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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愈一直在為理想而努力奮鬥。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對韓愈來說是他的人生轉折點。

  這一年,鳳翔法門寺舉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這種盛事每三十年一次。憲宗在這一年下詔,請佛骨入皇宮供奉,為此派人去鳳翔迎接佛骨,並在長安舉行了空前的儀式。

  韓愈堅決表示反對,並向皇帝遞交了《論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也就是說,若佛靈降罪,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韓愈態度堅決如此。

  這讓皇帝憤怒,欲殺韓愈,群臣求情,韓愈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遙遙,至藍關,詩人寫下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後人可能遠遠低估了韓愈當時的孤獨感。

  中唐時,儒學的處境比我們想像得要糟糕得多。當我們對魏晉時儒學的第一次崩潰念念不忘時,卻忽略了它在中唐於佛教壓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筆記《唐國史補》中記載了一則往事,說韓愈晚年登華山絕頂,險途難返,發狂而痛哭。這何止是為前路?當如魏晉之阮籍,遇窮途而落淚,哭的是一種大的人生。韓愈華山之哭,更包含著對本土傳統思想在中唐時遭包括佛教在內的各方面挑戰的揪心。

  “安史之亂”後,唐朝人的心靈格局的確發生了大變化。

  為期八年的動亂滌盪了各個領域內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圖上,藩鎮割據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內心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高層士大夫那裡,內心開始被進入全盛期的禪宗所侵染;中下層官員那裡,價值觀也已發生變遷,“義”開始大於“忠”。關於這一點,《獨異志》中的一個故事可佐證。

  大曆年間,長安境內的萬年縣縣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這聽上去有些奇怪,因為縣尉相當於現在的縣公安局長,這樣的身份還會窩藏罪犯?這俠義精神玩得有點大了。後來朝廷問罪,派御史審問侯彝,後者雖理屈詞窮,但終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罰,仍不交代。御史也沒辦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蓋下吧!”意思是,你為什麼不屈服呢?

  侯彝聽後,揭庭磚猛擊膝蓋,展示給御史看:“呵呵,哪裡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鐵鍋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卻說:“為什麼不再加點炭?”

  御史沮喪,將此事奏於代宗,皇帝詔問:“為什麼隱藏國賊而自己吃苦頭到這種地步?”

  侯彝答:“國賊確實是我隱藏的,但我已答應保護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說出藏身地點。”

  案子最終的結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貶為江西瑞州高安縣尉。

  作為縣尉的侯彝,為了一句承諾,知法而犯法,雖承認罪行,但卻不交代國家要犯被藏匿何處,對朋友之“義”超越了對國家之“忠”。以上觀念在“安史之亂”前是很難想像的。由此可見,大動盪後,“忠”的對象(唐朝廷)已難以承載“忠”的意義,而“義”被放大了,因為越是動盪無常的年代,需要“義”的地方就越多。

  在這個事件中,朝廷的曖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窩藏國家要犯,最後卻沒治罪,只是把他從長安萬年縣縣尉調為江西高安縣縣尉,由“從八品下”變成了“從九品下”,官階降低了一品,職位本身卻沒有變化。

  也就是說,唐帝國的秩序和價值觀從下到上發生了混亂,這是最令韓愈悲傷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對此耿耿於懷。這種耿耿於懷是正史上的說法。晚年的韓愈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現在,我們重新回到長慶四年的長安靖安里韓府。

  韓愈在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發了後世的議論。五代十國時陶谷著有《清異錄》,裡面記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命絕。”

  說的是,韓愈晚年好女色,為強壯身體,吃一種叫火靈庫的東西。火靈庫是什麼?餵公雞拌有硫磺末兒的粥,吃後又不叫其與母雞交配,以此養到千日,再將這公雞烹蒸,效果如超級春藥。

  按記載,韓愈大人隔一天吃一隻這樣的公雞。

  韓愈死後,白居易寫了首詩《思舊》:“閒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膻。崔君夸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遲……”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終活了七十五歲,而反佛的韓愈五十七歲即逝,雖然也不算短命,但畢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對他這樣一個以恢復儒學道統自居的人來說。

  後來,宋明理學建設者將韓愈視為先驅,因而極力反對《清異錄》和《思舊》詩里的說法,認為韓愈是一貫反對服食丹藥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證明,《清異錄》里的說法是造謠,而《思舊》里的“退之”並不是韓愈。在當時,還有一個叫衛中立的人,是當時的御史中丞衛晏之子,同樣字退之。他們又認為:韓愈和白居易雖都是大家,但關係實在一般,甚至還不怎麼好,一個反佛,一個尊佛,文學追求上也不一樣,彼此相輕,因而白在詩中不會提到韓。持以上觀點的人很是激動,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一個儒學鬥士死於春藥。

  但是,很多時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殘酷的,《清異錄》中的說法也許是真的呢?因為撰者離韓愈生活的時代不遠,且該書的風格又非純杜撰,而是一本記敘唐朝生活的實錄。

  其實,很多時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著來自原始人性的最簡單的誘惑,而且晚年的韓愈身心疲倦,古文運動和反佛主張都失敗了,從南方返回長安後不再鋒芒畢露,戰鬥精神漸漸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嘗可知。

  送塔過海的僧人

  唐朝儒釋道三教並行。

  唐初時,太宗雖然信奉道教,但對佛教亦不反對,甚至還派玄奘西行取經。

  就這樣,我們的唐僧,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歲那年,獨自踏上西行求經之路。

  二十七歲是個神奇的年齡,有那麼多偉大人物的人生在這一年發生巨變。

  孤身西去,荒漠萬里。這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的朝聖之路,也是一個唐朝青年的探險之路。但不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這樣的勇氣,也不是每一扇大門都會為信徒而開。除了熱愛外,還需要金石般堅忍之心。

  玄奘取經天竺,在那裡學習多年。此日,他進入了著名的維摩詰方丈室。

  維摩詰,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億金,而苦於修行,終為菩薩。他曾與文殊菩薩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當時,他託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視。

  文殊:“此室為何沒有一個侍者?”

  維摩詰:“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為空?”

  維摩詰:“人以為空,即空。”

  文殊:“既為空,何用再空?”

  維摩詰:“以無分別空,故空。”

  文殊:“空會有什麼分別嗎?”

  維摩詰:“分別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為空,你之疾應向何處求治?”

  維摩詰:“向佛陀之外的諸見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諸見解又當何求?”

  維摩詰:“當求於諸佛之解脫中。”

  文殊:“諸佛之解脫又當求於何?”

  維摩詰:“當向眾生修心中求!”

  傳說中,維摩詰的修行之室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講法時,卻能容納萬人,以至無量。玄奘在進入該室前,已決定隨後東歸大唐,於是欲於其室壁上書寫下年月日,以作紀念。他提筆上前,望見牆壁就在不遠處,但“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長安。

  按《獨異志》記載,玄奘西去取經的年歲,唐朝名寺靈嚴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邊,及至大師返回,松枝才變換方向,皆指東邊。雖然在維摩詰方丈室觸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爍東土的大師了。一個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華賦予孤途和信仰的人,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敬畏的。

  取經回來的玄奘,講經譯經,佛教更為紅火。後來,經武則天推動,到了中唐,再加上禪宗的崛起,佛教進入全盛期。但物極必反,晚唐武宗時,突然來了一輪滅佛運動,下面這則秘密故事從側面說到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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