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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孫有忠：世界信息傳播主要是西方向東方、北方向南方。《南華早報》作為東方的西文報紙將發揮什麼作用。你們的報紙在選取各個通訊社的稿件時，採取了什麼標準，有沒有偏見?你們對中美撞機事件的報導看來是中性的。
羅伯特：我們採用各個通訊社的稿件，並沒有特別的傾向，包括新華社、美聯社、路透社……我們主要考察報導的質量。中美關係是國際關係中重要的一環，關於中美撞機事件，首先我們不贊成使用“衝突”一詞，這樣說是不恰當的。我們力求使我們的新聞立場客觀公正，使我們的讀者能看到來自中美兩方的意見。新聞應該是中性的，言論可以有一定傾向。我們的目標是讓讀者對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報紙本身都不代表美國政府。我們嘗試使用不同的新聞源，而不是簡單地以西方或者東方為主。
我覺得中國政府使我們比較難以進行新聞工作，在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有信息公開的法律，我們與政府官員有較多的聯繫。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發言人，作為部門負責人的助手他們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門負責人的想法。他們有權向新聞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發展狀況，以及政府的決定。這在中國很少見，即使有發言人，他們中能說的也不多。外國記者很難與政府官員接觸，尤其是敏感部門的官員。我們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紹，發生了什麼事，某個人將採取什麼行動等等。我們感覺中國政府不善於利用和操縱媒體。在西方國家，得到有新聞價值的消息相對容易一些。因此中國的聲音只能通過外交部發言人和《人民日報》發出，中國官員不了解利用媒體可以提高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上傳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員來接受記者，特別是外國記者的採訪。
學生：成功的記者需要什麼本質，您記者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次採訪是哪一次?
羅伯特：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我想是好奇心、好學、具備歷史、社會趨勢和人文知識，用簡潔語言寫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成為記者，這和天賦沒有關係。我的家人沒有從事新聞行業的，我出生在小城鎮的小農場裡。但是我看了很多報紙，最初我想做報導棒球的體育記者。我採訪過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我作為《華爾街日報》的國際通訊員隨基辛格訪問中國和莫斯科。基辛格是個可怕的上司，他動不動就對他的下屬大叫大嚷，但是對記者他倒很客氣。他和記者經常在飛機上集會，討論下一步的計劃，我們要做什麼等等。他雖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記者保持密切接觸的做法讓人很難忘。我採訪過瑪格麗特?柴契爾幾次，她個性很強，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採訪過周恩來?您是周恩來見過的第一批美國記者。
羅伯特：那不能說是採訪，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採訪，當然不是他的錯，是我們記者的錯。我們沒有向他提出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我們很疑惑為什麼我們會得到邀請，那天包括我們的妻子在內只請了6個人，那時候中國領導人與美國人吃晚餐是很不尋常的。為什麼周總理會請了我們?我們猜測中美關係會有一些變化，這是個小小的政治信號。後來基辛格秘密訪華，證實了這個猜測。但是在整個晚餐的兩個小時裡，我們一直在想周總理為什麼會邀請我們。
企業家誕生的環境
愛德華?羅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個商業公司鼓勵創業一樣。這兒我要舉一個成功典範，這個典範對於在座的各位啟發是恰到好處的，因為這個典範現在就坐在我的旁邊，他就是張朝陽。
愛德華?羅伯特先生是美國知名的風險投資專家。作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資深教授，他負責技術管理學的教學工作。自1967年始，愛德華?羅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學院技術管理研究項目，他是MIT創業者論壇創始人和主席，以及技術管理研究國際中心主席之一。基於他對創業學會的貢獻，MIT創業論壇設立“愛德華?羅伯特青年創業家傑出領袖獎”，以獎勵年輕有為的創業精英。
非常高興能到清華大學來演講。我和我的夫人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
兩年前，當朱 基總理到麻省來訪問時，他談到他在清華度過的求學歲月，他總是把清華大學說成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他對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說，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學院來學習並獲得學位，但不是要一個名譽上的學位，而通過真正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他談到清華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而麻省理工學院是麻省的劍橋大學。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夠到清華來演講，談談我對麻省理工學院和劍橋大學的獨特性的認識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華大學應該考慮的一些挑戰。
所以，今天我想談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獨特性，演講的題目是企業家誕生的環境，他們是新興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別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創建者。
今天我在演講中會以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的視角，來看待為什麼在麻省理工學院這樣一個科技和學術性的機構會源源不斷地有大量的大學生、研究生、教員離開大學創建令人興奮的新公司，在各個領域作出貢獻。我演講的目的是給你們提出一種挑戰：清華是否，能否將會出現類似的現象。在演講完後，會有半個小時的提問時間。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戰性的提問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學校必須有一種開放的和讚許的政策，對創業機制給予完全的支持，要讓人們知道學校與創業掛鉤不僅是一個合法的事情，而是一個受人尊敬和稱羨的事情。學校應該與企業建立密切的關係，學校的教授應該被允許與公司和企業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經常進行諮詢。
一年前，當我在研究高科技企業家的時候，我參加了英國的一個巡迴講座。在英國一所著名理工大學(相當於英國的清華大學,或英國MIT)，我拜見了該校的校長，在談到學生創業時，他說他的學校也有著相類似的事情。我就問他這樣的事情發生的頻率高嗎?他說很難講，但確存在。我就問他，學校的教職員工與各行業聯繫緊密嗎?他說有聯繫。我又問他們花在與企業的諮詢上的時間是怎樣的?他說很難知道學校的教授與公司在一起的時間有多少。我說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時間與工業公司在一起，給公司擔任顧問。校長感到很驚訝，他說怎麼可以讓教員這樣做?要在學術上負責的話，我們決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英國皇家院校里。這樣真會損害我們一流的教學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在MIT的與眾不同之處，那就是在MIT，教員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時間是與企業在一起工作，這不僅不會威脅到我們的教學和研究，相反會很有裨益。它會確保我們的教學和研究處於現實世界令人振奮的項目的最前沿陣地;它會確保我們的師生不僅僅在課堂和實驗室的學習，而且在工業的前沿學會如何發現問題;它會確保一旦在實驗室學到東西會很快的轉移運用到企業中去。MIT是一個年輕的學院，自1860創立以來，她就倡導一種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個注重實踐的地方。教師的職責是從事教學和研究並將知識應用到企業中去，解決科技中的難題。從130年以來沿襲的優良傳統所遵循的科學態度是和企業的緊密融合，師生不僅是作諮詢而已，他們可以自己行動自己創業。這已經是學校政策的一部分，學校行政處贊同師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開新公司，而不僅僅是給老的公司做顧問。開始是贊同進行與公司緊密相連的項目，到現在是更加靈活鼓勵的政策，讓教員和行政官員自己成為他人效仿的典範。在MIT的歷史上，你會發現層出不窮的成功創業的範例。他們從MIT出去後不僅是進行諮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帶到外部世界。
羅伯特：我們採用各個通訊社的稿件，並沒有特別的傾向，包括新華社、美聯社、路透社……我們主要考察報導的質量。中美關係是國際關係中重要的一環，關於中美撞機事件，首先我們不贊成使用“衝突”一詞，這樣說是不恰當的。我們力求使我們的新聞立場客觀公正，使我們的讀者能看到來自中美兩方的意見。新聞應該是中性的，言論可以有一定傾向。我們的目標是讓讀者對事件有全面的了解。我和報紙本身都不代表美國政府。我們嘗試使用不同的新聞源，而不是簡單地以西方或者東方為主。
我覺得中國政府使我們比較難以進行新聞工作，在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有信息公開的法律，我們與政府官員有較多的聯繫。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發言人，作為部門負責人的助手他們了解主要事件，了解部門負責人的想法。他們有權向新聞界公布事件的原由和發展狀況，以及政府的決定。這在中國很少見，即使有發言人，他們中能說的也不多。外國記者很難與政府官員接觸，尤其是敏感部門的官員。我們一般只能得到一些背景介紹，發生了什麼事，某個人將採取什麼行動等等。我們感覺中國政府不善於利用和操縱媒體。在西方國家，得到有新聞價值的消息相對容易一些。因此中國的聲音只能通過外交部發言人和《人民日報》發出，中國官員不了解利用媒體可以提高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上傳播。因此政府要有高水平的官員來接受記者，特別是外國記者的採訪。
學生：成功的記者需要什麼本質，您記者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次採訪是哪一次?
羅伯特：這是個複雜的問題，我想是好奇心、好學、具備歷史、社會趨勢和人文知識，用簡潔語言寫作的能力。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成為記者，這和天賦沒有關係。我的家人沒有從事新聞行業的，我出生在小城鎮的小農場裡。但是我看了很多報紙，最初我想做報導棒球的體育記者。我採訪過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我作為《華爾街日報》的國際通訊員隨基辛格訪問中國和莫斯科。基辛格是個可怕的上司，他動不動就對他的下屬大叫大嚷，但是對記者他倒很客氣。他和記者經常在飛機上集會，討論下一步的計劃，我們要做什麼等等。他雖然不透露任何秘密，但是他和記者保持密切接觸的做法讓人很難忘。我採訪過瑪格麗特?柴契爾幾次，她個性很強，直率得令人生畏。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你採訪過周恩來?您是周恩來見過的第一批美國記者。
羅伯特：那不能說是採訪，只是一起吃晚餐。那不是一次成功的採訪，當然不是他的錯，是我們記者的錯。我們沒有向他提出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我們很疑惑為什麼我們會得到邀請，那天包括我們的妻子在內只請了6個人，那時候中國領導人與美國人吃晚餐是很不尋常的。為什麼周總理會請了我們?我們猜測中美關係會有一些變化，這是個小小的政治信號。後來基辛格秘密訪華，證實了這個猜測。但是在整個晚餐的兩個小時裡，我們一直在想周總理為什麼會邀請我們。
企業家誕生的環境
愛德華?羅伯特
政府就像是一個商業公司鼓勵創業一樣。這兒我要舉一個成功典範，這個典範對於在座的各位啟發是恰到好處的，因為這個典範現在就坐在我的旁邊，他就是張朝陽。
愛德華?羅伯特先生是美國知名的風險投資專家。作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資深教授，他負責技術管理學的教學工作。自1967年始，愛德華?羅伯特教授一直主持斯隆學院技術管理研究項目，他是MIT創業者論壇創始人和主席，以及技術管理研究國際中心主席之一。基於他對創業學會的貢獻，MIT創業論壇設立“愛德華?羅伯特青年創業家傑出領袖獎”，以獎勵年輕有為的創業精英。
非常高興能到清華大學來演講。我和我的夫人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
兩年前，當朱 基總理到麻省來訪問時，他談到他在清華度過的求學歲月，他總是把清華大學說成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他對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說，他希望某一天，他能到真正的麻省理工學院來學習並獲得學位，但不是要一個名譽上的學位，而通過真正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他談到清華是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而麻省理工學院是麻省的劍橋大學。
我一直在想有一天能夠到清華來演講，談談我對麻省理工學院和劍橋大學的獨特性的認識和理解，以及北京的清華大學應該考慮的一些挑戰。
所以，今天我想談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獨特性，演講的題目是企業家誕生的環境，他們是新興的公司的建立者，特別是一些高科技的公司的創建者。
今天我在演講中會以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的視角，來看待為什麼在麻省理工學院這樣一個科技和學術性的機構會源源不斷地有大量的大學生、研究生、教員離開大學創建令人興奮的新公司，在各個領域作出貢獻。我演講的目的是給你們提出一種挑戰：清華是否，能否將會出現類似的現象。在演講完後，會有半個小時的提問時間。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接受具有挑戰性的提問是一件通常的事情。
首先，學校必須有一種開放的和讚許的政策，對創業機制給予完全的支持，要讓人們知道學校與創業掛鉤不僅是一個合法的事情，而是一個受人尊敬和稱羨的事情。學校應該與企業建立密切的關係，學校的教授應該被允許與公司和企業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經常進行諮詢。
一年前，當我在研究高科技企業家的時候，我參加了英國的一個巡迴講座。在英國一所著名理工大學(相當於英國的清華大學,或英國MIT)，我拜見了該校的校長，在談到學生創業時，他說他的學校也有著相類似的事情。我就問他這樣的事情發生的頻率高嗎?他說很難講，但確存在。我就問他，學校的教職員工與各行業聯繫緊密嗎?他說有聯繫。我又問他們花在與企業的諮詢上的時間是怎樣的?他說很難知道學校的教授與公司在一起的時間有多少。我說在MIT，教授每周有一天的時間與工業公司在一起，給公司擔任顧問。校長感到很驚訝，他說怎麼可以讓教員這樣做?要在學術上負責的話，我們決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英國皇家院校里。這樣真會損害我們一流的教學和研究的能力的。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在MIT的與眾不同之處，那就是在MIT，教員每周有一天或更多的時間是與企業在一起工作，這不僅不會威脅到我們的教學和研究，相反會很有裨益。它會確保我們的教學和研究處於現實世界令人振奮的項目的最前沿陣地;它會確保我們的師生不僅僅在課堂和實驗室的學習，而且在工業的前沿學會如何發現問題;它會確保一旦在實驗室學到東西會很快的轉移運用到企業中去。MIT是一個年輕的學院，自1860創立以來，她就倡導一種不同的理念，那就是MIT是一個注重實踐的地方。教師的職責是從事教學和研究並將知識應用到企業中去，解決科技中的難題。從130年以來沿襲的優良傳統所遵循的科學態度是和企業的緊密融合，師生不僅是作諮詢而已，他們可以自己行動自己創業。這已經是學校政策的一部分，學校行政處贊同師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開新公司，而不僅僅是給老的公司做顧問。開始是贊同進行與公司緊密相連的項目，到現在是更加靈活鼓勵的政策，讓教員和行政官員自己成為他人效仿的典範。在MIT的歷史上，你會發現層出不窮的成功創業的範例。他們從MIT出去後不僅是進行諮詢工作，而是把MIT的科技帶到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