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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寧： 中國連民法典都沒有。正在起草，這是一件大事。做這個事非常非常難。
王湘穗：你覺得美國的判例法比較好，更適應中國？
李曉寧：那倒不是，但應該吸收判例法的優點，只不過在我們有生之年不容易實現。現在大部分出國學法律的人，都從美國回來，他們的很多建議都是美式的，一用，對不起，法律是有傳統的。我們沒有判例法的傳統。
適應危機化生存(1)
不能再把危機當成小概率事件，危機已經由個別的孤立事件變成普遍現象，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現在人類生存已經是一種危機化生存。我們不能僅對危機進行一般性、隨機性的關注，而是要把應對各種危機、控制各種危機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應加緊對控制危機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緊建立中國綜合的危機應對體制，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上控制危機的基礎條件。
王湘穗：2002年底，劉亞洲、喬良和我一塊研究了危機管理和控制的問題，在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年會上有一個發言。基本看法是要把危機問題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否則就可能把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發事件，演化成了一場社會甚至是國家危機。研究進而控制危機，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無法迴避的大課題。研究的時候，主要是對“9·11”和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現在“非典”一鬧，再次提醒了人們，不要再把危機當成小概率事件，應該明白現在人類生存已經是一種危機化生存。
喬良：我們認為危機是由非常事件引發的險急狀態。今天的危機與以往相比，危機自身也正在出現值得關注的變化。危機由個別的孤立事件變成普遍現象，大量發生的危機和更多的隱患，使危機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危機由偶發事件變成頻發現象，自然界越來越經常、越來越嚴厲的報復，既加劇了全球的貧困化問題，又凸顯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飛速發展間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機久治不愈，成為令一些國家政府頭疼不已的安全公害。危機由主要是單一因素事件變成複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種危機，不論是否因單一或多種因素引發，都勢必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複合性危機的特徵，由此及彼，由簡單變複雜，為當政者始料不及；一些局部危機往往會迅速蔓延，釀成全局性危機，如在“非典”傳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種原因致使信息嚴重失真，幾乎讓一場一般性的公共衛生危機，變成了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一國危機隨時可能轉化為跨國危機。發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機，都可能迅速擴散，衝擊其他國家，蔓延到整個區域甚至是全世界。
王湘穗：長期以來，防止敵對國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國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國家安全資源的運用和國際秩序的設計都側重於此。中國的安全戰略也不例外。
隨著兩極格局解體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以單一領土擴張為目的的戰爭日漸式微，中國遭受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相對降低。同時，改革開放的深入帶來了社會階層間利益格局的全面和深度的調整；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在使中國從中獲利的同時，也難以完全迴避各種國際爭端。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廣的發展空間的同時，中國面臨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危機因素也會大大增加。
喬良：這些形形色色的危機擴大了確保國家整體安全工作的內涵。它要求我們不能僅對危機進行一般性、隨機性的關注，而是要把應對各種危機、控制各種危機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擴大防範和控制影響國家安全的視野，尤其是那些可能帶來難題、帶來麻煩的非傳統戰爭的危機因素，那些可能製造危機的國際敵對勢力，那些遠比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成本要低得多，回報率也高得多的戰略選擇，那些可能陷我於危機之中，趁我首尾難顧時直接攫取利益，延緩我經濟發展進程情形的出現。
王湘穗：我們現在的國家安全體制的著眼點，基本還是在維護實物經濟正常運行，對如何保衛虛擬經濟運行的問題考慮得太少，有也是防止網絡犯罪、小的金融投機，這能對付索羅斯嗎？《莊子》說，常人防小偷，把箱子鎖得很牢，遇上大盜，連箱子一起提溜了。如果不研究這個問題，中國有一天也會像馬來西亞一樣，被國際遊資把20年經濟成果毀於一旦。更值得警惕的是，製造和利用危機，正在成為國際上流行的敵對勢力間互相破壞他國穩定的重要手段。一次惡性危機的發生，對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其破壞程度完全可能超出一場局部戰爭。我們為什麼老講“超限戰”，就是為了避免人們光注意傳統軍事威脅，而忽略了正在日益迫近或始終徘徊於側的各種危機。
喬良： 現在不論國內外，對危機和危機管理的研究，低則過低，高則過高，至今無人認識到應把危機和危機控制既放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去考量，又落到技術層面的實處去尋找解決辦法。這一理論空白，為危機問題的研究者們留下了大有作為的空間，但難度甚大。 為更好地應對和控制危機，中國應當積極探索，構建自己的危機控制體系，包括：建立國家危機控制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建立綜合性危機管理機構；建立危機信息收集網絡和分析中心；制定應對危機的政策，設計危機處置程序並獲得立法授權，如制訂危機時期媒體管制辦法等；制定各類危機處置預案，建立反饋性預案的快速生成系統；加強對公安、武警等的處理危機培訓；研發處理危機需要的特種技術和裝備；建立全國性的危機控制指揮自動化系統；建立分類管理與區域化管理條塊結合的危機管理體制；建立國際間危機協調機構。 對全球性的危機，要有像WTO一樣的全球性危機防範和處理機制，需要各國政府以及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間的協調行動。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面對全球危機潮，去單邊實現國家的安全。 在付出許多代價之後，我們應加緊對控制危機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緊建立中國綜合的危機應對體制，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上控制危機的基礎條件。
王湘穗：你覺得美國的判例法比較好，更適應中國？
李曉寧：那倒不是，但應該吸收判例法的優點，只不過在我們有生之年不容易實現。現在大部分出國學法律的人，都從美國回來，他們的很多建議都是美式的，一用，對不起，法律是有傳統的。我們沒有判例法的傳統。
適應危機化生存(1)
不能再把危機當成小概率事件，危機已經由個別的孤立事件變成普遍現象，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現在人類生存已經是一種危機化生存。我們不能僅對危機進行一般性、隨機性的關注，而是要把應對各種危機、控制各種危機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應加緊對控制危機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緊建立中國綜合的危機應對體制，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上控制危機的基礎條件。
王湘穗：2002年底，劉亞洲、喬良和我一塊研究了危機管理和控制的問題，在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年會上有一個發言。基本看法是要把危機問題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否則就可能把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發事件，演化成了一場社會甚至是國家危機。研究進而控制危機，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無法迴避的大課題。研究的時候，主要是對“9·11”和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現在“非典”一鬧，再次提醒了人們，不要再把危機當成小概率事件，應該明白現在人類生存已經是一種危機化生存。
喬良：我們認為危機是由非常事件引發的險急狀態。今天的危機與以往相比，危機自身也正在出現值得關注的變化。危機由個別的孤立事件變成普遍現象，大量發生的危機和更多的隱患，使危機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危機由偶發事件變成頻發現象，自然界越來越經常、越來越嚴厲的報復，既加劇了全球的貧困化問題，又凸顯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飛速發展間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機久治不愈，成為令一些國家政府頭疼不已的安全公害。危機由主要是單一因素事件變成複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種危機，不論是否因單一或多種因素引發，都勢必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複合性危機的特徵，由此及彼，由簡單變複雜，為當政者始料不及；一些局部危機往往會迅速蔓延，釀成全局性危機，如在“非典”傳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種原因致使信息嚴重失真，幾乎讓一場一般性的公共衛生危機，變成了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一國危機隨時可能轉化為跨國危機。發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機，都可能迅速擴散，衝擊其他國家，蔓延到整個區域甚至是全世界。
王湘穗：長期以來，防止敵對國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國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國家安全資源的運用和國際秩序的設計都側重於此。中國的安全戰略也不例外。
隨著兩極格局解體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以單一領土擴張為目的的戰爭日漸式微，中國遭受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相對降低。同時，改革開放的深入帶來了社會階層間利益格局的全面和深度的調整；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在使中國從中獲利的同時，也難以完全迴避各種國際爭端。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廣的發展空間的同時，中國面臨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危機因素也會大大增加。
喬良：這些形形色色的危機擴大了確保國家整體安全工作的內涵。它要求我們不能僅對危機進行一般性、隨機性的關注，而是要把應對各種危機、控制各種危機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擴大防範和控制影響國家安全的視野，尤其是那些可能帶來難題、帶來麻煩的非傳統戰爭的危機因素，那些可能製造危機的國際敵對勢力，那些遠比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成本要低得多，回報率也高得多的戰略選擇，那些可能陷我於危機之中，趁我首尾難顧時直接攫取利益，延緩我經濟發展進程情形的出現。
王湘穗：我們現在的國家安全體制的著眼點，基本還是在維護實物經濟正常運行，對如何保衛虛擬經濟運行的問題考慮得太少，有也是防止網絡犯罪、小的金融投機，這能對付索羅斯嗎？《莊子》說，常人防小偷，把箱子鎖得很牢，遇上大盜，連箱子一起提溜了。如果不研究這個問題，中國有一天也會像馬來西亞一樣，被國際遊資把20年經濟成果毀於一旦。更值得警惕的是，製造和利用危機，正在成為國際上流行的敵對勢力間互相破壞他國穩定的重要手段。一次惡性危機的發生，對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其破壞程度完全可能超出一場局部戰爭。我們為什麼老講“超限戰”，就是為了避免人們光注意傳統軍事威脅，而忽略了正在日益迫近或始終徘徊於側的各種危機。
喬良： 現在不論國內外，對危機和危機管理的研究，低則過低，高則過高，至今無人認識到應把危機和危機控制既放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去考量，又落到技術層面的實處去尋找解決辦法。這一理論空白，為危機問題的研究者們留下了大有作為的空間，但難度甚大。 為更好地應對和控制危機，中國應當積極探索，構建自己的危機控制體系，包括：建立國家危機控制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建立綜合性危機管理機構；建立危機信息收集網絡和分析中心；制定應對危機的政策，設計危機處置程序並獲得立法授權，如制訂危機時期媒體管制辦法等；制定各類危機處置預案，建立反饋性預案的快速生成系統；加強對公安、武警等的處理危機培訓；研發處理危機需要的特種技術和裝備；建立全國性的危機控制指揮自動化系統；建立分類管理與區域化管理條塊結合的危機管理體制；建立國際間危機協調機構。 對全球性的危機，要有像WTO一樣的全球性危機防範和處理機制，需要各國政府以及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間的協調行動。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面對全球危機潮，去單邊實現國家的安全。 在付出許多代價之後，我們應加緊對控制危機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緊建立中國綜合的危機應對體制，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上控制危機的基礎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