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頁
②埃爾默爾·萊昂納德(Elmore Leonard)，與P·D·詹姆斯齊名的當今美國一線犯罪小說家， 1925年10月11日出生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70年代開始創作偵探小說，代表作《射殺》講述特工被追殺、尋找並刺殺仇人的故事，於年改編為著名驚險電影;著名驚險動作電影《矮子當道》《危險關係》等皆根據其小說改編。埃爾默爾·萊昂納德最為通俗小說界稱道的是提出了“驚險小說十誡”，作者以開玩笑式的語言提出：“不要以天氣開篇”、“不要寫序幕”、“少用副詞修飾”、“儘量不寫或少寫那些讀者通常一帶而過的‘過場戲’”等寫作“規矩”，反映了他對驚險小說的認知。
“圍繞著失竊繪畫的商業交易可能會變得非常複雜，”倫敦的保險調査員馬克·達倫坡專司藝術品保險，“交易的時候並不一定要用到現金，那些竊賊可能會用繪畫換得一批毒品，或者是在其他的大買賣當中作添頭;當然還有可能是他們欠別人一萬英鎊，就告訴對方‘拿走這幅畫，咱們兩清了’。”
達倫坡是一個身材瘦削的男人，有著大大的眼袋和一副厭世的做派。他喜歡叼著雪茄吞雲吐霧，從煙霧當中偶爾看你一眼，用懶洋洋的語調發表看法，似乎表示人性是多麼可笑。
“我對於很多犯罪分子都懷有很髙的敬意，”他說，“他們都很聰明，或者說是非常非常聰明，在與其他黑道人物做交易的時候，他們能力極強。他們會購買行動電話進行聯絡，但第二天就把它們丟棄，以防電話被人監聽，他們在一英里外就能夠嗅出便衣警察的氣味。
“但是在涉及到那些頂級繪畫的時候，他們就聞到了金錢和利益的味道，隨之變得錙銖必較，一門心思只想著錢，”說到這裡，達倫坡揚了揚眉毛，似乎是對竊賊們糟糕的轉變感到惋惜，“所有聰明才智都被他們拋到腦後。”
“那些傢伙的腦子裡會冒出千奇百怪的念頭，”達倫坡顯得有些難以置信，“他們相信能夠把偷來的畫賣給南美洲的大毒梟，或者邁阿密的黑手黨，他們還可能會心想，‘噢，我認識幾個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喜歡這種玩意兒，又有一批手槍在手上，也許我們能做筆交易。’他們還可能嘗試著讓畫的原主人支付贖金把它贖回去。此外他們還可能把畫在手裡藏上一年，然後再看看能不能從保險公司那裡敲上一筆——他們甚至會認為，還可以找人把畫還給蓍方，獲得酬勞。”
說到這裡，達倫坡模仿那些街頭混混兒們說話的腔調說：“如果給我十萬塊，我就告訴他們那幅畫究競在哪兒，這樣我拿到懸賞，而他們就能把那玩意兒拿回去。”
“即便如此，”達倫坡接著說道，“在這些傢伙中，還是有很多人僥倖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傲這行的，確實有人掙到了錢。總會有人掙到錢。這是他們下手的動力。”
警察們以及像達倫坡這樣的人們，更傾向於認定藝術品竊賊都是笨蛋，而不是職業高手。他們喜歡交流那些關於不幸的業餘蠹蛋們的故事，尤其遇到不同轄區的同事時。坐在擁擠的酒吧里，收了工的警察們會互相比試，看誰的笨賊故事最可笑，他們講的都是真事，譬如說1998年在洛杉磯，有個竊賊偷了一尊價值一萬美元的抽象派金屬雕像，最終卻以九美元十美分的價格處理給了一個收破爛的。
警察們是把這些故事當笑話說的，但是這些笑話其實很苦澀，因為它們的潛台詞讓人沮喪。藝術犯罪是一項容易的遊戲，即便被抓到了，所受到的懲罰也很輕微，這些故事已經明白地表述了即使最沒腦子的笨蛋，也能加人到遊戲中來。再來看看安東尼·戴斯利的例子，1991年12月的一個大晴天，此君腳步蹣跚地走進了英國伯明罕博物館與藝術畫廊(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當時他已經醉得幾乎走不動道了。帶著醉意，戴斯利從牆上摘下了亨利·沃里斯①的《查特頓之死》(Death of 插tterton)，把這幅六英寸長、十英寸寬的繪畫夾在了胳膊底下，然後帶著價值七萬五千英鎊的畫作搖搖晃晃地出了門。這家博物館當時剛剛花費了幾十萬美元，安裝了電子保安系統，但是這套警報系統主要是用來防範夜賊的，也就是說在晚上博物館裡沒有遊客的時候才會使用。另一名參觀者發現了戴斯利的盜竊舉動，叫來了一名保安，可是為時已晚。
①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1830-1916)，英國前拉斐爾畫派畫家。
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
《查特頓之死》(Death of 插tterton)
戴斯利搭上了一部公共汽車，還把那幅畫拿給同車的其他乘客們看。他說這幅畫是自己剛剛偷來的，現在只要有誰肯出區區二百英鎊，這幅畫就歸誰了。戴斯利向別人打聽這趟車到底開到哪兒，得到的回答是“塞利橡樹街”，戴斯利當場痛哭失聲，他最不想去的就是那個地方，因為他的前妻住在那裡。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車，依然抱著那幅畫。五天之後，警方根據舉報，從伯明罕的一所房子裡搜出了藏匿的《查特頓之死》，法官只警告戴斯利在未來的十二個月里不得再惹事，就把他給放了;伯明罕博物館的館長則公開向戴斯利發出了“歡迎再來”邀請，請他去欣賞他“鍾愛”的藝術。
“圍繞著失竊繪畫的商業交易可能會變得非常複雜，”倫敦的保險調査員馬克·達倫坡專司藝術品保險，“交易的時候並不一定要用到現金，那些竊賊可能會用繪畫換得一批毒品，或者是在其他的大買賣當中作添頭;當然還有可能是他們欠別人一萬英鎊，就告訴對方‘拿走這幅畫，咱們兩清了’。”
達倫坡是一個身材瘦削的男人，有著大大的眼袋和一副厭世的做派。他喜歡叼著雪茄吞雲吐霧，從煙霧當中偶爾看你一眼，用懶洋洋的語調發表看法，似乎表示人性是多麼可笑。
“我對於很多犯罪分子都懷有很髙的敬意，”他說，“他們都很聰明，或者說是非常非常聰明，在與其他黑道人物做交易的時候，他們能力極強。他們會購買行動電話進行聯絡，但第二天就把它們丟棄，以防電話被人監聽，他們在一英里外就能夠嗅出便衣警察的氣味。
“但是在涉及到那些頂級繪畫的時候，他們就聞到了金錢和利益的味道，隨之變得錙銖必較，一門心思只想著錢，”說到這裡，達倫坡揚了揚眉毛，似乎是對竊賊們糟糕的轉變感到惋惜，“所有聰明才智都被他們拋到腦後。”
“那些傢伙的腦子裡會冒出千奇百怪的念頭，”達倫坡顯得有些難以置信，“他們相信能夠把偷來的畫賣給南美洲的大毒梟，或者邁阿密的黑手黨，他們還可能會心想，‘噢，我認識幾個阿爾巴尼亞人，他們喜歡這種玩意兒，又有一批手槍在手上，也許我們能做筆交易。’他們還可能嘗試著讓畫的原主人支付贖金把它贖回去。此外他們還可能把畫在手裡藏上一年，然後再看看能不能從保險公司那裡敲上一筆——他們甚至會認為，還可以找人把畫還給蓍方，獲得酬勞。”
說到這裡，達倫坡模仿那些街頭混混兒們說話的腔調說：“如果給我十萬塊，我就告訴他們那幅畫究競在哪兒，這樣我拿到懸賞，而他們就能把那玩意兒拿回去。”
“即便如此，”達倫坡接著說道，“在這些傢伙中，還是有很多人僥倖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傲這行的，確實有人掙到了錢。總會有人掙到錢。這是他們下手的動力。”
警察們以及像達倫坡這樣的人們，更傾向於認定藝術品竊賊都是笨蛋，而不是職業高手。他們喜歡交流那些關於不幸的業餘蠹蛋們的故事，尤其遇到不同轄區的同事時。坐在擁擠的酒吧里，收了工的警察們會互相比試，看誰的笨賊故事最可笑，他們講的都是真事，譬如說1998年在洛杉磯，有個竊賊偷了一尊價值一萬美元的抽象派金屬雕像，最終卻以九美元十美分的價格處理給了一個收破爛的。
警察們是把這些故事當笑話說的，但是這些笑話其實很苦澀，因為它們的潛台詞讓人沮喪。藝術犯罪是一項容易的遊戲，即便被抓到了，所受到的懲罰也很輕微，這些故事已經明白地表述了即使最沒腦子的笨蛋，也能加人到遊戲中來。再來看看安東尼·戴斯利的例子，1991年12月的一個大晴天，此君腳步蹣跚地走進了英國伯明罕博物館與藝術畫廊(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當時他已經醉得幾乎走不動道了。帶著醉意，戴斯利從牆上摘下了亨利·沃里斯①的《查特頓之死》(Death of 插tterton)，把這幅六英寸長、十英寸寬的繪畫夾在了胳膊底下，然後帶著價值七萬五千英鎊的畫作搖搖晃晃地出了門。這家博物館當時剛剛花費了幾十萬美元，安裝了電子保安系統，但是這套警報系統主要是用來防範夜賊的，也就是說在晚上博物館裡沒有遊客的時候才會使用。另一名參觀者發現了戴斯利的盜竊舉動，叫來了一名保安，可是為時已晚。
①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1830-1916)，英國前拉斐爾畫派畫家。
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
《查特頓之死》(Death of 插tterton)
戴斯利搭上了一部公共汽車，還把那幅畫拿給同車的其他乘客們看。他說這幅畫是自己剛剛偷來的，現在只要有誰肯出區區二百英鎊，這幅畫就歸誰了。戴斯利向別人打聽這趟車到底開到哪兒，得到的回答是“塞利橡樹街”，戴斯利當場痛哭失聲，他最不想去的就是那個地方，因為他的前妻住在那裡。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車，依然抱著那幅畫。五天之後，警方根據舉報，從伯明罕的一所房子裡搜出了藏匿的《查特頓之死》，法官只警告戴斯利在未來的十二個月里不得再惹事，就把他給放了;伯明罕博物館的館長則公開向戴斯利發出了“歡迎再來”邀請，請他去欣賞他“鍾愛”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