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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健康在她40歲以後便日益衰弱，據她說，這是第二次布爾戰爭期間的經歷給她身體留下的後遺症。“這叫做戰爭的代價，我的孩子。”她笑著說道，親了親我的額頭，“沒有哪場戰爭是不需要代價就能阻止的。”
1915年後，母親曾經考慮再一次參加大選，重新進入下議院，但最終因為惡化的健康狀況，不得不放棄這一計劃。在那之後，她大部分的時光都在選擇在布倫海姆宮度過。午後，她經常會一個人在花園裡散步，偶爾在涼亭里坐下，用一條毯子裹著自己的腿，眺望著遠處潺潺的河流。
我始終覺得，她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發覺，母親偶爾會在四下無人時對著空氣竊竊私語，會溫柔地注視著某個空無一物的角落，露出甜蜜的微笑，就好像她在與某個看不見的影子對話。我曾經將這件事告訴了溫斯頓叔叔，因為我擔憂母親也許在父親去世以後，因為過度哀傷而神志不清。但那時溫斯頓叔叔只是大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也許就是某個鬼魂，”他說道，“鬼魂是真實存在的，我就親耳聽見過他們說話。”
我當時，只以為溫斯頓叔叔在哄騙年幼時的我。
1927年，母親的健康每日愈下，阿爾伯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著她。每逢工作有閒暇，或者學校有假期，喬治與我也會回到布倫海姆宮探望她。母親看上去似乎並不為即將到來的死亡而感到難過，有一天，她從午睡中悠悠醒轉，看見守在床鋪旁的我，便露出了笑容。
“我以為這一次醒不來了呢，”她小聲對我說，“我向來對這種事情的預感特別准。”
“別胡說，母親，”我緊緊握住她的手，多年過去，依舊能從她肌膚上摸到第二次布爾戰爭留下的傷痕與繭子，就像母親說過的，戰爭的印記是永遠不會消退的，“你還能活上很久，很久很久。”
“別為我的死亡傷神，女兒，”她親了親我的額頭，說道，“就像你的父親一樣，我也不會真正離開。我會一直留在這兒，陪伴在我的孩子們身邊。”
1927年底，阿爾伯特在布倫海姆宮的花園中發現了安詳逝去的母親，一條溫暖的羊毛毯子搭在膝頭，她微微偏過頭去，就如同睡著了一般，手裡則攥著一張照片，那是1896年夏天，母親與父親前去參加梅姨婚禮時，在弗洛爾城堡前留下的照片。他們注視著彼此，十指相握，笑容燦爛，年輕的容顏神采飛揚，看上去幸福無比。
當哥哥將照片交給我的時候，我發覺母親的身邊被照出了一道淡淡的輪廓，就像有個少女站在她身後似的。
也許只是光線問題，我那時想，沒有放在心上，翻過照片，我發現了母親寫下的一行字。
“我希望時間能停留在那一天。”
葬禮過後，阿爾伯特與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在布倫海姆宮裡整理母親留下的遺物。在書房中，我們找到了母親留下的一份手稿，那似乎是用一種非常奇怪的語言所寫成，以兩個，三個，或者四個的字母組合為一個詞，字母上還有奇怪的符號。阿爾伯特找來了所有的語言學家，最終，有一個精通中文的翻譯學者指出這很有可能是一種表音標註，每一組字母組合代表著一個中文文字，但他並不確定，因為沒有人這麼標記過中文的發音。
那時，哥哥沒有採信他的說法，我雖然半信半疑，但我是最小的妹妹，在這件事上沒有決定權。不過，當時我也同意哥哥的看法，不認為母親有可能懂得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家的語言。後來，這份手稿便被阿爾伯特收了起來，此後的幾十年間一直不曾提起。
直到1972年。
在那一年，阿爾伯特與喬治先後過世，我成為了母親唯一還活著的孩子，也成了她留下遺物的保管人。到那時，我才再一次看見了那份神秘的手稿。於是，這一次，我決定試試看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找來了一個駐英中國大使館的翻譯，是個女孩。她一看見那份手稿，便極其肯定地告訴我，我的母親的確是用一種叫做“拼音”的方式寫下了裡面的內容。她唯一不明白的是，在幾十年前才發明出的拼音，一個生於1877年的美國人怎麼會懂得呢？
我意識到，這份手稿中可能藏著母親最大的秘密，以至於她要用這種隱秘的方式寫下。
我將手稿分成了一百多份，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和身份找來了上百個翻譯，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才將裡面的內容全部翻譯出來，並整理完畢。到那時，我才真正明白，我的名字究竟是命名於誰，我的父親為何又會稱呼母親為伊莎貝拉。
到那時，我才真正知道，母親一直告訴我的話，關於那些她和父親不會真正離開的事，都是真的，
她從未與父親分離過，而死亡只讓他們得以真正的重逢。也許在幾十年後，我的父親會替代那個未能留在世間的珍珠灰影子，與我母親共同在帝國大廈的樓頂放聲歌唱。
根據母親在最後留下的遺願，這份手稿不得在2018年9月以前發表。按照她的說法，是因為她不想生活在未來的伊莎貝拉·楊會早早看見自己的一生。但她卻也希望，那些曾經隱藏在歷史背後的故事，那個不曾被世人記住的珍珠灰色的影子，還有她真實而又不可思議的經歷，能夠被這個世界所知。
1915年後，母親曾經考慮再一次參加大選，重新進入下議院，但最終因為惡化的健康狀況，不得不放棄這一計劃。在那之後，她大部分的時光都在選擇在布倫海姆宮度過。午後，她經常會一個人在花園裡散步，偶爾在涼亭里坐下，用一條毯子裹著自己的腿，眺望著遠處潺潺的河流。
我始終覺得，她並不是獨自一人。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發覺，母親偶爾會在四下無人時對著空氣竊竊私語，會溫柔地注視著某個空無一物的角落，露出甜蜜的微笑，就好像她在與某個看不見的影子對話。我曾經將這件事告訴了溫斯頓叔叔，因為我擔憂母親也許在父親去世以後，因為過度哀傷而神志不清。但那時溫斯頓叔叔只是大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也許就是某個鬼魂，”他說道，“鬼魂是真實存在的，我就親耳聽見過他們說話。”
我當時，只以為溫斯頓叔叔在哄騙年幼時的我。
1927年，母親的健康每日愈下，阿爾伯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無微不至地照顧著她。每逢工作有閒暇，或者學校有假期，喬治與我也會回到布倫海姆宮探望她。母親看上去似乎並不為即將到來的死亡而感到難過，有一天，她從午睡中悠悠醒轉，看見守在床鋪旁的我，便露出了笑容。
“我以為這一次醒不來了呢，”她小聲對我說，“我向來對這種事情的預感特別准。”
“別胡說，母親，”我緊緊握住她的手，多年過去，依舊能從她肌膚上摸到第二次布爾戰爭留下的傷痕與繭子，就像母親說過的，戰爭的印記是永遠不會消退的，“你還能活上很久，很久很久。”
“別為我的死亡傷神，女兒，”她親了親我的額頭，說道，“就像你的父親一樣，我也不會真正離開。我會一直留在這兒，陪伴在我的孩子們身邊。”
1927年底，阿爾伯特在布倫海姆宮的花園中發現了安詳逝去的母親，一條溫暖的羊毛毯子搭在膝頭，她微微偏過頭去，就如同睡著了一般，手裡則攥著一張照片，那是1896年夏天，母親與父親前去參加梅姨婚禮時，在弗洛爾城堡前留下的照片。他們注視著彼此，十指相握，笑容燦爛，年輕的容顏神采飛揚，看上去幸福無比。
當哥哥將照片交給我的時候，我發覺母親的身邊被照出了一道淡淡的輪廓，就像有個少女站在她身後似的。
也許只是光線問題，我那時想，沒有放在心上，翻過照片，我發現了母親寫下的一行字。
“我希望時間能停留在那一天。”
葬禮過後，阿爾伯特與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在布倫海姆宮裡整理母親留下的遺物。在書房中，我們找到了母親留下的一份手稿，那似乎是用一種非常奇怪的語言所寫成，以兩個，三個，或者四個的字母組合為一個詞，字母上還有奇怪的符號。阿爾伯特找來了所有的語言學家，最終，有一個精通中文的翻譯學者指出這很有可能是一種表音標註，每一組字母組合代表著一個中文文字，但他並不確定，因為沒有人這麼標記過中文的發音。
那時，哥哥沒有採信他的說法，我雖然半信半疑，但我是最小的妹妹，在這件事上沒有決定權。不過，當時我也同意哥哥的看法，不認為母親有可能懂得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家的語言。後來，這份手稿便被阿爾伯特收了起來，此後的幾十年間一直不曾提起。
直到1972年。
在那一年，阿爾伯特與喬治先後過世，我成為了母親唯一還活著的孩子，也成了她留下遺物的保管人。到那時，我才再一次看見了那份神秘的手稿。於是，這一次，我決定試試看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找來了一個駐英中國大使館的翻譯，是個女孩。她一看見那份手稿，便極其肯定地告訴我，我的母親的確是用一種叫做“拼音”的方式寫下了裡面的內容。她唯一不明白的是，在幾十年前才發明出的拼音，一個生於1877年的美國人怎麼會懂得呢？
我意識到，這份手稿中可能藏著母親最大的秘密，以至於她要用這種隱秘的方式寫下。
我將手稿分成了一百多份，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和身份找來了上百個翻譯，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才將裡面的內容全部翻譯出來，並整理完畢。到那時，我才真正明白，我的名字究竟是命名於誰，我的父親為何又會稱呼母親為伊莎貝拉。
到那時，我才真正知道，母親一直告訴我的話，關於那些她和父親不會真正離開的事，都是真的，
她從未與父親分離過，而死亡只讓他們得以真正的重逢。也許在幾十年後，我的父親會替代那個未能留在世間的珍珠灰影子，與我母親共同在帝國大廈的樓頂放聲歌唱。
根據母親在最後留下的遺願，這份手稿不得在2018年9月以前發表。按照她的說法，是因為她不想生活在未來的伊莎貝拉·楊會早早看見自己的一生。但她卻也希望，那些曾經隱藏在歷史背後的故事，那個不曾被世人記住的珍珠灰色的影子，還有她真實而又不可思議的經歷，能夠被這個世界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