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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抵滬的次晨,我去武康路一○六弄八號探望陳同生同志,當時他是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是我的老友,也是領導。我看見他一身病痛,只和他談了半小時,告訴了他我來滬退房事,就告辭了。他要去華東醫院看病,送我到樓下大門口。平時陳同生同志細白的臉上常帶著笑容,講一口抑揚頓挫的四川話,聲音清脆,思路敏捷,說話風趣,話匣子一開,古今中外就說不完地說。他待人誠懇、和藹可親、最關心人,總是喜笑顏開、滿面春風,給人以愉快的感覺。今天見他,除病容外,神態異常憂鬱。為什麼呢?我有些擔心。啊!誰能料到,這竟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他消瘦的病容和憂鬱的神情,至今猶在眼前。

  陳同生和夫人張逸誠倆的生活向來樸素,雖然是上海市統戰部部長,所住房卻只是兩間一套的公寓,室內布置也極簡單。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他曾被捕入獄達四年之久。他以不屈不撓的堅強革命意志戰勝了敵人。誰知陳同生同志竟慘死於「四人幫」手裡!他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下午,我又去看望了老戰友田雲樵。第三天上午,就去市委找曹荻秋市長。因他正急於準備當晚去北京開會,吩咐秘書和我談。我對秘書說:「從我遷居北京後,承市委關心我身體不好,來上海住錦江飯店不安靜,堅決留下復興西路一四七號房子並代我付房租,我很感謝黨對我的照顧。但現在運動起來了,群眾若提意見於公於私都不好,希望退掉,換一間給看房人劉忠海四口人住。」秘書同意我的意見,即指示房管局照我的建議處理。約一個月時間,換到武康路三九八號一大間,給小劉一家居住;淮海西路一五二八號二樓一間一套的公寓,給我備用。

  我在滬換房期間,知道公布了毛主席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及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會後,百萬群眾的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廣場時,接受毛主席的檢閱。8月23日起,新華社連續報導首都和各地紅衛兵走上街頭,橫掃「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聽到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我感覺到運動已確實轟轟烈烈地開始了。但是,為什麼這樣搞,它的目的是什麼?依然不明白。

  三、上海紅衛兵起來了

  大概在8月23日,當我從復興西路準備搬去淮海西路前兩天的中午,我正在吃午飯,婦產科女醫生、老友鄭素因面紅耳赤、頗帶酒意地闖進屋來,大聲說:「啊呀,你還在吃飯,你不出外看看,市面上各街道、各商店,連路牌都是一片紅色了。還有人圍著男女青年們剪小褲腳、剪長發。」我問:「什麼事?」她回答:「誰知道,你快去外邊看看!」我擱下碗筷,急急忙忙梳洗了一下,拿了車錢,下樓叫了一部雙人三輪車,要車夫東、南、西、北地跑了一圈。在回家的路上,確實看見好幾處在剪褲腳、剪頭髮。就在離家不遠的路上,我自己突然也被人群叫停了車,被包圍著。上來一男一女抓著我的腳,氣沖沖地叫喊:「你們看,這不是尖頭皮鞋嗎?」

  說著,便勒令我立刻脫下。「這哪裡是尖頭皮鞋呢?你們仔細看看!」我笑嘻嘻地對群眾說。正在彼此爭辯間,另外一個年紀較大些的男子,把檢查我的一男一女拉開,看了我的鞋,說:「不太像。」又衝車夫說了聲「走!」就放我走了。這時天近黃昏,我也不想回家了,直到女友徐淑君夫婦家(我稱他倆王公公、王婆婆)。

  她家人正在樓梯半腰的窗口擠看外面的熱鬧,我也擠進去眺望。這窗戶對面的馬路就是上海長寧區區委辦事處。我們看見群眾敲鑼打鼓,紅旗飄揚,有些人唱著歌,有的人叫喊口號,隊伍整齊地向區委辦事處一批批地魚貫而入。馬路上,一群群的人圍觀著剪髮、剪小褲腳的現場,人越來越多,吵吵嚷嚷,當時大家目瞪口呆,莫名其妙。但我卻憑著純樸的革命信念,對這種景象產生了一種興奮,而又帶著幾分迷茫的激情。

  四、在上海的遭遇

  被紅衛兵抄家批鬥 晚上回來就準備搬家,決定次日遷入新居。忽接國瑛女從北京打到上海的長途電話,她在電話里頗為激動地說:「媽媽,家裡已被紅衛兵抄了,打破、砸爛、燒毀了好些東西,還搶走了一卡車物品,搞得~塌糊塗!」我答道:「好,很好。這樣,今後免得再為保管它們操心了!」國瑛女又說:「媽媽,你現在不要回來。回來時要把頭髮剪短!」女兒再三叮嚀。次日上午,復興西路住房鄰居來探望,我把國瑛女在電話里說的和我怎樣回答的告訴了她,她驚訝地說我真樂觀。第二天晚上11時左右,我和堂妹董國楨(小名根娣)剛剛入睡,忽然有人「咚咚」亂敲門,大聲叫「開門!開門!」從緊張的聲音中聽上去不止一人。我和堂妹急忙起床、穿衣,我倆面面相覷,不知會發生什麼事。我急步前去開門,只見來勢洶洶,進來男女六七個人,除一人年紀較大外,其餘看上去都是些初、高中學生。他們惡狠狠地說:「怎麼慢吞吞地不快開門?!」並且齊聲說:「我們是紅衛兵,來清四舊。」我看清每人左臂上都紮上一塊紅布,上寫「紅衛兵」。那幾個青年紅衛兵,手執大木棍,翻櫥倒櫃,問我:「有無『四舊』?快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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