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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慈禧為何發動戊戌政變，眾說紛紜。
一種意見認為，慈禧是頑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始終站在頑固、守舊立場上阻撓和反對變法。這是幾十年來的傳統觀點。
一種意見認為，慈禧和光緒嫌隙已深，現在光緒要自主，她內心憤恨，便想索性廢掉光緒，於是一開始便做了部署，最終發動政變。
一種意見認為，慈禧說不上有何政見。如光緒因其上書受阻曾怒罷禮部六堂官的王照，即是這種看法。他說，戊戌政變，「許多外人誤以為是慈禧太后反對變法所致，其實，慈禧是個只知道權力卻沒有什麼政見的人。光緒皇帝和慈禧的爭論，純粹是家務之爭。所以要依我的看法，如果把主張變法的名義奉送給慈禧，讓慈禧太后在名義上成為改革旗手，那麼光緒搞改革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但康有為堅持「扶此抑彼」，認為慈禧「是個萬萬不可造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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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戊戌政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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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意見認為，戊戌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慈禧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劃。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把慈禧說成完全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至少是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看得過於簡單了。不應把慈禧簡單劃歸為保守派之列。她早年曾力排保守權貴的勢力，支持洋務運動，也曾對光緒的變法願望予以贊同；她與光緒還是有親情的。與其說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說更接近洋務派；她並不是變法不可逾越的障礙。溥儀《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變法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清政府各個派系之間妥協的產物，是他們面對清王朝所處的實際困境而共同尋求的解救之道。」早在變法活動醞釀之初，慈禧即曾對光緒道：實行變法乃是我一貫的主張，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國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如能通過變法使國家富強，你可放手為之，我絕不從中作難。但如日本那樣，連衣服皇曆都學洋人，「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只不過告誡光緒「毋操之過蹙而已」。光緒發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國是詔》，把講求西學、變法自強作為清王朝的國策，使維新運動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時慈禧的態度不僅不反對，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情和支持變法。但由於政治變革過急過劇（三個月的變法措施足夠當時中國消化三十年）而超出了社會公眾的承受能力，使社會秩序處於極端危機的狀態中。加之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採取了錯誤的孤立與排斥慈禧的政治戰略，結果使以懷塔布、剛毅、葉德輝等為代表的原先就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榮祿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孫家鼐等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溫和派，出於對激進的變法政策的共同不滿而聯合起來，最終導致了政變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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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清末新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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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政變中，慈禧剝奪了光緒全部的權力，將戊戌變法淹沒在血泊之中、變為短命的「百日維新」。然而，僅僅兩年多，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等一系列歷史巨變，慈禧自己也走上了「變法」之路，推行「清末新政」近十年，其深度和廣度甚至超過了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於西安（1900年庚子事變西逃）發布了實行變法的上諭，此為清末新政之始。全文如下：
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豈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夜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吁懇皇太后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翦除亂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執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見。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國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卜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有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成見，更相笑亦更相非兩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歸於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談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論，通變達權，務極精詳，以備甄擇。惟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無難於補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目短，遂不願人有一長。以拘牽文義為認真，以奉行故事為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坐廢於無形之中；而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於公而忘私，其究歸於實事求是。又改弦更張以後，所當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皇太后久蓄於中。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繫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具存，朕不能宥。將此通諭知之。
一種意見認為，慈禧是頑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始終站在頑固、守舊立場上阻撓和反對變法。這是幾十年來的傳統觀點。
一種意見認為，慈禧和光緒嫌隙已深，現在光緒要自主，她內心憤恨，便想索性廢掉光緒，於是一開始便做了部署，最終發動政變。
一種意見認為，慈禧說不上有何政見。如光緒因其上書受阻曾怒罷禮部六堂官的王照，即是這種看法。他說，戊戌政變，「許多外人誤以為是慈禧太后反對變法所致，其實，慈禧是個只知道權力卻沒有什麼政見的人。光緒皇帝和慈禧的爭論，純粹是家務之爭。所以要依我的看法，如果把主張變法的名義奉送給慈禧，讓慈禧太后在名義上成為改革旗手，那麼光緒搞改革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但康有為堅持「扶此抑彼」，認為慈禧「是個萬萬不可造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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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戊戌政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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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意見認為，戊戌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策之爭，毋寧說是慈禧察覺了康氏有針對她個人的舉兵奪權的計劃。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把慈禧說成完全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至少是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看得過於簡單了。不應把慈禧簡單劃歸為保守派之列。她早年曾力排保守權貴的勢力，支持洋務運動，也曾對光緒的變法願望予以贊同；她與光緒還是有親情的。與其說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說更接近洋務派；她並不是變法不可逾越的障礙。溥儀《我的前半生》指出，「戊戌變法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清政府各個派系之間妥協的產物，是他們面對清王朝所處的實際困境而共同尋求的解救之道。」早在變法活動醞釀之初，慈禧即曾對光緒道：實行變法乃是我一貫的主張，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國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如能通過變法使國家富強，你可放手為之，我絕不從中作難。但如日本那樣，連衣服皇曆都學洋人，「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只不過告誡光緒「毋操之過蹙而已」。光緒發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國是詔》，把講求西學、變法自強作為清王朝的國策，使維新運動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時慈禧的態度不僅不反對，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情和支持變法。但由於政治變革過急過劇（三個月的變法措施足夠當時中國消化三十年）而超出了社會公眾的承受能力，使社會秩序處於極端危機的狀態中。加之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採取了錯誤的孤立與排斥慈禧的政治戰略，結果使以懷塔布、剛毅、葉德輝等為代表的原先就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榮祿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孫家鼐等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溫和派，出於對激進的變法政策的共同不滿而聯合起來，最終導致了政變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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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清末新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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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政變中，慈禧剝奪了光緒全部的權力，將戊戌變法淹沒在血泊之中、變為短命的「百日維新」。然而，僅僅兩年多，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等一系列歷史巨變，慈禧自己也走上了「變法」之路，推行「清末新政」近十年，其深度和廣度甚至超過了戊戌變法。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於西安（1900年庚子事變西逃）發布了實行變法的上諭，此為清末新政之始。全文如下：
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豈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夜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吁懇皇太后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翦除亂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執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見。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國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卜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有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成見，更相笑亦更相非兩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歸於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談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論，通變達權，務極精詳，以備甄擇。惟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無難於補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目短，遂不願人有一長。以拘牽文義為認真，以奉行故事為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坐廢於無形之中；而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於公而忘私，其究歸於實事求是。又改弦更張以後，所當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皇太后久蓄於中。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繫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具存，朕不能宥。將此通諭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