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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四郎探母》的男主角楊四郎在道德上很不完美，從漢族的立場上看也很不愛國。但是楊四郎的行為卻仍然符合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普通百姓所認可的基本的倫理道德框架，而且，民眾正是通過這個故事的敘述以及流傳，建構起民族衝突的特定語境下對人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這一框架中，“義”的價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強化。
《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原因，就是大漢的楊四郎和番邦的鐵鏡公主相互之間通過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來的跨文化的信任。這種信任在表面上，系之於相互之間的盟誓，四郎在要向妻子透露自己曾是敵國大將的真實身份時，首先要求公主盟誓，他說是“我在南來你在番，千里的姻緣一線牽。公主對天盟誓願，本宮方肯吐真言。”同樣，公主表示願意協助丈夫盜取令箭讓他能夠前去探母時也要求四郎依樣畫葫蘆，“適才叫咱盟誓願，你對蒼天就表一番。”一句簡單的盟誓就構成了雙方在如此重大的、甚至是生死與之的事件上的絕對信任，當然不僅僅是由於對於咒語的迷信，更是由於雙方都存在對於對方遵守承諾的期待、以及應該能夠遵守承諾這種基本道德素質的信任。因此，在這裡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對於重然諾的人格戒律的依賴，換言之，是相信人之為人，是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操守的。遵守承諾，言而有信，並且知恩圖報，就是通常所說的“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在《三國演義》創造的世界裡，這種“義”在關雲長的行為舉止中得到最充分的闡釋，其中一個重要細節就是他與曹操、劉備之間的關係。曾經事過相互敵對的幾位主公的關羽之所以從未被看成是“叛徒”，大約不僅僅是由於三國時代還沒有清醒的民族國家意識，更是由於在曹、劉甚至更多陣營之間穿梭的關雲長，在最終做了大致符合漢胄正統的選擇的前提下，始終沒有背離“義”這個更重要的道德要求，而《三國演義》評價包括他在內的諸多戰將在既敵對又合作的多方經常變換角色身份時的行為，同樣高揚的是這樣的價值。在這樣的道德體系框架中評價楊四郎的行為，就不能簡單地看他是否投降了番邦，而更要看他既然因其不得已而成了番邦的駙馬和大將，那麼他面對自己這個新的身份應該有怎樣的操守，就像“身在曹營”中的關羽可以“心在漢”，但仍然必須按照自己作為曹營大將的身份行事一樣。因此，四郎可以思母探母，公主也可以為他盜令，但是公主對他的承諾和他對公主的承諾必須相互遵守，這是“信義”，而且加上他與賢惠的鐵鏡公主以及襁褓中的孩子的感情，這“信義”就更有分量。因此才有“哭堂”一場（也有稱“別家”的）的情感高潮，經歷“雙龍會”這場天昏地暗的家國慘劇，流落番邦一十五年的楊四郎好不容易與老母髮妻兄弟重新相見，轉瞬就要再度分離，生離死別之際的骨肉親情，一時迸發出來；而佘太君和楊四郎母子間的情感衝撞是如此尖銳而且令人心酸。佘太君急切地對兒子說道：“哎呀兒呀！你才得回來，怎麼又要回去？兒豈不知，天地為大，忠孝當先！”楊延輝的回答是：“哎呀母親哪！兒豈不知天地為大，忠孝當先；兒若不回去，可憐你那番邦的媳婦、孫兒，俱要受那一刀之苦……！”在這裡，楊四郎說的是媳婦孩子的性命交關，背後的支撐則是他的諾言，當楊四郎忠義不能兩全時，義成為更優先的選擇。而進一步，《四郎探母》在文化意義上的深刻與感人就在於，它絲毫沒有迴避這種選擇的艱難與痛苦。
因此，在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體系中，“義”似乎更像一種超越利益的絕對的道德律令，說它“絕對”，是由於不僅它被解釋成超越個人利益的一種價值，而且是可以超越國家利益的，而清朝之所以能夠和願意承繼中華民族之大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它對於這種絕對的道德訴求的接受與認可。或許施琅的例子可以在這裡又一次被援引，當然還有吳三桂、史可法，決定清朝帝王和將領對他們的愛憎與態度的，並不僅僅是他們對待清朝大軍入關以及統治的反應，而恰恰是他們在道德上所達到的高度。因此，清朝對施琅這樣的人，是在鄙視中赤裸裸的利用，對吳三桂，是在忌憚與借重並存時不得不忍耐他的存在，包括在萬不得已時甚至允許他成為手握大權的西南王，而對於史可法，才有真正的崇敬之情。三種不同態度背後的價值取向，一目了然。這裡就用著一句俗語——叛變的行為是受歡迎的，而叛徒永遠不受歡迎。反過來說也一樣，史可法的抵抗使清兵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是恨之入骨的，因此用“揚州十日”發泄這種現實的仇恨，但史可法的忠義與勇敢，卻是他們同樣崇敬的品德，因此他們為史可法建忠烈祠，以弘揚這種永恆的價值。
當然，“義”並不是道德的全部，佘太君說“天地為大，忠孝當先”，就暗含了對楊四郎的批評。京劇《四郎探母》對楊四郎有保留的道德肯定，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把每個戲劇主人公都演成完人和英雄模範，《四郎探母》告訴我們，藝術並不只是用來歌頌英雄或者揭露罪惡的，有時它也可以用來寫寫像楊四郎這樣的爭議人物，縱然大節有虧，畢竟也不是無情無義的禽獸。當然，要寫得好，要成為經典，還需要對特殊人格的境遇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有更多的洞察與揭示。既身為番將又身為楊家兒郎，要恰如其分地回應觀眾對於持有這種矛盾的雙重身份的戲劇人物矛盾的道德期待，才有可能寫出和演出一個雖有違“忠孝”之道，卻仍然能夠讓公眾接受的楊四郎。
《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原因，就是大漢的楊四郎和番邦的鐵鏡公主相互之間通過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來的跨文化的信任。這種信任在表面上，系之於相互之間的盟誓，四郎在要向妻子透露自己曾是敵國大將的真實身份時，首先要求公主盟誓，他說是“我在南來你在番，千里的姻緣一線牽。公主對天盟誓願，本宮方肯吐真言。”同樣，公主表示願意協助丈夫盜取令箭讓他能夠前去探母時也要求四郎依樣畫葫蘆，“適才叫咱盟誓願，你對蒼天就表一番。”一句簡單的盟誓就構成了雙方在如此重大的、甚至是生死與之的事件上的絕對信任，當然不僅僅是由於對於咒語的迷信，更是由於雙方都存在對於對方遵守承諾的期待、以及應該能夠遵守承諾這種基本道德素質的信任。因此，在這裡真正起作用的，主要是對於重然諾的人格戒律的依賴，換言之，是相信人之為人，是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操守的。遵守承諾，言而有信，並且知恩圖報，就是通常所說的“義”的主要內容之一。在《三國演義》創造的世界裡，這種“義”在關雲長的行為舉止中得到最充分的闡釋，其中一個重要細節就是他與曹操、劉備之間的關係。曾經事過相互敵對的幾位主公的關羽之所以從未被看成是“叛徒”，大約不僅僅是由於三國時代還沒有清醒的民族國家意識，更是由於在曹、劉甚至更多陣營之間穿梭的關雲長，在最終做了大致符合漢胄正統的選擇的前提下，始終沒有背離“義”這個更重要的道德要求，而《三國演義》評價包括他在內的諸多戰將在既敵對又合作的多方經常變換角色身份時的行為，同樣高揚的是這樣的價值。在這樣的道德體系框架中評價楊四郎的行為，就不能簡單地看他是否投降了番邦，而更要看他既然因其不得已而成了番邦的駙馬和大將，那麼他面對自己這個新的身份應該有怎樣的操守，就像“身在曹營”中的關羽可以“心在漢”，但仍然必須按照自己作為曹營大將的身份行事一樣。因此，四郎可以思母探母，公主也可以為他盜令，但是公主對他的承諾和他對公主的承諾必須相互遵守，這是“信義”，而且加上他與賢惠的鐵鏡公主以及襁褓中的孩子的感情，這“信義”就更有分量。因此才有“哭堂”一場（也有稱“別家”的）的情感高潮，經歷“雙龍會”這場天昏地暗的家國慘劇，流落番邦一十五年的楊四郎好不容易與老母髮妻兄弟重新相見，轉瞬就要再度分離，生離死別之際的骨肉親情，一時迸發出來；而佘太君和楊四郎母子間的情感衝撞是如此尖銳而且令人心酸。佘太君急切地對兒子說道：“哎呀兒呀！你才得回來，怎麼又要回去？兒豈不知，天地為大，忠孝當先！”楊延輝的回答是：“哎呀母親哪！兒豈不知天地為大，忠孝當先；兒若不回去，可憐你那番邦的媳婦、孫兒，俱要受那一刀之苦……！”在這裡，楊四郎說的是媳婦孩子的性命交關，背後的支撐則是他的諾言，當楊四郎忠義不能兩全時，義成為更優先的選擇。而進一步，《四郎探母》在文化意義上的深刻與感人就在於，它絲毫沒有迴避這種選擇的艱難與痛苦。
因此，在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體系中，“義”似乎更像一種超越利益的絕對的道德律令，說它“絕對”，是由於不僅它被解釋成超越個人利益的一種價值，而且是可以超越國家利益的，而清朝之所以能夠和願意承繼中華民族之大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它對於這種絕對的道德訴求的接受與認可。或許施琅的例子可以在這裡又一次被援引，當然還有吳三桂、史可法，決定清朝帝王和將領對他們的愛憎與態度的，並不僅僅是他們對待清朝大軍入關以及統治的反應，而恰恰是他們在道德上所達到的高度。因此，清朝對施琅這樣的人，是在鄙視中赤裸裸的利用，對吳三桂，是在忌憚與借重並存時不得不忍耐他的存在，包括在萬不得已時甚至允許他成為手握大權的西南王，而對於史可法，才有真正的崇敬之情。三種不同態度背後的價值取向，一目了然。這裡就用著一句俗語——叛變的行為是受歡迎的，而叛徒永遠不受歡迎。反過來說也一樣，史可法的抵抗使清兵付出了巨大代價，他們是恨之入骨的，因此用“揚州十日”發泄這種現實的仇恨，但史可法的忠義與勇敢，卻是他們同樣崇敬的品德，因此他們為史可法建忠烈祠，以弘揚這種永恆的價值。
當然，“義”並不是道德的全部，佘太君說“天地為大，忠孝當先”，就暗含了對楊四郎的批評。京劇《四郎探母》對楊四郎有保留的道德肯定，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把每個戲劇主人公都演成完人和英雄模範，《四郎探母》告訴我們，藝術並不只是用來歌頌英雄或者揭露罪惡的，有時它也可以用來寫寫像楊四郎這樣的爭議人物，縱然大節有虧，畢竟也不是無情無義的禽獸。當然，要寫得好，要成為經典，還需要對特殊人格的境遇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有更多的洞察與揭示。既身為番將又身為楊家兒郎，要恰如其分地回應觀眾對於持有這種矛盾的雙重身份的戲劇人物矛盾的道德期待，才有可能寫出和演出一個雖有違“忠孝”之道，卻仍然能夠讓公眾接受的楊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