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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羅日先生卻一直穩坐泰山，仍然左肩高、右肩低，其冷漠的眼神一會兒看文件，一會兒落在被告身上。突然，他以一種慢條斯理的語調問道：“您能否從照片上認出哪個是您最後的情婦？”
齊里烏克放聲大笑。
“很難，法官先生！恐怕很難認出來了！當時她還是在多努街的比克拉茲酒吧打工的一個挺可愛的小姑娘……我和她約會的次數不多……”他的笑含義暖味，模稜兩可，甚至可以說還有點下流。笑完後他竟敢加上這樣一句，“怎麼，難道她是您的朋友？”
“您和她接觸時用哪國語言？”
齊里烏克又一次說話粗魯，其下流猥褻的話語叫人無法重複。不過法官並未因此而被激怒：“那好，我替您說！有的時候她用里爾的方言和您說話，您用同樣的土語回答，這使她發窘、不安，她的話不友好，冒犯人，她以為您是外國人，聽不懂她的話。”
齊里烏克不再開口。法官也沉默了一刻鐘。他不慌不忙地查看著齊里烏克的檔案，然後開始翻看另一份材料，黃色文件夾上明白顯出幾個十分漂亮的圓體大字：“斯蒂凡案件”。
齊里烏克也看到了那個大字標題。弗羅日先生對此不予理會，他要給他留出時間，讓他思考他的回答，看他下一步如何動作。
弗羅日先生手裡的材料是有關八年以前的一件案子的，八年過去了，案子仍未偵破。此案的內容是一名叫皮埃爾·斯蒂凡的妻子被其情夫殺害，她的情人是個波蘭裔工人，殺人後逃之夭夭，警方再未發現他的蹤跡。
皮埃爾·斯蒂凡曾是一家化工廠的工頭，該廠配有一名炮兵軍官，這便使人感到，該廠的研究內容很可能與國防有關。有一些材料，尤其是一份關於防毒面具的說明書也在同一時期丟失。就是在那個時期，斯蒂凡夫婦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觀，他們經常購買一些與其收入不相稱的高檔貨。不久，悲劇發生了，斯蒂凡妻子的屍體在一堆煤渣里被發現了。
認識她情人的人不多。有人在當地看到過他不懷好意地轉來轉去。他和一幫波蘭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們一樣住在破舊的臨時搭起的木板棚里。但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工廠上班，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姓什名誰。謀殺案發生的當天，他就消失了。
感到雙方的焦點正向另一戰場轉移，齊里烏克更加放肆無禮地耍起了威風。
“我不知道您又想搞什麼名堂！”他以一種挑釁和諷刺的口吻說道，“如果您想聽，我可以用爪哇苦力說的土語，也可以用福特廠工人的黑話回答您的問題……”
他說的不錯，他確實會說多種語言，一份報告中指出，三年以前，他到過中國，扮演的角色是美國南方的一名將軍的親密顧問。當他被隸屬警方的一名偵探逮捕的時候，偵探看到他的領帶上別著一枚由印度支那的莫里斯人製作的別針，他也開始用該民族的方言說話。
不管齊里烏克怎樣表演，弗羅日先生一直不為所動，他的態度在這場面對面的較量中自始至終沒有改變。
大部分預審法官的做法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想方設法將被告打得措手不及，整得他暈頭轉向，使其一不小心便露出馬腳、吐出真情。弗羅日法官則相反，他給其談判對象留出足夠的時間，甚至過多的時間讓其考慮。沉默持續幾分鐘，提問卻僅用幾秒鐘。到目前為止，他只向對方提了兩個問題。因此，後來有一位好奇的專家竟然把這次關鍵性的審問中的字一個一個地數，看看從弗羅日先生的口中一共說出了多少個字。
現在法官開始低聲朗讀他打給里爾檢察院的一份電報以及對方對其電報的答覆。
問題：斯蒂凡夫婦出生於何地？慘案發生的時候他們在里爾已住了多長時間？
答案：他們出生於羅亞爾地區。於案發前一個月從聖艾蒂安到里爾。為製造某種新產品，里爾的工廠向同屬於一個金融集團的聖艾蒂安工廠要了幾名有經驗的專家，斯蒂凡是其中的一個，於六月來到里爾這座北方城市。
弗羅日先生的聲音第三次出現了：“您能不能確切地告訴我，八年之前的六月份您在什麼地方？”
兇殺案是在七月中旬發生的。
“在柏林！”齊里烏克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您非想知道，那就是每天都和威廉大街發生關係。我不知道您想要我說什麼，但是我可以告訴您，您的調查方向是錯誤的，我不認識斯蒂凡夫婦。”
弗羅日先生又將手中的材料翻過一頁，看了看由第二局送來的最後一份文件，文件上這樣寫著：
皮埃爾·斯蒂凡，聖艾蒂安軍火工廠的工頭，被工廠夥伴們懷疑與敵特有聯繫，但沒有任何證據，因此在反間諜組織的建議下於六月被調往裡爾，里爾工廠需要他所從事的專業技術工人。問題在於搞清里爾方面是否也有文件丟失。在確定是否能給斯蒂凡定罪之前，尤其是在發現他的同謀之前，他的妻子被害，這一情況使形勢發生了變化，從此斯蒂凡更加謹慎，沒有做過引起任何懷疑的舉動。他深受打擊，一下子老了許多，慘案發生不久便離開工廠，去旁旦鎮一個單位作夜間警衛。
至此弗羅日先生總共說了四句話。他站起身，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站起身來後才讓人發現，他原來身材相當高大。他看齊里烏克的目光和看一件沒有特色的物品一樣平靜。像是終於作完了一件苦差事，他一邊用手背彈刷著自己的黑帽，一邊厭倦地卻清清楚楚地說：“我控告您預謀殺害斯蒂凡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