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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件。”科爾貝里說著,便走向通道。

  馬丁·貝克點點頭。他正站在床邊俯視著床。那上面的床單又皺又邋遢,枕頭擠成一團。即便如此,看起來也好像有好幾天沒人睡過了。

  科爾貝里走回來。

  “只有報紙和GG。”他說,“放在那裡的那份報紙是哪一天的?”

  馬丁·貝克把頭往旁邊一歪,眯起眼睛說:

  “星期四,六月八日。”

  “顯然隔天仍有送報紙來。從十號星期六以後,他再也沒碰過報紙了。也就是說在瓦納迪斯公園謀殺案發生過後。”

  “但星期一他好像回來過。”

  “對。”科爾貝里同意,然後又補上一句:“可是從那天以後,就應該沒再回來了。”

  馬丁·貝克伸出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枕套的一角,把枕頭拉起來。

  底下放著兩條小女孩兒的白色內褲。

  看起來似乎非常小。

  上面沾了形狀不一的污漬。

  他們一動不動地站在沉悶的房間裡,聽著外面的車流聲和自己的呼吸聲。就這樣持續了大約二十秒鐘。然後馬丁·貝克迅速而不露喜怒地說:

  “行了,這下好了。我們把公寓封鎖起來,通知技術小組。”

  “可惜沒有照片。”科爾貝里說。

  馬丁·貝克想到在費斯曼納街那棟危樓里發現的死人,至今尚未指確認他的身份。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吧,但是無法確定。

  說不定一點兒關聯也沒有。

  這個叫英厄蒙德·弗蘭森的男子,他們對他所知仍然極少。

  三個小時之後,時間是下午兩點鐘,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他們的情報增加了不少。

  其中一件就是在費斯曼納街發現的那個死人,和英厄蒙德·弗蘭森長得並不像。幾個去認屍時幾乎嘔吐的證人證實了這點。

  至少警方已經掌握了原來沒有著落的一條線索,加上已經十分上軌道並具備高效率的調查機器之輔助,很快地他們就查出英厄蒙德·弗蘭森一段相當簡單的個人歷史。他們接觸了大約上百人:鄰居、商店店員、社工人員、醫生、陸軍官員、教會執事、戒酒中心行政人員,還有其他各種人物等等。故事的形很快就清晰起來。

  英厄蒙德·弗蘭森一九四三年搬到馬爾默市,在市政府公園局找到一份工作。他遷居的理由,可能是出於父母亡故。他的父親在維克休當工人,死於當年春天,而他母親早在五年前就已經過世。他沒有其他親人。一服完兵役,他就馬上搬到斯德哥爾摩。他從一九四八年起就一直住在西維爾路的那棟公寓,並且到一九五六年以前一直都從事園藝工作。後來他突然停止工作,起初是由一名私人診所的醫師開具生病證明,然後又由社會福利機構幾位不同的心理醫師分別進行檢查,最後就在兩年後,便以不適宜工作的理由受命退休。官方報告上所使用的詞頗為神秘:“心理上無能力從事體力工作。”

  曾經接觸他這個案例的醫生說,他具有高於一般人的能力,但是對工作有一種習慣性的恐懼感,使他根本無法上班。

  幾次康復治療都宣告失敗。有一段時問,他應該去一個機械室上班,然而連續四周每天早上當他走到工廠門口時,就是無法使自己抬腳進門。據說此種類型的工作無能症很少見,然而也不是毫無先例。弗蘭森並無任何精神疾病,也不需要特別照顧。他的智商毫無問題,也沒有任何身體殘缺(軍醫判定他體質低等,是由於他有扁平足)。但是他非常缺乏社交能力,由於沒有與人接觸的需要,所以沒有任何朋友,而且除了一位醫生所謂的“對故鄉斯瑪藍鎮的歷史有某種模糊的興趣”外,並無任何嗜好。他具有一種安靜、友好的態度,不喝酒,極度節儉,而且雖然“對自己的外表打扮不甚在乎”,但仍可以稱得上整潔。他抽菸,沒有表現出過不正常的性行為;被問及是否有手淫的習慣時,弗蘭森回笞得非常含混,然而醫生假定他有,並斷定他的性慾低得不尋常。他還患有“集會恐懼症”。

  這些醫生報告的記錄日期,大部分都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間。在那之後,除了例行公事外,沒有一個官方機構認為他們有理由再去擔心弗蘭森。他已經領了國家退休金,而且安靜地自己過日子。從一九五C年代早期開始,他就一直訂閱《斯瑪藍報》。

  “什麼是集會恐懼症?”貢瓦爾·拉爾森問。

  “對公共場所有病態性的恐懼感。”梅蘭德說。

  調查總部繁忙異常,每個可以調動的人手都被派上用場。

  大多數人都忘了疲勞,迅速破案的希望已經被點燃起來。

  外面的天氣慢慢轉涼了。一陣細雨開始下起來。

  情報像發動的電報機一樣不斷涌人。警方還沒有任何照片,但是他們已經掌握了一個完整的描述,漏失的細節已經由醫師、鄰居、過去的同事和他去購物時有過交談的店鋪店員補充起來。

  弗蘭森身高五英尺八英寸,體重大約一百七十六磅,而且可以確定是穿八號的鞋子。

  鄰居們說他很少講話,然而是一個溫和友善的人,總是會和人簡短地打招呼。他有斯瑪藍口音,看起來像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已經有八天沒有人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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