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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我到辦公室時，驚奇地看到莫利納瑞副部長正坐在我辦公桌後打電話。肯定是出事了。
他做了個手勢示意我把門關上。從他斷斷續續的話中，我大約猜出他是在與東海岸的部里通話，了解某個案子的進展情況。他的膝蓋上堆了一大疊案卷，在手邊的記事本上不時寫上幾個詞。我辨認出的幾個詞是9毫米和旅程。
“出了什麼事?”他一掛上電話，我就迫不及待地問道。
他示意我坐下說。“在波特蘭市發生了一起兇殺。一個瑞士籍的男子被槍殺在下榻的酒店房間裡。是個經濟學家，正準備今天早上動身來溫哥華①溫哥華：美國華盛頓州西南部城市，位於哥倫比亞河深水航道起點，有橋連接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加一個釣魚旅行團。”不要顯得滿不在乎，我們手頭已經有了兩起事關國家安全的謀殺案，而這個自由世界的頭腦們正瞪著眼睛在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真是抱歉，”我說道，“但這與我們有關嗎?”莫利納瑞打開手中的一份案卷，裡面是一組謀殺現場的傳真照片。照片上的屍體身著釣魚背心，背心上有兩個彈孔。死者的衣衫被扯開著，赤裸的前胸上塗著幾個字母，是MAI。
“警官，死者是個經濟學家，”莫利納瑞說道，“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工作。”他看了我一眼，臉上勉強一笑。“你明白了吧。”我坐下，胃部有點沉。完全明白了。第三起謀殺。我端詳著那幾張現場照片。子彈是打在胸口的，殺手發慈悲似的在前額上補了一槍。一隻證據袋裡裝著一隻大號釣魚鉤。死者胸前塗的字母，MAI。“你知道這些字母是什麼意思?”“是的，”莫利納瑞點點頭說道。也站起身。“在飛機上我再告訴你。”
第二部分 從西雅圖調閱的情報資料
莫利納瑞安排我們乘坐的那架“飛機”是架灣流G-3型小飛機，機身的頂部漆成紅、白、藍三色，寫著“美國政府”的字樣。副部長肯定已在機上的餐艙里了。 這是我第一次在舊金山國際機場的一個內部區域登上一架專機。飛機的艙門在身後剛關上，還沒等我們坐穩，飛機的發動機就啟動了。我不由得一陣興奮。“這樣動身旅行真是夠勁的，”我對莫利納瑞說道。他沒有不同意我的說法。
到波特蘭市的航程是一小時出頭點。飛機剛起飛後的幾分鐘裡，莫利納瑞在打手機。等他打完手機，我想與他談談這眼前的案子。
我把犯罪現場照片攤開。“你得告訴我這MAI是什麼意思了?”“這MAI是項秘密貿易協議，”他解釋說道，“是世界貿易組織中一些發達國家在前幾年協商制定的。這項協議賦予一些大公司的權利甚至比賦予一些國家政府的還要大。有些人認為這項協議打響了對經濟弱小國家的公開圍剿戰。在世界各地的一片反對聲中，這項協議於1998年被廢止了，但有人告訴我說，普羅普先生供職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在重新修改這項協議，希望能試水通過。猜猜看，在哪兒獲得通過?”“下周召開的八大工業國財長會議?”“是的……順便說一下，”他打開公文包，“我想讓你看看這些材料，或許對你有些用處。
”他遞給我幾個情報專用袋，裡面是我要求從西雅圖調閱的情報資料。每個專用袋上都印著“機密，聯邦調查局專用”的字樣。
“要好好保管，”副部長眨眨眼說道。“要是露了出去，對我可麻煩了。”我快速翻看了一下那些西雅圖的資料。一些人有前科的——從參加騷亂到拒捕以及非法持有武器。還有些人似乎是捲入那場運動的學生。羅伯特·艾倫·里奇因在瑞士格施塔德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煽動暴力而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跟蹤名單。泰里·安妮·蓋茨因縱火被捕。
一個名叫史蒂芬·哈德威的人長著一張瘦削的臉，長發束在腦後，是里德學院的退學生，他在斯波坎搶過銀行。
“遙控炸彈，還有蓖麻蛋白，”我說道，心裡泛起陣陣感慨。“現在技術已經這麼先進了。
這些東西湊到一起，應該足以引爆炸彈了吧?”莫利納瑞聳聳肩。“有些人也許天生具有進行恐怖活動的細胞。技術是可以買賣的。也可能我們的對手是只白兔。”“白兔?就像傑斐遜飛機事件那樣?”“這是我們對那些長期隱藏的敵對分子的稱謂，比如60年代的‘氣象員’①氣象員：指20世紀60年代美國一激進青年組織的成員。“氣象員”(Weatherman)一詞取自鮑勃·迪倫所唱歌曲的歌詞：“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其中許多人都已經重新融入了社會。他們有了家庭，在干正當體面的工作。但也有少數人仍然遊蕩在這個社會之外，不甘心放棄他們的主張。”一扇艙門打開了，副駕駛員回頭對我們說飛機要開始下降了。我把文件放進我的公文包里，對莫利納瑞這麼快讓我如願以償拿到資料頗有感觸。
“還有什麼問題嗎?”他問道，一邊把座位安全帶收緊。“我們落地後，一般會有一些聯邦調查局的官員纏住我的。”“還有一個問題，”我微笑著說道。“你喜歡別人怎樣稱呼你?‘副部長’這詞聽起來像是在叫烏克蘭一家水電廠的廠長似的。”他哈哈笑了起來。“在工作中，一般叫‘長官’就行了。工作之外時，叫我‘喬’就可以了。”他對我微微一笑。“這樣會讓你覺得輕鬆些嗎，警官?”“往後看吧，長官。”
他做了個手勢示意我把門關上。從他斷斷續續的話中，我大約猜出他是在與東海岸的部里通話，了解某個案子的進展情況。他的膝蓋上堆了一大疊案卷，在手邊的記事本上不時寫上幾個詞。我辨認出的幾個詞是9毫米和旅程。
“出了什麼事?”他一掛上電話，我就迫不及待地問道。
他示意我坐下說。“在波特蘭市發生了一起兇殺。一個瑞士籍的男子被槍殺在下榻的酒店房間裡。是個經濟學家，正準備今天早上動身來溫哥華①溫哥華：美國華盛頓州西南部城市，位於哥倫比亞河深水航道起點，有橋連接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加一個釣魚旅行團。”不要顯得滿不在乎，我們手頭已經有了兩起事關國家安全的謀殺案，而這個自由世界的頭腦們正瞪著眼睛在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真是抱歉，”我說道，“但這與我們有關嗎?”莫利納瑞打開手中的一份案卷，裡面是一組謀殺現場的傳真照片。照片上的屍體身著釣魚背心，背心上有兩個彈孔。死者的衣衫被扯開著，赤裸的前胸上塗著幾個字母，是MAI。
“警官，死者是個經濟學家，”莫利納瑞說道，“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工作。”他看了我一眼，臉上勉強一笑。“你明白了吧。”我坐下，胃部有點沉。完全明白了。第三起謀殺。我端詳著那幾張現場照片。子彈是打在胸口的，殺手發慈悲似的在前額上補了一槍。一隻證據袋裡裝著一隻大號釣魚鉤。死者胸前塗的字母，MAI。“你知道這些字母是什麼意思?”“是的，”莫利納瑞點點頭說道。也站起身。“在飛機上我再告訴你。”
第二部分 從西雅圖調閱的情報資料
莫利納瑞安排我們乘坐的那架“飛機”是架灣流G-3型小飛機，機身的頂部漆成紅、白、藍三色，寫著“美國政府”的字樣。副部長肯定已在機上的餐艙里了。 這是我第一次在舊金山國際機場的一個內部區域登上一架專機。飛機的艙門在身後剛關上，還沒等我們坐穩，飛機的發動機就啟動了。我不由得一陣興奮。“這樣動身旅行真是夠勁的，”我對莫利納瑞說道。他沒有不同意我的說法。
到波特蘭市的航程是一小時出頭點。飛機剛起飛後的幾分鐘裡，莫利納瑞在打手機。等他打完手機，我想與他談談這眼前的案子。
我把犯罪現場照片攤開。“你得告訴我這MAI是什麼意思了?”“這MAI是項秘密貿易協議，”他解釋說道，“是世界貿易組織中一些發達國家在前幾年協商制定的。這項協議賦予一些大公司的權利甚至比賦予一些國家政府的還要大。有些人認為這項協議打響了對經濟弱小國家的公開圍剿戰。在世界各地的一片反對聲中，這項協議於1998年被廢止了，但有人告訴我說，普羅普先生供職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正在重新修改這項協議，希望能試水通過。猜猜看，在哪兒獲得通過?”“下周召開的八大工業國財長會議?”“是的……順便說一下，”他打開公文包，“我想讓你看看這些材料，或許對你有些用處。
”他遞給我幾個情報專用袋，裡面是我要求從西雅圖調閱的情報資料。每個專用袋上都印著“機密，聯邦調查局專用”的字樣。
“要好好保管，”副部長眨眨眼說道。“要是露了出去，對我可麻煩了。”我快速翻看了一下那些西雅圖的資料。一些人有前科的——從參加騷亂到拒捕以及非法持有武器。還有些人似乎是捲入那場運動的學生。羅伯特·艾倫·里奇因在瑞士格施塔德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煽動暴力而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跟蹤名單。泰里·安妮·蓋茨因縱火被捕。
一個名叫史蒂芬·哈德威的人長著一張瘦削的臉，長發束在腦後，是里德學院的退學生，他在斯波坎搶過銀行。
“遙控炸彈，還有蓖麻蛋白，”我說道，心裡泛起陣陣感慨。“現在技術已經這麼先進了。
這些東西湊到一起，應該足以引爆炸彈了吧?”莫利納瑞聳聳肩。“有些人也許天生具有進行恐怖活動的細胞。技術是可以買賣的。也可能我們的對手是只白兔。”“白兔?就像傑斐遜飛機事件那樣?”“這是我們對那些長期隱藏的敵對分子的稱謂，比如60年代的‘氣象員’①氣象員：指20世紀60年代美國一激進青年組織的成員。“氣象員”(Weatherman)一詞取自鮑勃·迪倫所唱歌曲的歌詞：“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其中許多人都已經重新融入了社會。他們有了家庭，在干正當體面的工作。但也有少數人仍然遊蕩在這個社會之外，不甘心放棄他們的主張。”一扇艙門打開了，副駕駛員回頭對我們說飛機要開始下降了。我把文件放進我的公文包里，對莫利納瑞這麼快讓我如願以償拿到資料頗有感觸。
“還有什麼問題嗎?”他問道，一邊把座位安全帶收緊。“我們落地後，一般會有一些聯邦調查局的官員纏住我的。”“還有一個問題，”我微笑著說道。“你喜歡別人怎樣稱呼你?‘副部長’這詞聽起來像是在叫烏克蘭一家水電廠的廠長似的。”他哈哈笑了起來。“在工作中，一般叫‘長官’就行了。工作之外時，叫我‘喬’就可以了。”他對我微微一笑。“這樣會讓你覺得輕鬆些嗎，警官?”“往後看吧，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