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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誇獎。”傑夫說著踢開一箱彎曲的輪圈，掃出條道來。“我自己用過好多遍了。說實話，”錢普說，有點讚同地看著我，“你說聯邦調查局特工的時候，奈德，我並沒在想朱迪·福斯特那種類型的。”
她穿著黑襯衣和粉色背心的確很漂亮，不過看上去並不高興。
“關於莉絲，你找到了什麼?”
“沒多少東西。”她拿起一瓶啤酒，親切地朝傑夫點點瓶子，“這個女人深不可測。她娘家姓歐卡拉漢。是佛羅里達的一個老家族。
家裡大部分成員都是律師和法官。你可以想像多有勢力。她曾經去她父親在范德比爾特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大約十年前嫁給斯特拉頓。我聽說她為他打通了進入上流圈子的門路，也為他好幾筆大買賣成功融資。
“我們得和她談談，艾莉。”
“我試過了，”艾莉嘆了口氣，“我想在不引起我們局注意的情況下單獨找她問話。不過我在他們家庭律師那裡碰了一鼻子灰。只有在斯特拉頓在場的情況下，並且有預先提交的問題清單，才可以見面。”
“天啊，比安排修女到安全套廠里上班都還難搞定。”傑夫說著一口乾了啤酒。
“不錯，”艾莉擠擠鼻子，“她完全在斯特拉頓的控制之下。她甚至不能在沒有保鏢的情況下出去吃個午飯。我沒辦法把她帶來詢問。”
“上帝啊，艾莉，你可是聯邦特工……”
“你想要我怎麼做，叫我上司來辦?我們需要一個她圈子裡的人。一個能接近她的人，讓她說話。可我在這裡沒什麼人認識。”
就像我說的，我有一張川普俱樂部的會員卡，再捏在手裡不甩出來就沒用了。我在手心裡轉著啤酒瓶。“我也許有個法子。”
有人說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你永遠也不會真的搞清楚。生活告訴我，人生道路上總有些磕磕絆絆的東西擋在路當中。就像富人總和富人在一起，不管他們持什麼立場。英國人是這麼說的吧?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我想要是你不試試，你永遠也無法知道這些利益是什麼。
於是，第二天一早，我打了個電話。我好像一個十六歲的毛小伙第一次約女孩子出去。我這輩子撥電話號碼還沒有這麼緊張過。
“是我，奈德。”我一聽到對方拿起話筒，還沒怎麼說話就口乾舌燥。
我等著。沒有回答。我開始擔心我犯了個錯誤。我可能會給我們大家都帶來一大堆的麻煩。
“你肯定是把水管子扔到了水池深處——對於打掃水池的來說這可不好。”索爾。羅斯最後嘆出了一口氣。
我並沒有笑。他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這就是索爾絕對嚴肅的風格。“我開車離開的時候，索爾，你說過什麼。你說男子漢可不干在深更半夜溜走的事。還有，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許我該聽你的，我自己知道目前情況如何。我需要知道的是，索爾，你說的話還算數嗎?”
“我不會把你交給警察，如果這就是你想知道的。我跟他們說你離開的時候我正在睡覺。”
“我知道，”我說，心裡感到有點害臊，“謝謝。”
“沒什麼好謝的，”他很平靜地說，“我會看人，孩子。我也知道你沒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把頭從聽筒邊扭開了片刻，咽了咽口水。“我沒有做，索爾。
我對天發誓。不過我需要有人幫我證明這個事實。我能信任你嗎，索爾?“
“你可以相信這點，奈德，”這位老人說，“我也曾有過你的痛苦，我得到的教訓是，唯有品質上佳的朋友才能使你不會沉淪入獄。
你有那樣的朋友嗎，小奈德?“
“我不知道，”我回答，嘴唇有點干，“你是什麼類型，索爾?”
我聽到他咯咯地笑了。“在這種情況下，”索爾·羅斯說著停頓了一下，“最高級別的，孩子。最高級別。”
“那麼我們要在這裡見誰?”傑夫把摩托開進聖愛德華教堂街對面的停車場裡，熄了火。
格林餐館兼藥房坐落在城北，是恍惚中能重現往日時光的地方。
甘迺迪任總統時，棕櫚灘是冬宮，甘迺迪和華盛頓的職員會通宵聚會，然後在聖愛德華教堂做清晨彌撒，然後擁到格林的店裡來杯咖啡提提神，穿著禮服和店裡的女招待說粗話。
我們要見的那個人正坐在角落裡的一個靠窗的包廂內，他穿著件淺灰藍色的V 字領運動衫和高爾夫襯衣，一頂羊毛袋鼠帽放在一旁，他日漸稀疏的白髮牢牢地貼在他的頭皮上。他正攤開一份《華爾街日報》，鼻樑上架著副老花鏡。與其說他是那個要救我性命的人，不如說他看上去更像是個在查看股票行情的退休老會計。
“那麼，你有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人，夥計?”錢普用手肘頂頂我，在屋裡掃視了一番，想找到那個我們要見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你要躲在我那裡。有絕對內部人物啊。”
“我告訴過你，錢普，相信我。”
我走了過去。他呷了口咖啡，把報紙疊成方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