，從一踏上這塊土地，便被虎視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這塊嚴格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種簡單又原始的制度進行分配。有資格討女人的，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八年軍齡，或八年黨齡，團級以上幹部。簡稱“二八團”。中欣的母親到延安時，中欣的父親這幾條早就夠了，且一表人材，血氣方剛。不知組織部門怎麼掰開了揉碎了地做了幾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親騎了一匹高頭大馬，帶了一個警衛員，牽著一隻溫馴的小毛驢，到自然科學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親馱走了。這一馱走就是半個世紀，直到前幾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