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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前期奎因作品中，自然不可能出現基於“死亡留言”或“作中作”而製造的邏輯推演，因為我們不能在鬆軟的根基(解釋的恣意性)上搭起穩固的建築(解答的唯一性)。所以，當時晨選擇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具有幻想性因素的童話之際，這種斷裂已經無可避免了。倘使他為了掩飾牆壁上的裂縫，在最終解答里強行使用由童話提供的線索，那麼邏輯的嚴密性就勢必會遭到破壞，整部作品反倒更有可能如厄榭府一般轟然倒塌。
更加有趣的是，《黑曜館事件》前後半雖然存在割裂感，但時晨在兩部分里表露出來的野心卻是相同的：儘可能多地構造意外的推理。實際上，對童話的解讀中並沒有推導出什麼意外的真相，若以“真相”的標準來衡量小說的前半部分，那麼它多少有些失敗，多數只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若以“推理”的標準來審視它，那麼，俯仰可見的邏輯推演段落無疑能滿足最苛刻的讀者。換言之，時晨雖然參考了《螺絲人》這類新潮的作品，其趣味仍是奎因式的，仍以意外的推理為目標。
解釋時晨必須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童話推理的理由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順便猜測一下奎因在《希臘棺材之謎》里加入大量偽證據和偽解答的初衷。同時，我會給出自己對所謂“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理解。
“後期奎因問題”以最簡單通俗的方式來歸納，是一種針對偽證據和解答真偽性的焦慮。這個觀點最早由法月綸太郎在《初期奎因論》(初期クイーン論)中提出。他引出這個難題的方式非常耐人尋味，是基於對數學基礎性問題的類比，特別與“希爾伯特計劃”和“哥德爾不完全定理”的類比。“後期奎因問題”這個說法則是由笠井潔給出的。之後小森健太朗、冰川透、諸岡卓真等人都對此發表過自己的看法。飯城勇三認為，“後期奎因問題”的誕生是因為奎因在推理小說里引入了一種新想法，即“犯人意識到了名偵探的存在而制定了犯罪計劃”，原本是“非對人遊戲”(非対人ゲーム)的推理小說性質發生了改變，成為了一種“對人遊戲”(対人ゲーム)。
而在我看來，“後期奎因問題”的根源，卻是作者的一種貪慾：最大限度地追求意外推理。這裡的“最大限度”不僅包括最大限度的意外性，也包括最大限度的數量——意外推理的數量。
奎因的邏輯因為加入了對可能性的窮舉，較此前的推理小說要更為嚴謹。若設現場狀況為p，而造成狀況的原因為q，以往作品的邏輯或許可表述成p→q(p所以q)，而奎因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則是p→←q(p若且唯若q)，換言之，奎因試圖通過窮舉保證邏輯推演具有唯一性。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況，對案件的推演不可能如邏輯學那般嚴密。但是，至少在作品內部，身為作者的奎因總是試圖保證身為偵探做出的推理是唯一且有效的。
可是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新的問題。
假使作品中每一條推理都是有效的，而所有的證據都是真的(也就是p為真，且p→←q有效)，那麼結論也就一定是真實的。因而，假使沒有偽證據的存在，每一起事件都能直接推出真相，沒有安插多重解答的餘地。這樣一來，也就不能在一部作品中放入儘可能多的意外推理了。
因此，偽證據的存在是必要的。對於p→←q而言，若p為假，q也為假，整個命題卻是真的。③前提的錯誤並不妨礙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設置偽證據並據此做出偽解答，反倒是一種擴充推理數量的妙策。
《黑曜館事件》中，兇手雖然精心布置了現場，但這並不以誤導偵探做出錯誤推理為目的，似乎並不包含“後期奎因問題”的因素。可是，童話推理部分的解讀具有恣意性，可以得出許多種可以成立的結論，而基於種種解讀，偵探又對現實中的事件進行了種種推理。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可以視作擴充推理數量的妙計，不妨看成“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變體。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時晨為追求奎因式的意外推理而付出的努力。
整體來說，這是一部具有強烈前期奎因風格的作品，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卻沒有在解答篇之前插入一份給讀者的挑戰書。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九部“國名”系列裡的異類——唯一沒有“挑戰讀者”環節的《暹羅連體人之謎》。《暹羅》的故事也發生在封閉的環境裡，很大一部分篇幅圍繞“死亡留言”展開(相當於《黑曜館事件》中的童話推理)，並且，這一部分在最終的解答里也沒有派上用場。
時晨的這部作品，加入了富於幻想因素的童話，又繼承了奎因的邏輯傳統，並且將兩者都發揮到了相當的水準。這兩種因素的對立，恰恰就像是一對雙子。然而，本應連接著他們的胸骨卻太過疏鬆，小說最終斷裂成了兩部分：圍繞童話進行解讀的前半和圍繞新事件展開推理的後半。而這並非時晨的能力不足所致，到底是因為兩者太難協調，先天就無法相容。可是通過這樣的寫法，時晨在作品中為讀者奉上了儘可能多的意外推理，讓喜好奎因的我輩感到了久違的滿足。這或許也是一種意料之外的收穫吧，仍值得未來的作者們借鑑學習。
更加有趣的是，《黑曜館事件》前後半雖然存在割裂感，但時晨在兩部分里表露出來的野心卻是相同的：儘可能多地構造意外的推理。實際上，對童話的解讀中並沒有推導出什麼意外的真相，若以“真相”的標準來衡量小說的前半部分，那麼它多少有些失敗，多數只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若以“推理”的標準來審視它，那麼，俯仰可見的邏輯推演段落無疑能滿足最苛刻的讀者。換言之，時晨雖然參考了《螺絲人》這類新潮的作品，其趣味仍是奎因式的，仍以意外的推理為目標。
解釋時晨必須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童話推理的理由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順便猜測一下奎因在《希臘棺材之謎》里加入大量偽證據和偽解答的初衷。同時，我會給出自己對所謂“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理解。
“後期奎因問題”以最簡單通俗的方式來歸納，是一種針對偽證據和解答真偽性的焦慮。這個觀點最早由法月綸太郎在《初期奎因論》(初期クイーン論)中提出。他引出這個難題的方式非常耐人尋味，是基於對數學基礎性問題的類比，特別與“希爾伯特計劃”和“哥德爾不完全定理”的類比。“後期奎因問題”這個說法則是由笠井潔給出的。之後小森健太朗、冰川透、諸岡卓真等人都對此發表過自己的看法。飯城勇三認為，“後期奎因問題”的誕生是因為奎因在推理小說里引入了一種新想法，即“犯人意識到了名偵探的存在而制定了犯罪計劃”，原本是“非對人遊戲”(非対人ゲーム)的推理小說性質發生了改變，成為了一種“對人遊戲”(対人ゲーム)。
而在我看來，“後期奎因問題”的根源，卻是作者的一種貪慾：最大限度地追求意外推理。這裡的“最大限度”不僅包括最大限度的意外性，也包括最大限度的數量——意外推理的數量。
奎因的邏輯因為加入了對可能性的窮舉，較此前的推理小說要更為嚴謹。若設現場狀況為p，而造成狀況的原因為q，以往作品的邏輯或許可表述成p→q(p所以q)，而奎因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則是p→←q(p若且唯若q)，換言之，奎因試圖通過窮舉保證邏輯推演具有唯一性。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況，對案件的推演不可能如邏輯學那般嚴密。但是，至少在作品內部，身為作者的奎因總是試圖保證身為偵探做出的推理是唯一且有效的。
可是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新的問題。
假使作品中每一條推理都是有效的，而所有的證據都是真的(也就是p為真，且p→←q有效)，那麼結論也就一定是真實的。因而，假使沒有偽證據的存在，每一起事件都能直接推出真相，沒有安插多重解答的餘地。這樣一來，也就不能在一部作品中放入儘可能多的意外推理了。
因此，偽證據的存在是必要的。對於p→←q而言，若p為假，q也為假，整個命題卻是真的。③前提的錯誤並不妨礙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設置偽證據並據此做出偽解答，反倒是一種擴充推理數量的妙策。
《黑曜館事件》中，兇手雖然精心布置了現場，但這並不以誤導偵探做出錯誤推理為目的，似乎並不包含“後期奎因問題”的因素。可是，童話推理部分的解讀具有恣意性，可以得出許多種可以成立的結論，而基於種種解讀，偵探又對現實中的事件進行了種種推理。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可以視作擴充推理數量的妙計，不妨看成“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變體。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時晨為追求奎因式的意外推理而付出的努力。
整體來說，這是一部具有強烈前期奎因風格的作品，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卻沒有在解答篇之前插入一份給讀者的挑戰書。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九部“國名”系列裡的異類——唯一沒有“挑戰讀者”環節的《暹羅連體人之謎》。《暹羅》的故事也發生在封閉的環境裡，很大一部分篇幅圍繞“死亡留言”展開(相當於《黑曜館事件》中的童話推理)，並且，這一部分在最終的解答里也沒有派上用場。
時晨的這部作品，加入了富於幻想因素的童話，又繼承了奎因的邏輯傳統，並且將兩者都發揮到了相當的水準。這兩種因素的對立，恰恰就像是一對雙子。然而，本應連接著他們的胸骨卻太過疏鬆，小說最終斷裂成了兩部分：圍繞童話進行解讀的前半和圍繞新事件展開推理的後半。而這並非時晨的能力不足所致，到底是因為兩者太難協調，先天就無法相容。可是通過這樣的寫法，時晨在作品中為讀者奉上了儘可能多的意外推理，讓喜好奎因的我輩感到了久違的滿足。這或許也是一種意料之外的收穫吧，仍值得未來的作者們借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