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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鈴響起來了，他把開關關了起來。我講下去：“鼠疫有三種。傳統的腺鼠疫引起表面淋巴腺腫大、膿腫。第二種叫敗血型鼠疫，這種鼠疫使血液中毒。第三種鼠疫危及人的肺。這種鼠疫比腺鼠疫更容易感染上，而後者在4世紀使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喪命，當時英國人稱黑死病。這第三種鼠疫是肺型的。羅斯坦博士在文件里給它起了個更為精確的名字：巴斯德列拉鼠疫。這是棍狀的桿菌，在適宜的培養基中，可以在實驗室培養。一旦放出去，通過飛沫傳染，潛伏期很短，只有三四天，比天花快3倍。”
他並不顯得寬慰。他呆頭呆腦地說：“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你這麼說的吧?”
“當時有2500萬人。”我滔滔不絕地說，就像在紐倫堡審判時我談到海因里希·桑森時那樣高談闊論，“我的豪普特曼，傷亡慘重，我同意這樣說。就是本世紀的納粹鼠疫在死亡營里殺死的人數只及這個數字的半數。”
這番話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他正在考慮阿根廷和73號物品。
我索性對他把話說絕：“在南美洲，對肺鼠疫的自然抵抗力是很差的，因為那裡很長一個時候沒有發生過流行病了，儘管在巴西、秘魯、厄瓜多本來是常發生地方性流行病的。所以我得說，要是羅斯坦博士在阿根廷的兄弟按照給他的指示打開那個小瓶，在一個坐滿了人的電影院的樓廳上輕輕拍點東西出來，在聖卡泰里諾的7萬德國人和前納粹分子，一周之內就會喪命。”
足足有15秒鐘，他一言不發。
“奎勒先生……他為什麼要這樣干?”
“因為他們殺了他的妻子。”
“但是我不理解。這又是你開的小玩笑。”
“希望你不會理解。你太年輕，理解不了。你得問問長輩。他們懂得這些事。他們5年之內殺了1200萬人，一半是猶太人。如果你在法庭上聽他們為自己辯護，你能聽到他們殺了600萬自由猶太人的理由。他們說他們殺他們，就因為他們‘僅僅是猶太人’。你看，沒有私人的原因。無怨無仇，沒有報復的念頭，甚至連恐懼的心理也沒有。就給嘗黃星、淘汰營、毒氣爐的滋味。難以理解。但是我倒理解羅斯坦博士。他有個人恩怨，這種恩怨源於他對一個女人深深的愛，源於失去她後的淒涼。一定要讓千百人倒下去。”
他站了起來，站在我面前。一個長得單薄的年輕人，他還想與他生長的世界搏鬥呢。
“但是還有其它人呢!鼠疫不會在任何邊界停步的。整個聖卡泰里諾，然後整個阿根廷——”
“再蔓延到更遠的地方，直到他們得到確診，用上磺胺類藥物。道理很簡單：鼠疫同樣吞噬無辜的人們。他懂得這點。他知道在阿根廷有50萬與他同一個種族的人。但是這不能使他停止製造那個東西，也不能使他停止給他兄弟寫這份遺囑。羅斯坦博士是想在生前為他妻子報仇，如果做不到，就同歸於盡。”
斯坦納用他那雙缺乏想像力的清澈的綠眼晴朝下望著我。我對他已不耐煩了，因為我剛才問過他兩個有關索里行動計劃情況的問題，他還不得要領。要不，有關索里的情況，他所知道的不比我知道的多。
那天窩囊地過去了，挫折出現了。經過兩天破譯密寫的艱難工作，我沒有搞出一點有助於進一步了解不死鳥的情況。這個文件可能與羅斯坦曾經想要告訴我的情況無關。他本來沒有理由告訴我他活著是為了摧毀南美一個城鎮，因為不可能期望我贊成這個念頭。要麼他的固執觀念循著正常的軌道發展，把他推到理性的邊緣，以致對要冒消滅一個洲的險也盲目了，要麼他已經為他兄弟作了周密的計劃，在鼠疫蔓延之前，組織了地下接種計劃以拯救那些無辜的人們。這對我本人或者對我的使命，都沒有區別。如果伊薩克·羅斯坦真是個理智正常的人，他意識到他哥哥的心態，他早就會把那瓶東西放到爐子裡去了。
羅斯坦決不會告訴我這個事。然而他不顧一切要告訴我的又是什麼呢?從文件中找不到線索，該文件無非是對他兄弟作的詳細指示而已：桿菌是怎樣傳播的，傳播期間怎樣避免感染，4天潛服期間應採取的措施，如此等等。
可以猜想，肯定有一平行同時進行的事。這要等我擺脫了斯坦納警長的變態疾病恐懼症之後再來考慮。
因為我知道羅斯坦一直在演雙重角色。
“感激你，奎勒先生，”斯坦納開口了，“我自會將密寫件破譯稿送到我的上司那裡。”
走之前，我問了他一句：“在那個實驗室里，你還發現了其它東西，有意義的東西，你決定不告訴我，是嗎?”
他顯得吃了一驚：“沒有什麼東西。”
“豪普特曼先生，我已經幫了你一個忙，而你會是第一個報答的人。所以我相信你的話，你所發現的就是濾毒罐。”
“相信我的話。當然，這樣說不包括當時讓你看過的各種材料。除此沒有什麼了。”
他沒有撒謊。他一直在說謊倒好了，就會有可掌握的東西了。
我離開了他，找到了那輛230SL，我在離Z局半公里處停的車。他們決不會料到我會駕駛這個型號的車。但是一旦他們認了出來，他們會定距離跟蹤我，因為我的車太醒目了，定距離跟蹤是很難察覺的。他們知道我隨時會走訪Z局的，所以停的車容易開得出。但是我正期待著有尾巴出來亮相，就是沒有。半公里以內完全暢通無阻，我帶著一種不祥的預兆跨進了車。他們給我的行動自由越來越大了，我感到恐懼。
他並不顯得寬慰。他呆頭呆腦地說：“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你這麼說的吧?”
“當時有2500萬人。”我滔滔不絕地說，就像在紐倫堡審判時我談到海因里希·桑森時那樣高談闊論，“我的豪普特曼，傷亡慘重，我同意這樣說。就是本世紀的納粹鼠疫在死亡營里殺死的人數只及這個數字的半數。”
這番話沒有給他留下什麼印象。他正在考慮阿根廷和73號物品。
我索性對他把話說絕：“在南美洲，對肺鼠疫的自然抵抗力是很差的，因為那裡很長一個時候沒有發生過流行病了，儘管在巴西、秘魯、厄瓜多本來是常發生地方性流行病的。所以我得說，要是羅斯坦博士在阿根廷的兄弟按照給他的指示打開那個小瓶，在一個坐滿了人的電影院的樓廳上輕輕拍點東西出來，在聖卡泰里諾的7萬德國人和前納粹分子，一周之內就會喪命。”
足足有15秒鐘，他一言不發。
“奎勒先生……他為什麼要這樣干?”
“因為他們殺了他的妻子。”
“但是我不理解。這又是你開的小玩笑。”
“希望你不會理解。你太年輕，理解不了。你得問問長輩。他們懂得這些事。他們5年之內殺了1200萬人，一半是猶太人。如果你在法庭上聽他們為自己辯護，你能聽到他們殺了600萬自由猶太人的理由。他們說他們殺他們，就因為他們‘僅僅是猶太人’。你看，沒有私人的原因。無怨無仇，沒有報復的念頭，甚至連恐懼的心理也沒有。就給嘗黃星、淘汰營、毒氣爐的滋味。難以理解。但是我倒理解羅斯坦博士。他有個人恩怨，這種恩怨源於他對一個女人深深的愛，源於失去她後的淒涼。一定要讓千百人倒下去。”
他站了起來，站在我面前。一個長得單薄的年輕人，他還想與他生長的世界搏鬥呢。
“但是還有其它人呢!鼠疫不會在任何邊界停步的。整個聖卡泰里諾，然後整個阿根廷——”
“再蔓延到更遠的地方，直到他們得到確診，用上磺胺類藥物。道理很簡單：鼠疫同樣吞噬無辜的人們。他懂得這點。他知道在阿根廷有50萬與他同一個種族的人。但是這不能使他停止製造那個東西，也不能使他停止給他兄弟寫這份遺囑。羅斯坦博士是想在生前為他妻子報仇，如果做不到，就同歸於盡。”
斯坦納用他那雙缺乏想像力的清澈的綠眼晴朝下望著我。我對他已不耐煩了，因為我剛才問過他兩個有關索里行動計劃情況的問題，他還不得要領。要不，有關索里的情況，他所知道的不比我知道的多。
那天窩囊地過去了，挫折出現了。經過兩天破譯密寫的艱難工作，我沒有搞出一點有助於進一步了解不死鳥的情況。這個文件可能與羅斯坦曾經想要告訴我的情況無關。他本來沒有理由告訴我他活著是為了摧毀南美一個城鎮，因為不可能期望我贊成這個念頭。要麼他的固執觀念循著正常的軌道發展，把他推到理性的邊緣，以致對要冒消滅一個洲的險也盲目了，要麼他已經為他兄弟作了周密的計劃，在鼠疫蔓延之前，組織了地下接種計劃以拯救那些無辜的人們。這對我本人或者對我的使命，都沒有區別。如果伊薩克·羅斯坦真是個理智正常的人，他意識到他哥哥的心態，他早就會把那瓶東西放到爐子裡去了。
羅斯坦決不會告訴我這個事。然而他不顧一切要告訴我的又是什麼呢?從文件中找不到線索，該文件無非是對他兄弟作的詳細指示而已：桿菌是怎樣傳播的，傳播期間怎樣避免感染，4天潛服期間應採取的措施，如此等等。
可以猜想，肯定有一平行同時進行的事。這要等我擺脫了斯坦納警長的變態疾病恐懼症之後再來考慮。
因為我知道羅斯坦一直在演雙重角色。
“感激你，奎勒先生，”斯坦納開口了，“我自會將密寫件破譯稿送到我的上司那裡。”
走之前，我問了他一句：“在那個實驗室里，你還發現了其它東西，有意義的東西，你決定不告訴我，是嗎?”
他顯得吃了一驚：“沒有什麼東西。”
“豪普特曼先生，我已經幫了你一個忙，而你會是第一個報答的人。所以我相信你的話，你所發現的就是濾毒罐。”
“相信我的話。當然，這樣說不包括當時讓你看過的各種材料。除此沒有什麼了。”
他沒有撒謊。他一直在說謊倒好了，就會有可掌握的東西了。
我離開了他，找到了那輛230SL，我在離Z局半公里處停的車。他們決不會料到我會駕駛這個型號的車。但是一旦他們認了出來，他們會定距離跟蹤我，因為我的車太醒目了，定距離跟蹤是很難察覺的。他們知道我隨時會走訪Z局的，所以停的車容易開得出。但是我正期待著有尾巴出來亮相，就是沒有。半公里以內完全暢通無阻，我帶著一種不祥的預兆跨進了車。他們給我的行動自由越來越大了，我感到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