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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我的貿易停止增長，你的貿易增長30％，外資都被你拿走了，就對你有看法。
王湘穗： 擴張不擴張，不在於你自我判斷，而在於對方判斷。現在不是要在口頭上洗刷自己，而是要抓緊與東協的產業結構形成級差，用大馬拉小車，把東南亞也帶上去。現在不是已經形成了“人民幣地帶”嗎？在中國香港有400億、其他國家和地區差不多300億，總規模也不小了。你的經濟如果成為它發展的拉力，人家就怕你不來了。
王建：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到了5000美元，整個15億人口，75萬億美元，我們的製造業，我們物質生產可能占到6成的時候，你說資源夠嗎？差得太遠了，怎麼辦？美國、日本、歐洲可以成長到發達國家，過上富裕生活，中國只能貧窮，行嗎？我們現在因為有龐大的過剩勞動力，我們可以提供全球最便宜的勞動成本，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發展製造業。但是，一旦中國的製造業發展差不多了，城市化差不多了，會碰到新的坎兒，不是勞動力制約，資本制約，是資源制約。
王湘穗：中國在很長時間裡都遭受列強凌辱，咱們是食草動物，可有一天植物少了，你就得變成雜食動物，變成大熊貓了；生存環境在變，你的食性也要跟著變，不是你願意不願意的問題，下回就是變熊，我們的胃變成食肉動物的胃，這是生存進化。以前中國需要不了多少石油，也不需要多大市場，現在呢，資源和市場都少不了，也小不了，你還說自己是食草動物，沒有人會相信。
王建：再過10年，我估計中國的資源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你算哪一筆帳都算不下來。
喬良：所以現在就必須與其他國家拉開級差，讓你在生物鏈上的位置跟別人不一樣，大家才能相安無事。
王湘穗：對中國來說，一個基本穩定、有序的全球秩序，可以保證中國目前在世界生存序列上的地位，但還不能允許中國地位繼續上升，保持一個“穩定又提供上升空間”的秩序是中國的利益所在。所以中國必須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設計，必須站到國際經濟秩序上一個合理的等級台階上，別老是甘心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上呆著，要向上走，逐漸走向食物鏈的高端，這樣的話，你才不會讓發展中的國家難受。中國向上走，美國不怕，它在頂端；也不要讓日本害怕，所以需要與之整合。真正擔心中國的是第二、第三等級上的國家，它們有兩種辦法，一是與中國競爭，一是也向上走，到食物鏈的頂端去，現在就是這麼發展的。我們應該鼓勵它們給中國讓出上升空間。所以我們不但要有發展戰略，更要講究發展策略，千萬別把戰略和策略混同了。
王建：戰略是目標，策略是態度。
王湘穗：台灣問題是中美棋局上的“劫材”，我們也要找“劫材”。世界是個大棋局，彼此間就是個博弈關係，不見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你爭我奪。
擺正自己的戰略位置(1)
從幣緣角度看中美關係與從地緣角度不同，中美在幣緣上目前沒有結構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歐之間，或者是東亞和歐洲之間有結構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資源供應地。不能因為討厭美國霸權，而忽視我們跟美元圈有更多的利益。歐洲主導的經濟秩序未必比美國主導的秩序對中國更有利。從利益角度判斷，我們更要警惕歐洲的霸權。
王湘穗： 現在看，美歐兩方都拉中國，法國總理冒著“非典”到中國來，中國給他
還以30架空客的訂單。美國方面也馬上打電話來。現在是搶中國。但美國把我們當長遠敵人，有美國公開和未公開的文件為證。說我們長遠敵人不是美國，這是親美派的觀點。 從幣緣角度看中美關係與從地緣角度不同，中美在幣緣上目前沒有結構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歐之間，或者是東亞和歐洲之間有結構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資源供應地。幣緣視角是個新視角，也是個大視角，我們今後的戰略觀察應主要從這個視角出發。
喬良：美國產業結構和中國的產業結構不一樣，中國的產業結構和歐洲相似。
王建： 歐盟一旦進入到整合俄羅斯，整合東歐國家，會越發和中國的利益矛盾明顯起來。
王湘穗： 東亞和歐洲，幾乎靠一個共同的資源區，因此在結構上我們有矛盾。這次中石油收購北裏海油田股份失敗，主要原因是法國和義大利的公司用優先購買權去阻止中國公司的進入，這看起來是純經濟行為，但有戰略象徵意義，歐亞今後爭奪資源的衝突以後不會少。在這點上美國與我們倒不會有大衝突。
王建：但也要防止美國利用東亞和歐洲的矛盾。
喬良：中國可以幫日本什麼？
王建：解決金融壞帳的問題，條件是把技術和投資大規模向中國轉移，投資是錢，後邊是機器設備和技術。
同時，中國應該考慮降低我們的外匯儲備，我們的外匯儲備是讓美國人占有我們的資源，首先跟美國逐步建立貿易平衡。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判斷，即美元崩潰的結果是什麼？亞洲金融風暴我們都看得到，就是貨幣貶值，如果美元貶值，你用歐元折算中國GDP，咱們是多少了？美國是多少了？跟日本一樣，它用美元計算是縮水，用本幣算沒有。如果美元貶了20％，就是用歐元計算的美國的GDP縮水了20％，而歐洲GDP升了20％，意味著歐洲的經濟比美國大出40％，如果這樣，等於歐洲這邊是14萬億歐元，美國那邊變成8萬億了，你想想，這個對比美國受得了受不了。
王湘穗： 擴張不擴張，不在於你自我判斷，而在於對方判斷。現在不是要在口頭上洗刷自己，而是要抓緊與東協的產業結構形成級差，用大馬拉小車，把東南亞也帶上去。現在不是已經形成了“人民幣地帶”嗎？在中國香港有400億、其他國家和地區差不多300億，總規模也不小了。你的經濟如果成為它發展的拉力，人家就怕你不來了。
王建：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到了5000美元，整個15億人口，75萬億美元，我們的製造業，我們物質生產可能占到6成的時候，你說資源夠嗎？差得太遠了，怎麼辦？美國、日本、歐洲可以成長到發達國家，過上富裕生活，中國只能貧窮，行嗎？我們現在因為有龐大的過剩勞動力，我們可以提供全球最便宜的勞動成本，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是發展製造業。但是，一旦中國的製造業發展差不多了，城市化差不多了，會碰到新的坎兒，不是勞動力制約，資本制約，是資源制約。
王湘穗：中國在很長時間裡都遭受列強凌辱，咱們是食草動物，可有一天植物少了，你就得變成雜食動物，變成大熊貓了；生存環境在變，你的食性也要跟著變，不是你願意不願意的問題，下回就是變熊，我們的胃變成食肉動物的胃，這是生存進化。以前中國需要不了多少石油，也不需要多大市場，現在呢，資源和市場都少不了，也小不了，你還說自己是食草動物，沒有人會相信。
王建：再過10年，我估計中國的資源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你算哪一筆帳都算不下來。
喬良：所以現在就必須與其他國家拉開級差，讓你在生物鏈上的位置跟別人不一樣，大家才能相安無事。
王湘穗：對中國來說，一個基本穩定、有序的全球秩序，可以保證中國目前在世界生存序列上的地位，但還不能允許中國地位繼續上升，保持一個“穩定又提供上升空間”的秩序是中國的利益所在。所以中國必須主動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設計，必須站到國際經濟秩序上一個合理的等級台階上，別老是甘心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上呆著，要向上走，逐漸走向食物鏈的高端，這樣的話，你才不會讓發展中的國家難受。中國向上走，美國不怕，它在頂端；也不要讓日本害怕，所以需要與之整合。真正擔心中國的是第二、第三等級上的國家，它們有兩種辦法，一是與中國競爭，一是也向上走，到食物鏈的頂端去，現在就是這麼發展的。我們應該鼓勵它們給中國讓出上升空間。所以我們不但要有發展戰略，更要講究發展策略，千萬別把戰略和策略混同了。
王建：戰略是目標，策略是態度。
王湘穗：台灣問題是中美棋局上的“劫材”，我們也要找“劫材”。世界是個大棋局，彼此間就是個博弈關係，不見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你爭我奪。
擺正自己的戰略位置(1)
從幣緣角度看中美關係與從地緣角度不同，中美在幣緣上目前沒有結構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歐之間，或者是東亞和歐洲之間有結構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資源供應地。不能因為討厭美國霸權，而忽視我們跟美元圈有更多的利益。歐洲主導的經濟秩序未必比美國主導的秩序對中國更有利。從利益角度判斷，我們更要警惕歐洲的霸權。
王湘穗： 現在看，美歐兩方都拉中國，法國總理冒著“非典”到中國來，中國給他
還以30架空客的訂單。美國方面也馬上打電話來。現在是搶中國。但美國把我們當長遠敵人，有美國公開和未公開的文件為證。說我們長遠敵人不是美國，這是親美派的觀點。 從幣緣角度看中美關係與從地緣角度不同，中美在幣緣上目前沒有結構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歐之間，或者是東亞和歐洲之間有結構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資源供應地。幣緣視角是個新視角，也是個大視角，我們今後的戰略觀察應主要從這個視角出發。
喬良：美國產業結構和中國的產業結構不一樣，中國的產業結構和歐洲相似。
王建： 歐盟一旦進入到整合俄羅斯，整合東歐國家，會越發和中國的利益矛盾明顯起來。
王湘穗： 東亞和歐洲，幾乎靠一個共同的資源區，因此在結構上我們有矛盾。這次中石油收購北裏海油田股份失敗，主要原因是法國和義大利的公司用優先購買權去阻止中國公司的進入，這看起來是純經濟行為，但有戰略象徵意義，歐亞今後爭奪資源的衝突以後不會少。在這點上美國與我們倒不會有大衝突。
王建：但也要防止美國利用東亞和歐洲的矛盾。
喬良：中國可以幫日本什麼？
王建：解決金融壞帳的問題，條件是把技術和投資大規模向中國轉移，投資是錢，後邊是機器設備和技術。
同時，中國應該考慮降低我們的外匯儲備，我們的外匯儲備是讓美國人占有我們的資源，首先跟美國逐步建立貿易平衡。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判斷，即美元崩潰的結果是什麼？亞洲金融風暴我們都看得到，就是貨幣貶值，如果美元貶值，你用歐元折算中國GDP，咱們是多少了？美國是多少了？跟日本一樣，它用美元計算是縮水，用本幣算沒有。如果美元貶了20％，就是用歐元計算的美國的GDP縮水了20％，而歐洲GDP升了20％，意味著歐洲的經濟比美國大出40％，如果這樣，等於歐洲這邊是14萬億歐元，美國那邊變成8萬億了，你想想，這個對比美國受得了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