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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說說看。”
看他迅速地反應，明顯精神起來，並擺出一副對抗的架勢，我就知道猜對了。看來我得露兩手，以贏得探長的信任。
“第一，那根竹竿。在影像資料里，它好像從沒出現。攝像頭照到了那麼多東西，唯獨沒照到那人拿著它進出。你也沒提過，它到底打哪兒來的。”
A探長用“你果然夠細心”的正色點著頭：
“那東西不是帶進來的，而是本來就有的。開發商建設以及住戶裝修，有一些邊角的廢料，比如小塊的板材呀、缺角的地磚呀、剩下一個桶底的油漆呀，扔了可惜留著沒地兒，就都在天台置頂了。”
“你說的那些就算了，可是竹竿，竹竿也算裝修建材?那這樓是不結實。”
“竹竿是個特例。那樓20層，住著一個蛋圓形腦袋的老太太，平時除了愛打毛線，就喜歡在屋裡養絲瓜……”
“媽呀，這都什麼人哪?合著這世上不正常的，全住那樓里去了。”
探長不理會我的評論，很嚴肅地繼續：
“因為是爬蔓兒的植物，她便找了幾竿竹子，搭了個供它攀援的花架。最後剩下兩三根，想留作備用，就也扔在樓頂了。”
“可是，如果竹竿本來就該在那裡，你又怎麼判斷留在現場的它一定和案件有關?”
這一下回馬槍，殺得A探長肅然起敬：
“這一點，我們問過竹竿的故主。那老太信誓旦旦地說，她把竹竿緊緊地捆好了，整齊地放在天台的另一個角落。所以，不可能它自己脫出來，又被風吹到我們發現它的地方。一定是有人把它抽出來，拿過去，想派什麼用場。我對這個判斷有信心，因為那老太的證言非常可靠。她一看就是個嚴謹縝密到偏執的人，身上有一股讓人不得不相信的力量。”
“是，長成那模樣、有那愛好的，我也相信。”我低頭啜了口茶水，有些陰暗地說，“可是，這個案子，並不像那老太太一樣，令你深信不疑吧?”
“你什麼意思?”他按下眉頭，比我更陰暗。
“你一直讓我去找那個神秘男人，可是，找他幹什麼呢——如果你不能百分百確定他就是兇手的話?我可不想操了多少心、費了多少力、下了多少功夫，最後幫你抓到他了，你還在困惑‘人真是他殺的嗎’。現在，幾乎所有的線索，都在指證一個真相：有個人，就是這個男人，蹲在天台圍欄上，瞧准范先生走過來的時機，用竹竿撥落22層的一隻花盆，讓它砸在他頭上。這是謀殺!這個手法，有那麼多事實證明，或者再多幾條證明，也不能解開你固執的心結。你始終認為，用這種方法去謀殺，真的能成功嗎?難度也太大了吧。或者退一步說，僥倖成功了，可是誰會預期它就能成功?誰會策劃這么小概率的事情?比這簡單的方法多了。比如說，他那麼愛跟蹤，之前范先生又酷愛夜生活，晚上從停車場出來，三四點鐘了，深更半夜，人煙稀少，他完全可以跟在後面，在他進小區之前，一塊板兒磚解決問題，費這個勁呢?正是這種潛藏在你心底的不確定性，給你製造麻煩，影響你的判斷，讓你意興闌珊。要是你堅定一點，那人可能早找著了。我絕對不希望一番運籌帷幄之後，把那人帶到你面前，你還是這副‘我也沒把握，我估計一會兒就把你放了’的鬼樣子。”
“那好。”A探長似乎有點受不了我的語言風格，“你要怎麼說服我，有人在用這麼異想天開的方式犯罪?”
“我可以引用老一輩邏輯主義革命家福爾摩斯先生的名言，說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再匪夷所思也是真相;我也可以告訴你，當代日系推理小說中，比這異想天開的法子有得是。但那都沒意思，我要用中國古典文化說服你。如果你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且用的是全國統一教材的話，你一定學過那篇課文，陳康肅公和賣油翁的故事——油如直線般滴入葫蘆口而不濕銅錢，神乎其技吧?但是，‘無他，但手熟爾。’”
“你是說，熟能生巧?”
“不錯。這個手法的實現，必然需要同樣或近似環境下，反覆多次的練習。關於這練習，我們有證據，小區里集中掉落的花盆。這一定是他做的，他放棄跟蹤開始不定時出沒，與那麼多花盆的陸續砸毀，都在案發前幾天，有一個時間上的重合。當然，還有個更直接的證據：如果他真的在四大樓頂進行過巡迴演練的話，一定留下過腳印。案發樓除了當天最新鮮的腳印外，一定還和其他三棟樓一樣，留有近幾天的次新鮮的腳印。這個細節你沒告訴我，是等我自己猜嗎?”
A探長搔頭訕笑：
“可你猜出來了。”
“還有，掉落花盆的線索，你們搜集得很沒水準。當你給的線索剛剛透露出這個手法時，你緊接著說到了花盆的頻繁掉落事件。可我根本不用聽個數——多少個不重要，就知道這裡面有個固有矛盾。”
“矛盾?”
“使用這個手法，必須練習;而練習，就有矛盾：如果練得少了，無法保證成功率;而練得多了，砸掉太多花盆，小區中多半已有風聞，不會像你們調查時那樣，大家都以為是自家個案。各家掉落的花盆，是個很有含金量的線索，而你們沒有進行統計甄別篩選，而且數據也不完全。”
看他迅速地反應，明顯精神起來，並擺出一副對抗的架勢，我就知道猜對了。看來我得露兩手，以贏得探長的信任。
“第一，那根竹竿。在影像資料里，它好像從沒出現。攝像頭照到了那麼多東西，唯獨沒照到那人拿著它進出。你也沒提過，它到底打哪兒來的。”
A探長用“你果然夠細心”的正色點著頭：
“那東西不是帶進來的，而是本來就有的。開發商建設以及住戶裝修，有一些邊角的廢料，比如小塊的板材呀、缺角的地磚呀、剩下一個桶底的油漆呀，扔了可惜留著沒地兒，就都在天台置頂了。”
“你說的那些就算了，可是竹竿，竹竿也算裝修建材?那這樓是不結實。”
“竹竿是個特例。那樓20層，住著一個蛋圓形腦袋的老太太，平時除了愛打毛線，就喜歡在屋裡養絲瓜……”
“媽呀，這都什麼人哪?合著這世上不正常的，全住那樓里去了。”
探長不理會我的評論，很嚴肅地繼續：
“因為是爬蔓兒的植物，她便找了幾竿竹子，搭了個供它攀援的花架。最後剩下兩三根，想留作備用，就也扔在樓頂了。”
“可是，如果竹竿本來就該在那裡，你又怎麼判斷留在現場的它一定和案件有關?”
這一下回馬槍，殺得A探長肅然起敬：
“這一點，我們問過竹竿的故主。那老太信誓旦旦地說，她把竹竿緊緊地捆好了，整齊地放在天台的另一個角落。所以，不可能它自己脫出來，又被風吹到我們發現它的地方。一定是有人把它抽出來，拿過去，想派什麼用場。我對這個判斷有信心，因為那老太的證言非常可靠。她一看就是個嚴謹縝密到偏執的人，身上有一股讓人不得不相信的力量。”
“是，長成那模樣、有那愛好的，我也相信。”我低頭啜了口茶水，有些陰暗地說，“可是，這個案子，並不像那老太太一樣，令你深信不疑吧?”
“你什麼意思?”他按下眉頭，比我更陰暗。
“你一直讓我去找那個神秘男人，可是，找他幹什麼呢——如果你不能百分百確定他就是兇手的話?我可不想操了多少心、費了多少力、下了多少功夫，最後幫你抓到他了，你還在困惑‘人真是他殺的嗎’。現在，幾乎所有的線索，都在指證一個真相：有個人，就是這個男人，蹲在天台圍欄上，瞧准范先生走過來的時機，用竹竿撥落22層的一隻花盆，讓它砸在他頭上。這是謀殺!這個手法，有那麼多事實證明，或者再多幾條證明，也不能解開你固執的心結。你始終認為，用這種方法去謀殺，真的能成功嗎?難度也太大了吧。或者退一步說，僥倖成功了，可是誰會預期它就能成功?誰會策劃這么小概率的事情?比這簡單的方法多了。比如說，他那麼愛跟蹤，之前范先生又酷愛夜生活，晚上從停車場出來，三四點鐘了，深更半夜，人煙稀少，他完全可以跟在後面，在他進小區之前，一塊板兒磚解決問題，費這個勁呢?正是這種潛藏在你心底的不確定性，給你製造麻煩，影響你的判斷，讓你意興闌珊。要是你堅定一點，那人可能早找著了。我絕對不希望一番運籌帷幄之後，把那人帶到你面前，你還是這副‘我也沒把握，我估計一會兒就把你放了’的鬼樣子。”
“那好。”A探長似乎有點受不了我的語言風格，“你要怎麼說服我，有人在用這麼異想天開的方式犯罪?”
“我可以引用老一輩邏輯主義革命家福爾摩斯先生的名言，說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再匪夷所思也是真相;我也可以告訴你，當代日系推理小說中，比這異想天開的法子有得是。但那都沒意思，我要用中國古典文化說服你。如果你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且用的是全國統一教材的話，你一定學過那篇課文，陳康肅公和賣油翁的故事——油如直線般滴入葫蘆口而不濕銅錢，神乎其技吧?但是，‘無他，但手熟爾。’”
“你是說，熟能生巧?”
“不錯。這個手法的實現，必然需要同樣或近似環境下，反覆多次的練習。關於這練習，我們有證據，小區里集中掉落的花盆。這一定是他做的，他放棄跟蹤開始不定時出沒，與那麼多花盆的陸續砸毀，都在案發前幾天，有一個時間上的重合。當然，還有個更直接的證據：如果他真的在四大樓頂進行過巡迴演練的話，一定留下過腳印。案發樓除了當天最新鮮的腳印外，一定還和其他三棟樓一樣，留有近幾天的次新鮮的腳印。這個細節你沒告訴我，是等我自己猜嗎?”
A探長搔頭訕笑：
“可你猜出來了。”
“還有，掉落花盆的線索，你們搜集得很沒水準。當你給的線索剛剛透露出這個手法時，你緊接著說到了花盆的頻繁掉落事件。可我根本不用聽個數——多少個不重要，就知道這裡面有個固有矛盾。”
“矛盾?”
“使用這個手法，必須練習;而練習，就有矛盾：如果練得少了，無法保證成功率;而練得多了，砸掉太多花盆，小區中多半已有風聞，不會像你們調查時那樣，大家都以為是自家個案。各家掉落的花盆，是個很有含金量的線索，而你們沒有進行統計甄別篩選，而且數據也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