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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駿先生在北京交通部遠洋局恢復工作後，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批鬥，含冤得病而離開了人世。右派問題，於1978年予以徹底平反了。他的家屬子女分居上海、北京、香港、台灣等地。
六、上海商務印書館黃警頑先生
黃警頑先生是浙江人。解放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社會人士稱他是商務印書館的交際博士。秉性善良、熱心助人，是一位愛國進步人士，曾在革命中出過力。他認識新加坡的華僑頗多。他是錦江座上客。
1930年，莊希泉托他介紹我去南洋教書。因我創辦群益紗管廠而未去成。我遷居北京後，有天早晨在景山公園遙見他衣衫襤樓在做運動。我走近和他握手問好，他見我異常高興，並告訴我住在東四本司胡同十三號東屋（好像這號）。因在公眾場所不便多談，次日我去探望他時，適逢他外出，我進屋觀察見約五平方米一間小屋，除小床外有一張小桌，書架是用磚塊砌成的，真是赤貧如洗。我出屋問鄰居，黃同志哪裡去了？鄰居回答：「黃同志每天清早就去圖書館，晚上回來。冬天因無錢買煤，白天就去圖書館過冬，一直如此。」之後，我將他的情況，告訴了他的老友莊希泉。莊希泉和我請他在王府井大街革華樓吃午飯。他吃飯速度特快。飯問他告訴：「解放後，來北京在中央美術學院工作，反右時戴上了帽子。從此，一直無收入。」我說：「應有三十元生活補助。」他說：「沒有。」飯后庄希泉給我錢，我倆合買了兩套藍布衣褲。次日他來我家，我把新衣和人民幣十二元送給他時，他動作快捷地把衣服和錢包好，一言不語地和我握手微笑、高興地拿走了。
事後，我和莊希泉老商量，如何進一步幫助他向上面反映。莊希泉老說：「右派帽子未摘掉之前，不便反映。」我見他生活無著，實在可憐，我忍不住，便向中央統戰部詳細地反映了有關他在解放前後的情況。統戰部先是給他三十元生活費，繼後摘帽平反，給他換房。接著他回滬與夫人、孩子團聚。上海統戰部又安排了他們適當的生活費用，並分配了一套單元房子。
黃警頑先生業已去世，他的孩子分散在上海、北京工作。
第三十三章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運動前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6月4日的《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我連日看到這些內容異常激烈的社論，感到一場運動已經發動了。我雖然不了解這次運動的性質、目的、作用，但不管怎樣，讀過這幾篇文章可以粗淺地體會到，這次運動來勢洶洶，與過去的運動大大不同。建國以後，已開展了多次政治運動，如果是為了教育人民，歷次的政治運動已經做了不少，取得了很大成績。正如1950年6月 29日周恩來總理在《關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一文中提到的：「三年來，由於我們進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在國內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勢力基本肅清了。」是的，在建國初期開展這三大運動，鞏固了新生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51年底到1952年中還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
1953年在教育界搞了全國性的院校調整，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思想改造。
1954年反對胡風分子。
1955年開展了全國性的肅反運動。
1957年開始整黨整風，接著開展了反右鬥爭。
1958年初開展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運動。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導下開展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深翻土地等等。不幸地在三面紅旗萬歲聲中迎來了三年自然災害（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出現了城鄉人民吃不飽，甚至餓死人的災難。
1959年工農業生產開始進行調整。
1960年至1962年生產恢復，各條戰線有所轉機。
1964年在農村進行「四清」運動。
1965年在文藝界批判《海瑞罷官》。
通過上述每年每月每日的運動，對人民的正反兩方面的教育確夠深刻了。現在又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颳起十二級紅色風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空前的，到底這是什麼運動？什麼教育？我不能理解。
二、一封上海來信
7月14日我接上海劉忠海（其父即為「錦江」物色名廚師的劉青雲）的來信說：
「運動開始了，我替您看守的這幢房子，如果群眾有意見就麻煩了，怎麼辦？」我意識到這次運動不平凡，頓時決定買車票南下，決心把上海復興西路一四七號三樓公寓房子退掉，免受批評。於是，按常例打電話給政協總務科，請代購車票。接電話的人說：「等一等。」過了一會兒，又在電話上回答：「大家要學習，沒有人給你去買。」「啪」的一聲，把電話掛上了。說話態度反常，更使我對這次運動的不平常有所領會，遂立刻自己買票，17日離京赴滬。
18日到了上海，我去復興西路一四七號租住處。一進屋，小劉見到我，異常高興地說：「老師，你說要來上海已好久好久了，現在真的來了。」但又緊張地告訴我：「居民群眾在講話了，說『房子空關著，叫人看守。』意思是老百姓還沒有房住呢！」「群眾說的對，我也想到了這點，所以接你信就立刻來上海退房來了。」
六、上海商務印書館黃警頑先生
黃警頑先生是浙江人。解放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社會人士稱他是商務印書館的交際博士。秉性善良、熱心助人，是一位愛國進步人士，曾在革命中出過力。他認識新加坡的華僑頗多。他是錦江座上客。
1930年，莊希泉托他介紹我去南洋教書。因我創辦群益紗管廠而未去成。我遷居北京後，有天早晨在景山公園遙見他衣衫襤樓在做運動。我走近和他握手問好，他見我異常高興，並告訴我住在東四本司胡同十三號東屋（好像這號）。因在公眾場所不便多談，次日我去探望他時，適逢他外出，我進屋觀察見約五平方米一間小屋，除小床外有一張小桌，書架是用磚塊砌成的，真是赤貧如洗。我出屋問鄰居，黃同志哪裡去了？鄰居回答：「黃同志每天清早就去圖書館，晚上回來。冬天因無錢買煤，白天就去圖書館過冬，一直如此。」之後，我將他的情況，告訴了他的老友莊希泉。莊希泉和我請他在王府井大街革華樓吃午飯。他吃飯速度特快。飯問他告訴：「解放後，來北京在中央美術學院工作，反右時戴上了帽子。從此，一直無收入。」我說：「應有三十元生活補助。」他說：「沒有。」飯后庄希泉給我錢，我倆合買了兩套藍布衣褲。次日他來我家，我把新衣和人民幣十二元送給他時，他動作快捷地把衣服和錢包好，一言不語地和我握手微笑、高興地拿走了。
事後，我和莊希泉老商量，如何進一步幫助他向上面反映。莊希泉老說：「右派帽子未摘掉之前，不便反映。」我見他生活無著，實在可憐，我忍不住，便向中央統戰部詳細地反映了有關他在解放前後的情況。統戰部先是給他三十元生活費，繼後摘帽平反，給他換房。接著他回滬與夫人、孩子團聚。上海統戰部又安排了他們適當的生活費用，並分配了一套單元房子。
黃警頑先生業已去世，他的孩子分散在上海、北京工作。
第三十三章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運動前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6月4日的《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我連日看到這些內容異常激烈的社論，感到一場運動已經發動了。我雖然不了解這次運動的性質、目的、作用，但不管怎樣，讀過這幾篇文章可以粗淺地體會到，這次運動來勢洶洶，與過去的運動大大不同。建國以後，已開展了多次政治運動，如果是為了教育人民，歷次的政治運動已經做了不少，取得了很大成績。正如1950年6月 29日周恩來總理在《關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一文中提到的：「三年來，由於我們進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在國內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勢力基本肅清了。」是的，在建國初期開展這三大運動，鞏固了新生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51年底到1952年中還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
1953年在教育界搞了全國性的院校調整，對知識分子進行了思想改造。
1954年反對胡風分子。
1955年開展了全國性的肅反運動。
1957年開始整黨整風，接著開展了反右鬥爭。
1958年初開展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運動。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指導下開展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深翻土地等等。不幸地在三面紅旗萬歲聲中迎來了三年自然災害（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出現了城鄉人民吃不飽，甚至餓死人的災難。
1959年工農業生產開始進行調整。
1960年至1962年生產恢復，各條戰線有所轉機。
1964年在農村進行「四清」運動。
1965年在文藝界批判《海瑞罷官》。
通過上述每年每月每日的運動，對人民的正反兩方面的教育確夠深刻了。現在又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颳起十二級紅色風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空前的，到底這是什麼運動？什麼教育？我不能理解。
二、一封上海來信
7月14日我接上海劉忠海（其父即為「錦江」物色名廚師的劉青雲）的來信說：
「運動開始了，我替您看守的這幢房子，如果群眾有意見就麻煩了，怎麼辦？」我意識到這次運動不平凡，頓時決定買車票南下，決心把上海復興西路一四七號三樓公寓房子退掉，免受批評。於是，按常例打電話給政協總務科，請代購車票。接電話的人說：「等一等。」過了一會兒，又在電話上回答：「大家要學習，沒有人給你去買。」「啪」的一聲，把電話掛上了。說話態度反常，更使我對這次運動的不平常有所領會，遂立刻自己買票，17日離京赴滬。
18日到了上海，我去復興西路一四七號租住處。一進屋，小劉見到我，異常高興地說：「老師，你說要來上海已好久好久了，現在真的來了。」但又緊張地告訴我：「居民群眾在講話了，說『房子空關著，叫人看守。』意思是老百姓還沒有房住呢！」「群眾說的對，我也想到了這點，所以接你信就立刻來上海退房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