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頁
越南對中美接近和改善關係心存介蒂，他們在與美國進行和談的同時，卻不願看到中美對話。越南領導人在內部報告中曾打過這麼一個比喻：兩個兄弟，一個兄弟和別人打架，另一個兄弟與那個兄弟的敵人握手。對於尼克森訪華，越南更表現出不滿情緒，以至在2月21日中國使館與越方舉行傳統的春節聯歡會時，越南方面竟無一人出席，因為這一天尼克森到了北京。[3]
河內顯然是抱怨北京沒有在和談問題上表明更加強硬的立場。中國採取如此克制的態度，當然主要是出於對調整外交戰略、發展同美國關係的考慮，但在客觀上，中國的有限實力也使它很難對美國進行有效的威脅。對於北京表明的實際上不願介入的冷淡態度，美國只能表示接受和滿意，雖然它本來是希望中國會對河內施加壓力的。[4]
鑑於北京的這種立場，同時考慮到中國的實力和影響的確有限，美國便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態度比較強硬的蘇聯了。然而，在周恩來巧妙地把美國的矛頭轉移到莫斯科的同時，也不得不任由越南與蘇聯更加靠近了。
1971年4月，蘇共二十四大對越南及整個印度支那形勢極為關注，專門就越南問題做出特別決議。勃列日涅夫在工作報告中稱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熱點”之一，也有可能成為蘇聯“通向整個東南亞的一把鑰匙”。會後不久，蘇聯駐越使館報告說，越南勞動黨近幾年立場發生了有利於蘇聯的變化，其表現為“能夠更加理解和接受蘇共的政策”，並確立了“將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切鬥爭形式——武裝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結合”的方針。報告認為，目前在越南“第一位的任務就是阻止戰爭進一步激烈化和擴大化”。報告還說，越南在事實上拒絕了中國提出的關於建立“中國、朝鮮、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人民鬥爭統一戰線”的構想，而支持蘇聯的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越南對於中美關係開始解凍表示疑慮，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在比較重大的問題上堅持“捍衛自已處理此類事務的獨立性”。蘇聯應對這種獨立性繼續給以支持和鼓勵。根據蘇共二十四大決議，蘇聯對越援助“由短期過渡到有計劃的、以長期合作為基礎的援助”。[5]
蘇越之間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例如，越南談判代表在1971年7月12日巴黎和談中提出的把美國撤軍與撤換阮文紹掛鉤的新建議，就是事前與蘇聯協商並得到支持的。[6]
繼續援助，同時勸告越南適時結束戰爭
（1972年4月至1973年6月）
此期，在越南問題上的軍事行動和巴黎談判都進入到最激烈、最關鍵的階段。中國沒有因為抗議美國在越南北方的嚴重軍事行動而中斷雙方的接觸，中美在1973年3月互設聯絡處，邁出了雙邊外交關係的第一步。對于越戰問題，中國一方面儘量滿足越南的一切物質要求，一方面勸告越南適時結束戰爭。然而，和平協定簽字以後，河內便不失時機地轉而依靠正處於實力頂峰的蘇聯了。
1972年3月底，北越軍隊終於向南方發起了醞釀已久的全面進攻。[7]
在越南看來，“戰場上贏得軍事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這次進攻將決定戰爭的命運，因此集中了幾乎全部正規軍向南推進。[8]
對於這次意料中的進攻，尼克森政府採取了大規模恢復對北越轟炸和布雷的報復行動，同時對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壓力，希望他們能迫使河內回到談判桌前。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把北越的進攻歸罪於莫斯科的支持，同時也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於展開對蘇外交。面對美國以中斷美蘇最高級會談相要挾的強硬態度，蘇共中央政治局經過激烈爭論，決定繼續準備接待尼克森來訪。最後，蘇聯不僅讚賞並答應向越方轉達美國的“建設性”建議，還主動提出無條件恢復談判的主張。[9]
中國則繼續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戰，同時不介入和談的立場。4月3日，洛德秘密去紐約見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其正式事由是通知中國，美國海軍將奉命不進入離西沙群島12海里以內的地方，但信件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美國在越南的重大利害關係，指出美國採取軍事行動以促進和平解決越戰對於尼克森政府的極端重要性，而且美國在印度支那受辱，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對此，中國除了以外交部名義公開批評美國對北越的空襲，還在4月12日通過秘密渠道復函美國，對越南表示聲援，警告美國不要在越南問題上“越陷越深”。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沒有提出威脅，而且還在結尾時重申中國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0]
同日，周恩來接見越南駐華使館臨時代辦阮進，聲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越南政府聲明的嚴正立場，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11]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援越行動。5月9日和10日，針對尼克森公開宣布對越南實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襲擊，中國連續召集外交部領導成員會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方對策。[12]
5月13日和14日，周恩來與春水會談，商議由於美機轟炸造成的交通運輸受阻問題。除了拒絕蘇聯使用中國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來答應在鐵路修復、開闢海上隱蔽航線、增加武器裝備援助、搶運糧食和汽油以及掃除水雷等問題上，統統給予幫助。[13]
河內顯然是抱怨北京沒有在和談問題上表明更加強硬的立場。中國採取如此克制的態度，當然主要是出於對調整外交戰略、發展同美國關係的考慮，但在客觀上，中國的有限實力也使它很難對美國進行有效的威脅。對於北京表明的實際上不願介入的冷淡態度，美國只能表示接受和滿意，雖然它本來是希望中國會對河內施加壓力的。[4]
鑑於北京的這種立場，同時考慮到中國的實力和影響的確有限，美國便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態度比較強硬的蘇聯了。然而，在周恩來巧妙地把美國的矛頭轉移到莫斯科的同時，也不得不任由越南與蘇聯更加靠近了。
1971年4月，蘇共二十四大對越南及整個印度支那形勢極為關注，專門就越南問題做出特別決議。勃列日涅夫在工作報告中稱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熱點”之一，也有可能成為蘇聯“通向整個東南亞的一把鑰匙”。會後不久，蘇聯駐越使館報告說，越南勞動黨近幾年立場發生了有利於蘇聯的變化，其表現為“能夠更加理解和接受蘇共的政策”，並確立了“將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切鬥爭形式——武裝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結合”的方針。報告認為，目前在越南“第一位的任務就是阻止戰爭進一步激烈化和擴大化”。報告還說，越南在事實上拒絕了中國提出的關於建立“中國、朝鮮、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人民鬥爭統一戰線”的構想，而支持蘇聯的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越南對於中美關係開始解凍表示疑慮，雖不便公開反對，但在比較重大的問題上堅持“捍衛自已處理此類事務的獨立性”。蘇聯應對這種獨立性繼續給以支持和鼓勵。根據蘇共二十四大決議，蘇聯對越援助“由短期過渡到有計劃的、以長期合作為基礎的援助”。[5]
蘇越之間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例如，越南談判代表在1971年7月12日巴黎和談中提出的把美國撤軍與撤換阮文紹掛鉤的新建議，就是事前與蘇聯協商並得到支持的。[6]
繼續援助，同時勸告越南適時結束戰爭
（1972年4月至1973年6月）
此期，在越南問題上的軍事行動和巴黎談判都進入到最激烈、最關鍵的階段。中國沒有因為抗議美國在越南北方的嚴重軍事行動而中斷雙方的接觸，中美在1973年3月互設聯絡處，邁出了雙邊外交關係的第一步。對于越戰問題，中國一方面儘量滿足越南的一切物質要求，一方面勸告越南適時結束戰爭。然而，和平協定簽字以後，河內便不失時機地轉而依靠正處於實力頂峰的蘇聯了。
1972年3月底，北越軍隊終於向南方發起了醞釀已久的全面進攻。[7]
在越南看來，“戰場上贏得軍事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戰略意義”，這次進攻將決定戰爭的命運，因此集中了幾乎全部正規軍向南推進。[8]
對於這次意料中的進攻，尼克森政府採取了大規模恢復對北越轟炸和布雷的報復行動，同時對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壓力，希望他們能迫使河內回到談判桌前。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把北越的進攻歸罪於莫斯科的支持，同時也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於展開對蘇外交。面對美國以中斷美蘇最高級會談相要挾的強硬態度，蘇共中央政治局經過激烈爭論，決定繼續準備接待尼克森來訪。最後，蘇聯不僅讚賞並答應向越方轉達美國的“建設性”建議，還主動提出無條件恢復談判的主張。[9]
中國則繼續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戰，同時不介入和談的立場。4月3日，洛德秘密去紐約見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其正式事由是通知中國，美國海軍將奉命不進入離西沙群島12海里以內的地方，但信件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美國在越南的重大利害關係，指出美國採取軍事行動以促進和平解決越戰對於尼克森政府的極端重要性，而且美國在印度支那受辱，並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對此，中國除了以外交部名義公開批評美國對北越的空襲，還在4月12日通過秘密渠道復函美國，對越南表示聲援，警告美國不要在越南問題上“越陷越深”。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沒有提出威脅，而且還在結尾時重申中國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0]
同日，周恩來接見越南駐華使館臨時代辦阮進，聲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越南政府聲明的嚴正立場，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11]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援越行動。5月9日和10日，針對尼克森公開宣布對越南實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襲擊，中國連續召集外交部領導成員會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方對策。[12]
5月13日和14日，周恩來與春水會談，商議由於美機轟炸造成的交通運輸受阻問題。除了拒絕蘇聯使用中國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來答應在鐵路修復、開闢海上隱蔽航線、增加武器裝備援助、搶運糧食和汽油以及掃除水雷等問題上，統統給予幫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