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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十三年間，可謂唐朝最後一抹輝煌。
這是帝國的龐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習慣性弒君的陰影再一次在竊竊私語中覆蓋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們說過，宣宗繼位後就開始追查害死父親憲宗的宦官陰謀集團。憲宗被宦官王守澄、陳弘志謀弒時，宣宗只有十多歲，但此事對他的震撼是巨大的。憲宗死後，很多涉案者都逍遙法外。宣宗心裡埋下一顆種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將不惜一切代價把弒君者全部懲處。為此他韜光養晦，忍辱負重，最終騙過宦官並巧借其力成為帝國皇帝。直接弒君的王守澄、陳弘志在文宗年間已被殺，於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們有密切關係並涉嫌弒君案的宦官一個個處決，最後連郭太后也沒放過。
郭太后是郭子儀的孫女，昇平公主與郭暖的女兒，嫁給憲宗為妃，生了後來的穆宗，但與憲宗感情極僵，憲宗一度欲廢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坊間傳說郭妃與穆宗一起聯合宦官，策劃了元和十五年的弒君案。對此宣宗自有耳聞。所以他稱“長慶（穆宗年號）之初，亂臣賊子”，一口一個“元和逆黨”，後來把穆宗的靈位也驅逐出太廟。
宣宗繼位後，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樓自殺，把不孝的責任推給宣宗，幸虧被宮女所攔，沒有死成。宣宗聽說後大怒，隨後沒幾天，郭太后就暴死了。“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依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書裴庭裕所寫的《東觀奏記》里的記載。
“上志也”，換句話說，宣宗賜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雖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臨一個危險局面。這危險仍然來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著禁軍神策軍的宦官。
剷除宦官專政是宣宗上台後的既定政策。為此，他曾經跟宰相令狐綯密談過。令狐綯當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結”有直接關係。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憲宗。
憲宗曾游青龍寺，宣宗也多次到該寺，“至青龍佛宮，永日升眺，追感元和聖跡，悵望久之”。至於發現令狐綯，則是因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聽政，問宰相白敏中：“當年憲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風雨，送葬的人們都急著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著靈駕不動，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問：“他有兒子嗎？”
白敏中答：“長子緒，隨州刺史。”
宣宗說：“有做宰相的才華嗎？”
白敏中答：“緒小時候患有風痹，不能擔重任；次子綯，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
就這樣，令狐綯被召到長安，出任翰林學士，轉年就當上宰相。雖然宣宗對令狐綯不錯，但後者鑑於“甘露之變”的慘痛教訓，沒敢採用激進的辦法對付宦官，只提出了一個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當然要懲處，空下來的職位，則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滿意，他親自宣布了一條詔旨：如果軍中將帥出現差錯和罪責，監軍的宦官將擔負連坐的責任。這個措施應該說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在這種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書》：“父季實（嚴遵美），為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說，宦官已經開始動手了，只是沒得逞而已。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宣宗發現身邊那些性別模糊的臉漸漸變得陌生而可怕起來。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尋找可以信賴的大臣，商討對付統領神策軍的權宦的計策。但一談到這個問題，大臣們都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意參與其中，當年“甘露之變”失敗，宦官仇士良誅殺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當然非常失望，一種巨大的孤獨感籠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習慣了這種政治框架，宦官喜歡擁立皇帝，就叫他們擁立去吧，誰坐在龍椅上對大臣來說沒太大區別。
在這種情況下，宣宗想到跟自己關係最近的大臣韋澳。
前一年，韋澳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使。《東觀奏記》中有這樣一條極有價值的記載，披露了當時宣宗危險的處境和他所採取的措施：“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
文宗之後，天下多變，唐史開始一點點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時代被賦予編撰《宣宗實錄》的責任。
修實錄前，裴庭裕“自為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東觀奏記》三卷，以備史官使用。該書內容相當嚴謹。按裴庭裕記載，宣宗在感到身邊宦官的威脅後，發現朝堂上又無人可用，於是派忠心於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鎮，中途繞道河陽，給在那裡的韋澳帶去親筆信。為了以防萬一，在信中他沒說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韋澳討養生秘方：“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隨後，他又隱晦地告訴韋澳：“秋當與卿相見。”
大唐皇帝竟困頓如此。
韋澳似乎有些覺察，回信給宣宗：“……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來後，把韋澳的書信呈上，宣宗看後“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說：“韋澳有宰相之才，我將召他回來，委以重任。”
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韋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舊低估了宦官的陰險與殘酷。他帶信給韋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後背生了小瘡，但並無生命危險。但宣宗是何等聰明的人物，知道自己這一病，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按唐宮的經驗，心懷不軌的宦官往往會選擇這時候向皇帝下手，隨後向朝臣宣布皇帝死於疾病。
宣宗的想像馬上就得到證實。
有人要動手了。他就是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史上對此人沒有明晰記載，只知道他是宣宗時代的宦官，掌握著神策軍主力。宣宗擔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實藉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動用親信軍士與宦官，將其半軟禁起來。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裡，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聯繫。
困頓中的宣宗仍決定發動最後一擊，他採取了一個冒險措施：用當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擊另一派。他想到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及為他送過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個機會，詔三人入寢宮，告訴他們輔佐好皇子夔王滋，等於給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賴他們的。
《東觀奏記》里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在這裡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陽卿裴詡那裡“求藥”，只言“往返五日”而沒提結果。這個叫裴詡的太僕卿在《新唐書》和《舊唐書》中沒有任何記載，是因為官職不顯（太僕卿，負責馬政），還是別有原因？長安那麼多太醫，為什麼花費多日時間到洛陽一個負責馬政的人那裡“索藥”？或因當時宣宗的另一親近之人女婿鄭顥在洛陽（時官拜河南尹）？隨後的記載更蹊蹺：先是說宣宗的瘡病是可療的，但隨後又說太醫走後，“不復召矣”。那麼，是誰在其中阻攔太醫進一步給宣宗看病？
大明宮的月色漸漸猙獰起來。先看看《新唐書》中的記載：“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漸，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丌元實矯詔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於柩前。王宗實殺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
此中記載了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三人矯詔，將王宗實轉任為淮南監軍。王接旨後就想去啟程赴揚州，但副手亓元實提醒他：也許聖旨是假的？何不進宮面見陛下再說？等他們進入寢宮，宣宗已經駕崩，宮女正圍著遺體哭泣。隨後王宗實怒斥王歸長等三人，三人嚇得趴在他腳邊求饒。王宗實當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長子鄆王溫即皇帝位，並殺夔王滋及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
這是帝國的龐大暮色，也是宣宗自己生命的暮色。因為在大中末年，那些不男不女的習慣性弒君的陰影再一次在竊竊私語中覆蓋了大唐皇帝。
前面我們說過，宣宗繼位後就開始追查害死父親憲宗的宦官陰謀集團。憲宗被宦官王守澄、陳弘志謀弒時，宣宗只有十多歲，但此事對他的震撼是巨大的。憲宗死後，很多涉案者都逍遙法外。宣宗心裡埋下一顆種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將不惜一切代價把弒君者全部懲處。為此他韜光養晦，忍辱負重，最終騙過宦官並巧借其力成為帝國皇帝。直接弒君的王守澄、陳弘志在文宗年間已被殺，於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們有密切關係並涉嫌弒君案的宦官一個個處決，最後連郭太后也沒放過。
郭太后是郭子儀的孫女，昇平公主與郭暖的女兒，嫁給憲宗為妃，生了後來的穆宗，但與憲宗感情極僵，憲宗一度欲廢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坊間傳說郭妃與穆宗一起聯合宦官，策劃了元和十五年的弒君案。對此宣宗自有耳聞。所以他稱“長慶（穆宗年號）之初，亂臣賊子”，一口一個“元和逆黨”，後來把穆宗的靈位也驅逐出太廟。
宣宗繼位後，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樓自殺，把不孝的責任推給宣宗，幸虧被宮女所攔，沒有死成。宣宗聽說後大怒，隨後沒幾天，郭太后就暴死了。“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依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書裴庭裕所寫的《東觀奏記》里的記載。
“上志也”，換句話說，宣宗賜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雖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臨一個危險局面。這危險仍然來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著禁軍神策軍的宦官。
剷除宦官專政是宣宗上台後的既定政策。為此，他曾經跟宰相令狐綯密談過。令狐綯當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結”有直接關係。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憲宗。
憲宗曾游青龍寺，宣宗也多次到該寺，“至青龍佛宮，永日升眺，追感元和聖跡，悵望久之”。至於發現令狐綯，則是因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聽政，問宰相白敏中：“當年憲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風雨，送葬的人們都急著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著靈駕不動，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問：“他有兒子嗎？”
白敏中答：“長子緒，隨州刺史。”
宣宗說：“有做宰相的才華嗎？”
白敏中答：“緒小時候患有風痹，不能擔重任；次子綯，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
就這樣，令狐綯被召到長安，出任翰林學士，轉年就當上宰相。雖然宣宗對令狐綯不錯，但後者鑑於“甘露之變”的慘痛教訓，沒敢採用激進的辦法對付宦官，只提出了一個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當然要懲處，空下來的職位，則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滿意，他親自宣布了一條詔旨：如果軍中將帥出現差錯和罪責，監軍的宦官將擔負連坐的責任。這個措施應該說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在這種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書》：“父季實（嚴遵美），為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說，宦官已經開始動手了，只是沒得逞而已。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宣宗發現身邊那些性別模糊的臉漸漸變得陌生而可怕起來。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尋找可以信賴的大臣，商討對付統領神策軍的權宦的計策。但一談到這個問題，大臣們都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意參與其中，當年“甘露之變”失敗，宦官仇士良誅殺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當然非常失望，一種巨大的孤獨感籠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習慣了這種政治框架，宦官喜歡擁立皇帝，就叫他們擁立去吧，誰坐在龍椅上對大臣來說沒太大區別。
在這種情況下，宣宗想到跟自己關係最近的大臣韋澳。
前一年，韋澳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使。《東觀奏記》中有這樣一條極有價值的記載，披露了當時宣宗危險的處境和他所採取的措施：“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
文宗之後，天下多變，唐史開始一點點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時代被賦予編撰《宣宗實錄》的責任。
修實錄前，裴庭裕“自為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東觀奏記》三卷，以備史官使用。該書內容相當嚴謹。按裴庭裕記載，宣宗在感到身邊宦官的威脅後，發現朝堂上又無人可用，於是派忠心於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鎮，中途繞道河陽，給在那裡的韋澳帶去親筆信。為了以防萬一，在信中他沒說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韋澳討養生秘方：“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隨後，他又隱晦地告訴韋澳：“秋當與卿相見。”
大唐皇帝竟困頓如此。
韋澳似乎有些覺察，回信給宣宗：“……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來後，把韋澳的書信呈上，宣宗看後“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說：“韋澳有宰相之才，我將召他回來，委以重任。”
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韋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舊低估了宦官的陰險與殘酷。他帶信給韋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後背生了小瘡，但並無生命危險。但宣宗是何等聰明的人物，知道自己這一病，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按唐宮的經驗，心懷不軌的宦官往往會選擇這時候向皇帝下手，隨後向朝臣宣布皇帝死於疾病。
宣宗的想像馬上就得到證實。
有人要動手了。他就是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史上對此人沒有明晰記載，只知道他是宣宗時代的宦官，掌握著神策軍主力。宣宗擔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實藉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動用親信軍士與宦官，將其半軟禁起來。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裡，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聯繫。
困頓中的宣宗仍決定發動最後一擊，他採取了一個冒險措施：用當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擊另一派。他想到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及為他送過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個機會，詔三人入寢宮，告訴他們輔佐好皇子夔王滋，等於給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賴他們的。
《東觀奏記》里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在這裡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陽卿裴詡那裡“求藥”，只言“往返五日”而沒提結果。這個叫裴詡的太僕卿在《新唐書》和《舊唐書》中沒有任何記載，是因為官職不顯（太僕卿，負責馬政），還是別有原因？長安那麼多太醫，為什麼花費多日時間到洛陽一個負責馬政的人那裡“索藥”？或因當時宣宗的另一親近之人女婿鄭顥在洛陽（時官拜河南尹）？隨後的記載更蹊蹺：先是說宣宗的瘡病是可療的，但隨後又說太醫走後，“不復召矣”。那麼，是誰在其中阻攔太醫進一步給宣宗看病？
大明宮的月色漸漸猙獰起來。先看看《新唐書》中的記載：“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漸，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丌元實矯詔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於柩前。王宗實殺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
此中記載了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三人矯詔，將王宗實轉任為淮南監軍。王接旨後就想去啟程赴揚州，但副手亓元實提醒他：也許聖旨是假的？何不進宮面見陛下再說？等他們進入寢宮，宣宗已經駕崩，宮女正圍著遺體哭泣。隨後王宗實怒斥王歸長等三人，三人嚇得趴在他腳邊求饒。王宗實當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長子鄆王溫即皇帝位，並殺夔王滋及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