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頁
問：你覺得中國什麼地方比較好?
潘文：青島，昆明。因為我太太老家是雲南的，所以我們老去，覺得特別好。節奏很慢，很輕鬆。但是作為建設，青島、大連和成都都不錯。
問：你覺得中國的記者和美國的記者在職業素養方面有差距嗎?
潘文：我對中國記者拿車馬費有意見，但這跟中國記者的低工資有關係。有一些節目或者版可以整個買下來，然後去做GG，我覺得這也是個問題。問題在於很多記者拿到很好的新聞，但沒有辦法發，慢慢的也就麻木了。這種情況慢慢會好一些的，而且也已經改了很多。我認識一些中國記者，他們水平非常高。隨著中國媒體的發展，這些問題會慢慢減少。
問：回到前面您談論的戰地記者生涯。我覺得這種心態還是有適應的過程。剛開始在電視上看見炸彈爆炸的時候還覺得很有衝擊，但後來看多了，也就跟電子遊戲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歡戰爭，我有好幾個朋友，多半都是攝影記者，他們都是瘋子。他們也不是特別喜歡追求殘酷的東西，只不過覺得沒有rock&roll,就不好玩，這樣想的有一幫人，但他們不是想引起戰爭。只不過需要那種東西，有點上癮，像吸毒一樣。我有個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殺了，那個人到最後都一直想要那個東西，我們都不懂為什麼。
問：你說最開始寫感興趣的東西，後來又說為受眾寫，這是不是個轉變的過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對什麼東西感興趣的話，肯定要把他變成故事講給大家聽，給大家看。我覺得不是轉變。我覺得什麼事情發生了我都想會告訴別人，我不是一位會保守秘密的人。所以，這是一條線。有意思，想告訴他，就是這個過程。
問：但你剛才好像提到要考慮受眾的接受，是不是這樣?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覺得我感興趣，你肯定也會感興趣。
問：你覺得你觀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數人相同的嗎?
潘文：對，可以給他們打個招呼嘛。我們都是人，都很好奇。
問：就你在中國接觸國家官員的經歷，談一談對中國國家官員的看法。
潘文：我覺得40歲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層領導我見了江澤民，見了錢其琛，我覺得他們兩位很有意思。
問：不說最高領導人，就說一般的官員。
潘文：我覺得要看什麼地方，你到了一個很落後的地方，出來一個縣長，跟你講話很有意思。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體制的問題，有的人思想很活躍。
問：就談談你對他們個人的感受。
潘文：個人的感受，我覺得他們都很好，喝一點酒，大家都比較融洽了。
問：只是喝酒嗎?
潘文：我當然是在實話實說，因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個人陪同。我覺得有點過火了。後來跟他們在一起，我就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愛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問：那是你喝的多還是他們喝的多?
潘文：我們都喝的比較多，我們是在吃水煮魚。我覺得很關鍵的是官方安排採訪的話比較彆扭，我能理解為什麼。因為我是國外的媒體，又是《華盛頓郵報》，我又是個美國人，他們覺得很新鮮，應該這樣子。
問：你剛才說你很關注中國的西部，這些省份你都去過了嗎?
潘文：對，都去過了。
問：那你去了以後就更加關心中國的民族問題了。你最關心哪個民族?
潘文：我對維族比較感興趣?
問：他們什麼東西吸引你?
潘文：他們自己。他們30年代以前都沒有把自己當成維族人，而是把自己當成喀什族，吐魯番的，伊犁的等等。後來30年代中國的人類學家到那裡去，把他們都叫做了維族。他們也就覺得自己成為了一個民族。我讀了很多書。當時他們對自己的認同是根據地域的，吐魯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結婚，但他們是不同的人，後來才成了大的維族。我想中國人類學家在這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還有南疆和北疆之間的區別，南疆也有很多區別。
問：你覺得維族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沒有不滿的地方?
潘文：他們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滿，但是他們中的受益者當然沒有不滿情緒。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問：您剛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樣的人，那作為記者，採訪江主席的時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麼方面呢?
潘文：我見到他的時候特別想花兩個小時，問他個人生活怎麼樣，晚上睡覺之前看不看書，如果看書，看什麼書?這種話題應該比較有意思嘛。文革的時候他幹了什麼，有沒有受害?因為採訪他時，《華盛頓郵報》有幾個副總編輯在場，我們有專門的採訪話題――中美關係。
問：你採訪江西爆炸案的時候，有沒有跟他們說你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潘文：有，我跟他們說完了以後，又跟他們說我是國外的記者。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華盛頓郵報》，那是在江西比較遠的地方。不過，反正他們都知道我是外國人，因為我有口音嘛，他們都能聽出來。
問：有的中國媒介記者搞隱性採訪，你覺得可以嗎?
潘文：那不行，我不會這樣做。電話採訪可以，但我必須告訴對方我是記者。如果有一個人說我願意接受採訪，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麼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會說我不是記者，我們偷偷去什麼地方。
問：你很多事實是需要核實的，電話採訪怎麼核實呢?
潘文：但是我們不應該憑一個來源寫稿，應該根據好幾個來源來寫。比如說我電話採訪你，又電話採訪他，又電話採訪她，如果你們說的都一樣，或者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那麼我想我可以寫了。江西那些農民，我們採訪了好幾家，他們說的都是一模一樣的。農民現在特別願意跟老外講話，比工人還要願意。因為他們沒有單位，所以不怕。單位這個思想現在在中國還是很重的。工人不太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問：中國去年曾經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記者知道哪個考場會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鏡頭，到時候把人家暴光。這種事情在美國會發生嗎?
潘文：也許會發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話，他自己也成了新聞了。在美國，揭露媒體本身問題的新聞也很多。
問：有的記者為了採訪盜版光碟，不暴露自己的記者身份，裝成顧客去買，這個也是違反嗎?
潘文：電視台很需要那些鏡頭，他們的道德觀點和我們文字記者還是有區別。他們偷偷的到什麼地方去，拍下來，給觀眾還是很多刺激的。我不會這樣做，《華盛頓郵報》不允許。在美國他們也常常這樣做，但我們不會。
問：我知道美國很多報紙都有自己的網站，您是否知道什麼網站沒有報紙或者雜誌的背景，還能做的出色嗎?
潘文：像Salon,Slate都是網上的雜誌，他們都沒有報紙或者雜誌在背景。但他們都沒法賺錢，雖然還沒有關閉，但也快了。因為他們沒有收入。《華盛頓郵報》網站每年燒錢4000萬美元。
潘文：青島，昆明。因為我太太老家是雲南的，所以我們老去，覺得特別好。節奏很慢，很輕鬆。但是作為建設，青島、大連和成都都不錯。
問：你覺得中國的記者和美國的記者在職業素養方面有差距嗎?
潘文：我對中國記者拿車馬費有意見，但這跟中國記者的低工資有關係。有一些節目或者版可以整個買下來，然後去做GG，我覺得這也是個問題。問題在於很多記者拿到很好的新聞，但沒有辦法發，慢慢的也就麻木了。這種情況慢慢會好一些的，而且也已經改了很多。我認識一些中國記者，他們水平非常高。隨著中國媒體的發展，這些問題會慢慢減少。
問：回到前面您談論的戰地記者生涯。我覺得這種心態還是有適應的過程。剛開始在電視上看見炸彈爆炸的時候還覺得很有衝擊，但後來看多了，也就跟電子遊戲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歡戰爭，我有好幾個朋友，多半都是攝影記者，他們都是瘋子。他們也不是特別喜歡追求殘酷的東西，只不過覺得沒有rock&roll,就不好玩，這樣想的有一幫人，但他們不是想引起戰爭。只不過需要那種東西，有點上癮，像吸毒一樣。我有個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殺了，那個人到最後都一直想要那個東西，我們都不懂為什麼。
問：你說最開始寫感興趣的東西，後來又說為受眾寫，這是不是個轉變的過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對什麼東西感興趣的話，肯定要把他變成故事講給大家聽，給大家看。我覺得不是轉變。我覺得什麼事情發生了我都想會告訴別人，我不是一位會保守秘密的人。所以，這是一條線。有意思，想告訴他，就是這個過程。
問：但你剛才好像提到要考慮受眾的接受，是不是這樣?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覺得我感興趣，你肯定也會感興趣。
問：你覺得你觀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數人相同的嗎?
潘文：對，可以給他們打個招呼嘛。我們都是人，都很好奇。
問：就你在中國接觸國家官員的經歷，談一談對中國國家官員的看法。
潘文：我覺得40歲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層領導我見了江澤民，見了錢其琛，我覺得他們兩位很有意思。
問：不說最高領導人，就說一般的官員。
潘文：我覺得要看什麼地方，你到了一個很落後的地方，出來一個縣長，跟你講話很有意思。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體制的問題，有的人思想很活躍。
問：就談談你對他們個人的感受。
潘文：個人的感受，我覺得他們都很好，喝一點酒，大家都比較融洽了。
問：只是喝酒嗎?
潘文：我當然是在實話實說，因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個人陪同。我覺得有點過火了。後來跟他們在一起，我就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愛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問：那是你喝的多還是他們喝的多?
潘文：我們都喝的比較多，我們是在吃水煮魚。我覺得很關鍵的是官方安排採訪的話比較彆扭，我能理解為什麼。因為我是國外的媒體，又是《華盛頓郵報》，我又是個美國人，他們覺得很新鮮，應該這樣子。
問：你剛才說你很關注中國的西部，這些省份你都去過了嗎?
潘文：對，都去過了。
問：那你去了以後就更加關心中國的民族問題了。你最關心哪個民族?
潘文：我對維族比較感興趣?
問：他們什麼東西吸引你?
潘文：他們自己。他們30年代以前都沒有把自己當成維族人，而是把自己當成喀什族，吐魯番的，伊犁的等等。後來30年代中國的人類學家到那裡去，把他們都叫做了維族。他們也就覺得自己成為了一個民族。我讀了很多書。當時他們對自己的認同是根據地域的，吐魯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結婚，但他們是不同的人，後來才成了大的維族。我想中國人類學家在這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還有南疆和北疆之間的區別，南疆也有很多區別。
問：你覺得維族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沒有不滿的地方?
潘文：他們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滿，但是他們中的受益者當然沒有不滿情緒。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問：您剛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樣的人，那作為記者，採訪江主席的時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麼方面呢?
潘文：我見到他的時候特別想花兩個小時，問他個人生活怎麼樣，晚上睡覺之前看不看書，如果看書，看什麼書?這種話題應該比較有意思嘛。文革的時候他幹了什麼，有沒有受害?因為採訪他時，《華盛頓郵報》有幾個副總編輯在場，我們有專門的採訪話題――中美關係。
問：你採訪江西爆炸案的時候，有沒有跟他們說你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潘文：有，我跟他們說完了以後，又跟他們說我是國外的記者。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華盛頓郵報》，那是在江西比較遠的地方。不過，反正他們都知道我是外國人，因為我有口音嘛，他們都能聽出來。
問：有的中國媒介記者搞隱性採訪，你覺得可以嗎?
潘文：那不行，我不會這樣做。電話採訪可以，但我必須告訴對方我是記者。如果有一個人說我願意接受採訪，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麼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會說我不是記者，我們偷偷去什麼地方。
問：你很多事實是需要核實的，電話採訪怎麼核實呢?
潘文：但是我們不應該憑一個來源寫稿，應該根據好幾個來源來寫。比如說我電話採訪你，又電話採訪他，又電話採訪她，如果你們說的都一樣，或者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那麼我想我可以寫了。江西那些農民，我們採訪了好幾家，他們說的都是一模一樣的。農民現在特別願意跟老外講話，比工人還要願意。因為他們沒有單位，所以不怕。單位這個思想現在在中國還是很重的。工人不太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問：中國去年曾經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記者知道哪個考場會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鏡頭，到時候把人家暴光。這種事情在美國會發生嗎?
潘文：也許會發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話，他自己也成了新聞了。在美國，揭露媒體本身問題的新聞也很多。
問：有的記者為了採訪盜版光碟，不暴露自己的記者身份，裝成顧客去買，這個也是違反嗎?
潘文：電視台很需要那些鏡頭，他們的道德觀點和我們文字記者還是有區別。他們偷偷的到什麼地方去，拍下來，給觀眾還是很多刺激的。我不會這樣做，《華盛頓郵報》不允許。在美國他們也常常這樣做，但我們不會。
問：我知道美國很多報紙都有自己的網站，您是否知道什麼網站沒有報紙或者雜誌的背景，還能做的出色嗎?
潘文：像Salon,Slate都是網上的雜誌，他們都沒有報紙或者雜誌在背景。但他們都沒法賺錢，雖然還沒有關閉，但也快了。因為他們沒有收入。《華盛頓郵報》網站每年燒錢400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