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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為了加速向各自的外交戰略目標靠近，美國方面竭力驅散美蘇首腦會談給美中關係投下的陰影，並請北京在解決越南問題上助其一臂之力；中國則在勸說河內之時，也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8月4日，基辛格在會見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時，針對北京關於美蘇簽署限制戰略武器協定有悖《上海公報》反霸條款的指責，以及對美蘇重新接近的警覺，特意指出：美國將抵制莫斯科在歐亞大陸建立霸權的企圖。表示希望美中關係進一步發展，這樣，說對中國的攻擊牽涉到美國利益就更有說服力。強調美國這屆政府把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北京所說的以經濟利益為首。保證美國不會參加任何孤立或針對中國的協議。[57]以此繼續突出美中的共同利益，打消中國方面的顧慮。此後，基辛格又在10月份向黃華表述了請中國對越南施加影響，勸其以明智態度恢復談判的意見。而中國方面則乘勢於10月25日巴黎和談恢復以後，由黃華帶信給美方，明確責備西貢製造麻煩，表示相信華盛頓的誠意，勸告美國抓住目前“極為有利的時機以結束越南戰爭”。當美國因西貢反對而拖延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時，中國再次“以最憤怒的語言”譴責西貢，要求美國“堅決制止”南越政權的行為，同時也提醒白宮，如果美國延長戰爭，拖延談判，“那麼人們又將如何看待美國自稱願意努力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聲明呢？”11月13日基辛格宴請喬冠華時重提讓北京說服河內讓步的問題，喬冠華反而勸告美國做出讓步，說大國是有能力採取寬大態度的，“不應該僅僅為了得到南越而喪失全世界。”[58]
由于越南試圖利用美國總統選舉在即的有利時機壓美國做出更大讓步，而華盛頓與西貢之間意見分歧一時也無法彌合，和談繼續拖延下來。尼克森決定對越南做最後一擊，在從12月18日開始的12天裡，出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空中力量，轟炸河內、海防和北越全境。越南方面難以承受繼續發生的重大打擊，同意重新與美會談。中國方面這時也不能容忍在越南問題上再出現反覆了，於是勸告即將赴巴黎談判的越方代表促進和談成功。1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長阮氏萍談到巴黎和談時說，如果巴黎和談成功，那麼不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時隔一天，周恩來也勸告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尼克森還是想走的，所以這次談判要認真去談，目的是要談成。並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壽戰爭結束已不會影響越南下一步的統一問題，指出：“尼克森有許多國際國內問題要解決，看樣子他還是想從越南和印度支那脫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後，形勢會起變化。”[59]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協定簽字，越南戰爭結束。中美雙方都著手進一步落實聯合抗蘇的戰略構想。2月初，尼克森批准美國向中國出售包括4架飛機等裝備在內的8套慣性制導系統。[60]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這應該是中美之間在軍事上初步合作的開始。不久，基辛格於2月15日第五次訪華，再次向中國領導人強調雙方所面對的共同威脅；毛澤東則在會見他時特別提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線”戰略，並團結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國家，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第一次明確向美方提出了“一條線”和“一大片”的聯合反霸戰略。[61]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聯絡處，兩國共同朝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不過，此時中越關係卻逐漸走入低谷。在歷史、民族、地緣政治，以及中蘇關係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內衡量與北京和與莫斯科關係的天平逐漸向蘇聯方面傾斜，中越之間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終還是投入了蘇聯的懷抱。
結 語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戰爭的大背景下，面對蘇聯的威脅，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緩和提供了現實基礎。而美國收縮亞太戰略，越美和談開始，越戰暫時降級，則為中美接觸提供了機會。中國適時確立了新的對外戰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轉變對美政策的務實的一步，又不放棄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調，具體而言就是，始終把握住了堅持既定援越的立場、絕不拿原則作交易的中美關係調整的界限，並由此取得了以小國關係帶動大國關係發展的效果。
在中國對外戰略的調整中，雖然蘇聯因素是首要的，並且是起決定作用的，中國實現聯美抗蘇戰略目標的意圖在此期的中國外交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但是，在解決務實與革命兩種外交方針的矛盾中，越南問題也是中國在調整對美政策期間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中美緩和的進程中始終存在著越南因素。中國雖然為了避免破壞中美和解的進程，沒有為消除美國對越南施加的軍事壓力而採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沒有如某些越南領導人所認為的“大國之間的交易有時可能會犧牲小國並壓垮它”[1]那樣損害越南這個盟友的利益。實際上，1971-1973年中美關係實現和解時期，恰恰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經濟、軍事援助協定的金額超過了90億元人民幣，[2]援越的規模十分龐大。由於尼克森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將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視維護與中國在反對蘇聯擴張問題上達成的共識，以及在試圖利用河內的盟友敦促和平解決越戰的策略中更著眼於莫斯科，因此，對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內的立場及行為表示了諒解。中美和解的進程沒有因越戰問題而遭到破壞。
由于越南試圖利用美國總統選舉在即的有利時機壓美國做出更大讓步，而華盛頓與西貢之間意見分歧一時也無法彌合，和談繼續拖延下來。尼克森決定對越南做最後一擊，在從12月18日開始的12天裡，出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空中力量，轟炸河內、海防和北越全境。越南方面難以承受繼續發生的重大打擊，同意重新與美會談。中國方面這時也不能容忍在越南問題上再出現反覆了，於是勸告即將赴巴黎談判的越方代表促進和談成功。1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長阮氏萍談到巴黎和談時說，如果巴黎和談成功，那麼不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時隔一天，周恩來也勸告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尼克森還是想走的，所以這次談判要認真去談，目的是要談成。並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壽戰爭結束已不會影響越南下一步的統一問題，指出：“尼克森有許多國際國內問題要解決，看樣子他還是想從越南和印度支那脫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後，形勢會起變化。”[59]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協定簽字，越南戰爭結束。中美雙方都著手進一步落實聯合抗蘇的戰略構想。2月初，尼克森批准美國向中國出售包括4架飛機等裝備在內的8套慣性制導系統。[60]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這應該是中美之間在軍事上初步合作的開始。不久，基辛格於2月15日第五次訪華，再次向中國領導人強調雙方所面對的共同威脅；毛澤東則在會見他時特別提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線”戰略，並團結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國家，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第一次明確向美方提出了“一條線”和“一大片”的聯合反霸戰略。[61]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聯絡處，兩國共同朝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
不過，此時中越關係卻逐漸走入低谷。在歷史、民族、地緣政治，以及中蘇關係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內衡量與北京和與莫斯科關係的天平逐漸向蘇聯方面傾斜，中越之間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終還是投入了蘇聯的懷抱。
結 語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戰爭的大背景下，面對蘇聯的威脅，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緩和提供了現實基礎。而美國收縮亞太戰略，越美和談開始，越戰暫時降級，則為中美接觸提供了機會。中國適時確立了新的對外戰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轉變對美政策的務實的一步，又不放棄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調，具體而言就是，始終把握住了堅持既定援越的立場、絕不拿原則作交易的中美關係調整的界限，並由此取得了以小國關係帶動大國關係發展的效果。
在中國對外戰略的調整中，雖然蘇聯因素是首要的，並且是起決定作用的，中國實現聯美抗蘇戰略目標的意圖在此期的中國外交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但是，在解決務實與革命兩種外交方針的矛盾中，越南問題也是中國在調整對美政策期間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中美緩和的進程中始終存在著越南因素。中國雖然為了避免破壞中美和解的進程，沒有為消除美國對越南施加的軍事壓力而採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沒有如某些越南領導人所認為的“大國之間的交易有時可能會犧牲小國並壓垮它”[1]那樣損害越南這個盟友的利益。實際上，1971-1973年中美關係實現和解時期，恰恰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經濟、軍事援助協定的金額超過了90億元人民幣，[2]援越的規模十分龐大。由於尼克森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將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視維護與中國在反對蘇聯擴張問題上達成的共識，以及在試圖利用河內的盟友敦促和平解決越戰的策略中更著眼於莫斯科，因此，對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內的立場及行為表示了諒解。中美和解的進程沒有因越戰問題而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