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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良：這種選擇對中國既現實又很模糊。
王建：我們在中亞這塊還有謀到資源的可能，海灣那塊最後會變成歐洲人的利益，美國控制中東原油為了控制歐洲，歐洲控制不住，海灣對它並不重要，它從加拿大、阿拉斯加、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國都可以得到滿足自己需要的石油。
王湘穗：軍事力量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不能沒錢就欠帳，有錢就多給，要根據軍事戰略和發展戰略的總體設計撥款，有麥克納馬拉式的現代軍費管理模式，才能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軍事力量體系。靠軍備競賽解決不了問題。按照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統計，俄羅斯的軍費保持在財政開支的18％到20％水平上，結果就被拖垮了。中國不能陷入軍備競賽的泥淖。
喬良： 按有關專業人士測算，一個國家軍費超過財政開支18％，這個國家基本上就會被拖垮了。但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即使你的軍費比重到了18％，你也不行。為什麼？就因為你的起點與別國不一樣，美國到3％就夠用，日本突破1％就夠用。你卻不行。你的起點太低了。所以中國不能只在增不增加軍費上動腦筋，更要在把有限的軍費花到什麼上面動腦筋。
李曉寧：歐洲和美國鬧翻了，處於對抗狀態，歐洲要增加多少軍費才夠用？
王湘穗：我跟喬良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國的軍事，我們發現美國的軍事體系中存在著一個陷阱，就是高技術陷阱。美國人建立了一套裝備體系和戰爭模式，誘使或迫使你尾隨去追，結果你花的錢比它要多，效果要差，對美國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我以前有過，你現在有了，可我仍然在這種模式中遙遙領先。在博弈中，你這種尾隨式的追趕一點意義沒有，絕對打敗仗，南聯盟、伊拉克就是這個教訓。作為中國這樣的大國，對於整個國防體系、武器體系、作戰方式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設計，這套設計絕不能尾隨美國去搞，還是應該記住那句老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新戰國時代要講和而不同
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HK〗
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戰國出現的，是在中華民族成長的強勢階段中出現的一種精神。
王湘穗： 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時機，我們需要一種能動員起全社會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對於未來的區域整合很有好處。
李曉寧： 既要把西方邏輯東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國模糊思維的好處，應該搞清它們的生成和實踐過程。
王湘穗： 原本中國的精神中還是挺寬容的，太剛性了就無法適應變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戰國時代，在精神上必須有容，不然對誰也看不上眼，怎麼搞區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歷史的眼光看，國家體系始終是個變化的過程，沒有永久的國家。你看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前，是幾百個小國，經過戰爭，變成了十幾個大國。冷戰之後大歐盟再整合，變得更大，中國大陸、中國港、台地區和日本、韓國整合在一起，美國是整合南、北美洲。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聯盟，而是謀求國家形態，是加盟的國家要讓度主權。所以新戰國實際會變成三大國家體系爭霸，在每個國家體系內部，都會形成自己特色的對內對外關係，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喬良：個人道德和國家道德是兩回事。
王建：從小同到大同，最後會不會是三大經濟區整到一塊，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還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說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羅馬”的一條道路。
李曉寧： 一本書最核心的部分是對一個重大問題的分析，不要強求每個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會影響整個書的。
王建：這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中華民族要有面向未來的大胸懷，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講歷史。列寧說：“忘記過去，等於背叛。”問題是如何講法，算法?
李曉寧：這個帳有個算法，算現在還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國和德國，歷史上是夙敵，現世在做朋友。歐洲復興的基礎就是法德的和解。亞洲要想與歐、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國和日本就必須攜手合作，這不是情感的選擇，而是利益的選擇。
李曉寧： 發生衝突以後，要有談判。為什麼美國200年超過歐洲？我認為判例法幫了美國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著談判機制。所以判例法糾錯能力強。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才能出來施展，也會根據其發展調整制度使之與社會適應。
王湘穗：如果過於糾纏歷史，缺少現實主義態度，這種精神狀態很難適應變化。剛才曉寧講，我們應該學習美國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層面保持彈性。
李曉寧： 一旦中國和日本合作以後，它也是大陸法系，在日本打一場官司需要極長時間，司法上不協調，兩家怎麼弄這個事？發生糾紛長時間擺不平，怎麼發展？森綜合律師事務所就在做這個基礎工作，反過來我們中國沒有人做這個。
王湘穗： 我們是大陸法體系，過於剛性。我們能不能利用後發優勢，在法制上搞一鍋“疙瘩湯”，給判例法留下一個接口？
王建：我們在中亞這塊還有謀到資源的可能，海灣那塊最後會變成歐洲人的利益，美國控制中東原油為了控制歐洲，歐洲控制不住，海灣對它並不重要，它從加拿大、阿拉斯加、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國都可以得到滿足自己需要的石油。
王湘穗：軍事力量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不能沒錢就欠帳，有錢就多給，要根據軍事戰略和發展戰略的總體設計撥款，有麥克納馬拉式的現代軍費管理模式，才能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軍事力量體系。靠軍備競賽解決不了問題。按照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統計，俄羅斯的軍費保持在財政開支的18％到20％水平上，結果就被拖垮了。中國不能陷入軍備競賽的泥淖。
喬良： 按有關專業人士測算，一個國家軍費超過財政開支18％，這個國家基本上就會被拖垮了。但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即使你的軍費比重到了18％，你也不行。為什麼？就因為你的起點與別國不一樣，美國到3％就夠用，日本突破1％就夠用。你卻不行。你的起點太低了。所以中國不能只在增不增加軍費上動腦筋，更要在把有限的軍費花到什麼上面動腦筋。
李曉寧：歐洲和美國鬧翻了，處於對抗狀態，歐洲要增加多少軍費才夠用？
王湘穗：我跟喬良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國的軍事，我們發現美國的軍事體系中存在著一個陷阱，就是高技術陷阱。美國人建立了一套裝備體系和戰爭模式，誘使或迫使你尾隨去追，結果你花的錢比它要多，效果要差，對美國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我以前有過，你現在有了，可我仍然在這種模式中遙遙領先。在博弈中，你這種尾隨式的追趕一點意義沒有，絕對打敗仗，南聯盟、伊拉克就是這個教訓。作為中國這樣的大國，對於整個國防體系、武器體系、作戰方式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設計，這套設計絕不能尾隨美國去搞，還是應該記住那句老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新戰國時代要講和而不同
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HK〗
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戰國出現的，是在中華民族成長的強勢階段中出現的一種精神。
王湘穗： 我們面對危機的時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時機，我們需要一種能動員起全社會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對於未來的區域整合很有好處。
李曉寧： 既要把西方邏輯東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國模糊思維的好處，應該搞清它們的生成和實踐過程。
王湘穗： 原本中國的精神中還是挺寬容的，太剛性了就無法適應變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戰國時代，在精神上必須有容，不然對誰也看不上眼，怎麼搞區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歷史的眼光看，國家體系始終是個變化的過程，沒有永久的國家。你看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前，是幾百個小國，經過戰爭，變成了十幾個大國。冷戰之後大歐盟再整合，變得更大，中國大陸、中國港、台地區和日本、韓國整合在一起，美國是整合南、北美洲。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聯盟，而是謀求國家形態，是加盟的國家要讓度主權。所以新戰國實際會變成三大國家體系爭霸，在每個國家體系內部，都會形成自己特色的對內對外關係，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喬良：個人道德和國家道德是兩回事。
王建：從小同到大同，最後會不會是三大經濟區整到一塊，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還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說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羅馬”的一條道路。
李曉寧： 一本書最核心的部分是對一個重大問題的分析，不要強求每個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會影響整個書的。
王建：這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中華民族要有面向未來的大胸懷，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講歷史。列寧說：“忘記過去，等於背叛。”問題是如何講法，算法?
李曉寧：這個帳有個算法，算現在還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國和德國，歷史上是夙敵，現世在做朋友。歐洲復興的基礎就是法德的和解。亞洲要想與歐、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國和日本就必須攜手合作，這不是情感的選擇，而是利益的選擇。
李曉寧： 發生衝突以後，要有談判。為什麼美國200年超過歐洲？我認為判例法幫了美國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著談判機制。所以判例法糾錯能力強。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才能出來施展，也會根據其發展調整制度使之與社會適應。
王湘穗：如果過於糾纏歷史，缺少現實主義態度，這種精神狀態很難適應變化。剛才曉寧講，我們應該學習美國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層面保持彈性。
李曉寧： 一旦中國和日本合作以後，它也是大陸法系，在日本打一場官司需要極長時間，司法上不協調，兩家怎麼弄這個事？發生糾紛長時間擺不平，怎麼發展？森綜合律師事務所就在做這個基礎工作，反過來我們中國沒有人做這個。
王湘穗： 我們是大陸法體系，過於剛性。我們能不能利用後發優勢，在法制上搞一鍋“疙瘩湯”，給判例法留下一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