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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我向山西農業大學、華北工學院等屬於“高校貧困族”的學校介紹東南大學的情況時，我看到這些校長們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羨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氣死人。要是他們把那幾位來不及接待的贊助者讓給我們學校，我也就可以睡幾個好覺了！”當聽我說北京某高校學生部的人有一天因為連續接待好幾位捐助者而忙不開身，竟把兩位帶了10萬元巨款捐助者給氣跑了的事後，山西農大黨委副書記王傑敏十分感嘆道。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開玩笑地問王書記。
他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後慎重地說：“5萬元。5萬元我就能基本解決貧困生問題了！”
“5萬元就夠了？”我吃驚不小。因為我剛剛從他們學生處了解到，山西農大這座擁有4000多名學生的農校，其9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而這些學生之所以上農大，一是錄取分數線要低於其它重點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農業大學是國家給獎學金的（其實並軌制後農校等專業學校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要交學費的），所以他們才沖這樣的學校而來。
我還知道，這個學校的近一半學生在上學時是家裡拍賣掉了家產才進了校門。
王書記很歉疚地苦笑說，我們全校六七千師生員工都是些苦慣了的可憐人，你都看到了，雖說我們山西農大也是省重點高校，離太原不算遠，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時，但我們是真正的“村辦大學”——學校四周全是生產隊的農民，兩年前學校的教職員工的戶口還都是在離這兒好一段路程的太谷縣城上。我們許多農村來的學生一進農大門，就叫冤道：這大學怎麼跟我家那兒差不多呀！你問我們的貧困生比例？怎麼說呢？如果按照北大、清華的標準，或者按東南大學的標準，我們的學生可能都得算貧困生。現在各高校劃分貧困生的依據主要看學生飯卡上的消費來衡量，當然還有個地區消費水平不一樣問題，但現在有些情況也在變，你說我們學校就在農村，可物價並不比你們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應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還貴。就是這樣，你知道我們的學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費是多少嗎？告訴你吧，我們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這是平均水平啊！說起那些困難生的生活消費，你可能聽都沒聽過，我們有個同學3個月沒吃掉100塊錢！你問怎麼吃的？你想能吃什麼呀！有人看他每頓就吃一個饅頭和一碗不要錢的稀飯！他是學農藝專業的，學校每月發給他72元補貼，照理也不至於這麼慘嘛！可我們一調查，這學生每月得向家裡要倒貼三四十元寄回去。我們的學生大多是農村來的，而且又是那些貧困山區來的孩子，他們的家庭不僅不可能給任何經濟資助，相反還要學生給寄錢。有的學生家長說你娃兒上大學了，就是國家給錢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裡寄錢嘛。那都是些沒有文化又窮得叮噹的國家重點貧困地區的農民，你攤上這樣的一大批學生，學校能救助得過來嗎？肯定不行。學校本身的教育經費就緊張，再加上校舍已經老化陳舊，早需要改造修繕，這些都等著要錢。可國家給的錢又基本只能維持“人頭費”，想干點其它事就難了。你問有沒有社會捐助？剛才我不是跟你說，咱這兒離省城有一段路，又是農業學校，有錢人是不會到我們這兒來的，他們捐錢是講究回報的，我們要名沒名，要利沒利，自然人家不願把錢扔到我們這兒。我們學校這麼窮，可這麼多年來唯一的一筆捐助2萬元還是我們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來的，他在八十大壽時不為自己祝壽，而把這筆錢拿到學校讓捐助那些貧困學生。精神可貴啊，我們也是十分看重這筆錢的，專門設立了一個獎學金，獎勵那些家庭貧困又能自立和學習好的學生。話得說回來，這2萬元錢要用在我們這麼上千人的貧困生身上能解決什麼問題呢？所以說，我們多麼想呼籲呼籲那些有識之士，不要總把目光放在那幾所名校上，我們是農業大國，農村的人才是關係我們民族能不能振興的大業。再說，農業實際上也是非常有遠景經濟意義的。要說起貧困，像我們這些專業學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
因為我們這樣的學校貧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王書記有倒不完的話，他所反映的問題，也正是中國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實。我到過農、林、漁還有地質、石油、煤炭等專業學校，這些院校的貧困生問題是最嚴重和突出的，而他們由於往往既受到國家產業調整的大局影響，又受到行業自身機制的局限，加上環境、地理等條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匱乏，故根本很難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資金用於對貧困生的獎、貸、助、補、免等工作。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會得到社會的贊助，所以，貧困生的問題更加突出，而且幾乎又在短期內難有改觀的可能。
據資料表明，我國目前的專業高校在大學總數中占三分之一多，而這些學校的貧困生總數約為全國高校貧困生總和的三分之二還多。重視和關注這一層面的高校貧困生問題已迫在眉睫。
因為單靠國家和學校自身，這些專業院校是很難真正趟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兩三天內，我分別對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再次進行走訪。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園”，這是他們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學生都在這兒。去之前我已經翻閱了97年考上北大的幾位“狀元”貧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兒我便期望能從他們身上找到些貧困的感覺，但我“失望”地沒找到。第一個是黑龍江的文科“狀元”劉某某，他在考大學之前曾經有過一段極為悲慘的經歷，母親重病幾年裡他或打工輟學或跳級以緩家庭負擔。這樣的學生如果在某個農大什麼的高校，也許可能在進入“龍門”後又不得不退學，或者即使在校繼續學習也肯定十分艱難。但我見到劉某後，他第一句話便說：“我現在不是貧困生了！我不貧困，真的，我沒什麼說的。”第二位是位山東女生白小姐，也是97年的“狀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區，靠玉米面長大的白小姐家裡至今仍很窮，父親在她上中學時就病逝了。因為是“狀元”，所在的中學獎給了她3000元錢，她靠這個錢到了北大，後來學校馬上給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學費。
“唉，真是人比人，氣死人。要是他們把那幾位來不及接待的贊助者讓給我們學校，我也就可以睡幾個好覺了！”當聽我說北京某高校學生部的人有一天因為連續接待好幾位捐助者而忙不開身，竟把兩位帶了10萬元巨款捐助者給氣跑了的事後，山西農大黨委副書記王傑敏十分感嘆道。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開玩笑地問王書記。
他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後慎重地說：“5萬元。5萬元我就能基本解決貧困生問題了！”
“5萬元就夠了？”我吃驚不小。因為我剛剛從他們學生處了解到，山西農大這座擁有4000多名學生的農校，其9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而這些學生之所以上農大，一是錄取分數線要低於其它重點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農業大學是國家給獎學金的（其實並軌制後農校等專業學校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要交學費的），所以他們才沖這樣的學校而來。
我還知道，這個學校的近一半學生在上學時是家裡拍賣掉了家產才進了校門。
王書記很歉疚地苦笑說，我們全校六七千師生員工都是些苦慣了的可憐人，你都看到了，雖說我們山西農大也是省重點高校，離太原不算遠，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時，但我們是真正的“村辦大學”——學校四周全是生產隊的農民，兩年前學校的教職員工的戶口還都是在離這兒好一段路程的太谷縣城上。我們許多農村來的學生一進農大門，就叫冤道：這大學怎麼跟我家那兒差不多呀！你問我們的貧困生比例？怎麼說呢？如果按照北大、清華的標準，或者按東南大學的標準，我們的學生可能都得算貧困生。現在各高校劃分貧困生的依據主要看學生飯卡上的消費來衡量，當然還有個地區消費水平不一樣問題，但現在有些情況也在變，你說我們學校就在農村，可物價並不比你們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應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還貴。就是這樣，你知道我們的學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費是多少嗎？告訴你吧，我們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這是平均水平啊！說起那些困難生的生活消費，你可能聽都沒聽過，我們有個同學3個月沒吃掉100塊錢！你問怎麼吃的？你想能吃什麼呀！有人看他每頓就吃一個饅頭和一碗不要錢的稀飯！他是學農藝專業的，學校每月發給他72元補貼，照理也不至於這麼慘嘛！可我們一調查，這學生每月得向家裡要倒貼三四十元寄回去。我們的學生大多是農村來的，而且又是那些貧困山區來的孩子，他們的家庭不僅不可能給任何經濟資助，相反還要學生給寄錢。有的學生家長說你娃兒上大學了，就是國家給錢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裡寄錢嘛。那都是些沒有文化又窮得叮噹的國家重點貧困地區的農民，你攤上這樣的一大批學生，學校能救助得過來嗎？肯定不行。學校本身的教育經費就緊張，再加上校舍已經老化陳舊，早需要改造修繕，這些都等著要錢。可國家給的錢又基本只能維持“人頭費”，想干點其它事就難了。你問有沒有社會捐助？剛才我不是跟你說，咱這兒離省城有一段路，又是農業學校，有錢人是不會到我們這兒來的，他們捐錢是講究回報的，我們要名沒名，要利沒利，自然人家不願把錢扔到我們這兒。我們學校這麼窮，可這麼多年來唯一的一筆捐助2萬元還是我們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來的，他在八十大壽時不為自己祝壽，而把這筆錢拿到學校讓捐助那些貧困學生。精神可貴啊，我們也是十分看重這筆錢的，專門設立了一個獎學金，獎勵那些家庭貧困又能自立和學習好的學生。話得說回來，這2萬元錢要用在我們這麼上千人的貧困生身上能解決什麼問題呢？所以說，我們多麼想呼籲呼籲那些有識之士，不要總把目光放在那幾所名校上，我們是農業大國，農村的人才是關係我們民族能不能振興的大業。再說，農業實際上也是非常有遠景經濟意義的。要說起貧困，像我們這些專業學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
因為我們這樣的學校貧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王書記有倒不完的話，他所反映的問題，也正是中國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實。我到過農、林、漁還有地質、石油、煤炭等專業學校，這些院校的貧困生問題是最嚴重和突出的，而他們由於往往既受到國家產業調整的大局影響，又受到行業自身機制的局限，加上環境、地理等條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匱乏，故根本很難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資金用於對貧困生的獎、貸、助、補、免等工作。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會得到社會的贊助，所以，貧困生的問題更加突出，而且幾乎又在短期內難有改觀的可能。
據資料表明，我國目前的專業高校在大學總數中占三分之一多，而這些學校的貧困生總數約為全國高校貧困生總和的三分之二還多。重視和關注這一層面的高校貧困生問題已迫在眉睫。
因為單靠國家和學校自身，這些專業院校是很難真正趟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兩三天內，我分別對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再次進行走訪。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園”，這是他們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學生都在這兒。去之前我已經翻閱了97年考上北大的幾位“狀元”貧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兒我便期望能從他們身上找到些貧困的感覺，但我“失望”地沒找到。第一個是黑龍江的文科“狀元”劉某某，他在考大學之前曾經有過一段極為悲慘的經歷，母親重病幾年裡他或打工輟學或跳級以緩家庭負擔。這樣的學生如果在某個農大什麼的高校，也許可能在進入“龍門”後又不得不退學，或者即使在校繼續學習也肯定十分艱難。但我見到劉某後，他第一句話便說：“我現在不是貧困生了！我不貧困，真的，我沒什麼說的。”第二位是位山東女生白小姐，也是97年的“狀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區，靠玉米面長大的白小姐家裡至今仍很窮，父親在她上中學時就病逝了。因為是“狀元”，所在的中學獎給了她3000元錢，她靠這個錢到了北大，後來學校馬上給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