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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功於1938 年來到上海後，他同西里龍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國同志的合作，在黨組織統一領導下，真是如龍騰雲，如虎添翼。
從武漢淪陷、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成立（1938 年冬到1939 年冬），這一年問，西里龍夫和中西功，憑藉他們所處的有利地位，向組織上不斷提供了可對日本當前國策（戰略方針）作出判斷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武漢淪陷後，日本前線將領同統帥部之間發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線將領認為，乘勢繼續進攻，兩翼包抄入川，徹底消滅蔣政權；統帥部認為日本兵力有限，國力已受重大消耗，兩翼入川山重路遠，繼續蠻攻為不可取。
2、這時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政略上的大鬥爭。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將為代表的所謂“穩健派”，主張“力所勝任，適可而止”，只要蔣介石承認“偽滿”和實行華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協的政治、經濟特權，便可與蔣媾和，以便換取喘息時間，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軍閥為實體，以近衛首相為代表的“激進派”，堅持要蔣介石投降，否則就扶植汪精衛登台，建立新的“國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衛曾發表過“不以蔣介石為和談對手”的政策聲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嚴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衛內閣垮台。
3、“激進派”得勢後，施展兩手策略。一手，不斷派人與渝方要員密談，勸蔣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衛等一批漢奸，另起爐灶。為此，起用特務派軍人如土肥原等來滬統制對華政策，並設置各種相應的特務機關。
4、其間，新舊財閥之間展開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表現在內閣設立“興亞院”，把外務省處理對華的外交、政治、經濟大權分裂出來，便於進行直接的掠奪和控制，其下設之“華中聯絡部”是其執行機構之一。
5、1939 年9 月希特勒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統治核心對世界戰略發生了“新的構想”，但最感頭痛的是泥足深陷於中國戰場。為了減輕負擔和儘快結束“中國事變”，它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企圖以
此加強前方的統一指揮以便對蔣軟硬兼施，對汪扶植登台，以及準備進行新的國際鬥爭的配合。
西里龍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還有華中日軍分布，華北日軍改編，“滿洲”關東軍兵力，華中軍特務部和“滿鐵”上海事務所內幕，日汪密談、協議及其進展，各路漢奸內訌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軍特務部任職期間，除了及時提供日本統治當局內部情況，上海日軍網羅漢奸充當鷹犬情況，日本以上海為中心對華中占領區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日本特務進行暗殺、破壞的策劃等外，還根據日本軍部的命令，寫了一本《三民主義基本問題》，作為日方提交汪派漢奸重建“國民黨”的指導方針，並把日本這一圖謀及時向組織上作了匯報。
三、敵方戰略，了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年，歐洲大陸大小國家紛紛淪陷於法西斯德國之後，法國投降，英軍撤回本土，客觀形勢導致歐美帝國主義勢力重新組合併尋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遠東殖民勢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南亞的野心——“南進政策”推上了實際的進程。為此，它加速國內法西斯化，力圖減輕在中國戰場的負擔，並開始向印支（越南）、泰國進軍。在國際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
1940 年，國際風雲變幻莫測，為我戰略偵察員對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提供了良好時機。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的名義，為自己出入大本營、陸海軍部、興亞院等日本中樞機構叩開了方便之門。中西功又設法控制了名為“滿鐵”主辦實由軍部操縱的“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搜集戰略情報，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決策方案供日本統治當局採納的高級參謀機構。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東京同近衛首相秘書尾崎秀實進行了三次密談，相互了解到許多第一手資料。其中273 有：關於軍部搞垮阿部、米內兩內閣，扶持近衛第二次登台組閣以推行“新政運動”加強政治法西斯化的內幕；關於制定“基本國策綱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擴張戰略的陰謀；關於制定“時局處理綱要”即力圖解脫中國戰場的重負以實施“南進政策”的策劃；關於日本工業原料和戰備物資匱乏的情況；關於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在日、德之間的鬥爭情況；關於壓蔣未遂而向“對支戰爭長期化”的轉變；關於進軍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國境糾紛以漁利的內幕；關於日本統治核心正在醞釀新的世界戰略的分析和判斷等。
西里龍夫和中西功與南京、上海的中國同志共同努力，這一年還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 年日本對中國戰場繼續玩弄兩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爭“結束中國事變”。誘降一手，由“總軍”（日人對“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司令部”的簡稱）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蔣介石代表宋子良、錢永銘等進行密談，並一度策劃日、蔣、汪在長沙或宜昌會面（未實現）。同時，以局部進攻，轟炸重慶，斷蔣外援（進攻越北、桂南）作為配合，實行誘逼兼施。扶汪一手，經青島三方會談、“國府還都”、“調整日汪邦交”，到承認汪偽“中央政府”。至11 月，因拉蔣無望，日本御前會議③通過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定了“對華長期作戰”和“以戰養戰”的總方針。
從武漢淪陷、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成立（1938 年冬到1939 年冬），這一年問，西里龍夫和中西功，憑藉他們所處的有利地位，向組織上不斷提供了可對日本當前國策（戰略方針）作出判斷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武漢淪陷後，日本前線將領同統帥部之間發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線將領認為，乘勢繼續進攻，兩翼包抄入川，徹底消滅蔣政權；統帥部認為日本兵力有限，國力已受重大消耗，兩翼入川山重路遠，繼續蠻攻為不可取。
2、這時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政略上的大鬥爭。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將為代表的所謂“穩健派”，主張“力所勝任，適可而止”，只要蔣介石承認“偽滿”和實行華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協的政治、經濟特權，便可與蔣媾和，以便換取喘息時間，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軍閥為實體，以近衛首相為代表的“激進派”，堅持要蔣介石投降，否則就扶植汪精衛登台，建立新的“國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衛曾發表過“不以蔣介石為和談對手”的政策聲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嚴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衛內閣垮台。
3、“激進派”得勢後，施展兩手策略。一手，不斷派人與渝方要員密談，勸蔣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衛等一批漢奸，另起爐灶。為此，起用特務派軍人如土肥原等來滬統制對華政策，並設置各種相應的特務機關。
4、其間，新舊財閥之間展開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表現在內閣設立“興亞院”，把外務省處理對華的外交、政治、經濟大權分裂出來，便於進行直接的掠奪和控制，其下設之“華中聯絡部”是其執行機構之一。
5、1939 年9 月希特勒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統治核心對世界戰略發生了“新的構想”，但最感頭痛的是泥足深陷於中國戰場。為了減輕負擔和儘快結束“中國事變”，它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企圖以
此加強前方的統一指揮以便對蔣軟硬兼施，對汪扶植登台，以及準備進行新的國際鬥爭的配合。
西里龍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還有華中日軍分布，華北日軍改編，“滿洲”關東軍兵力，華中軍特務部和“滿鐵”上海事務所內幕，日汪密談、協議及其進展，各路漢奸內訌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軍特務部任職期間，除了及時提供日本統治當局內部情況，上海日軍網羅漢奸充當鷹犬情況，日本以上海為中心對華中占領區進行經濟掠奪的情況，日本特務進行暗殺、破壞的策劃等外，還根據日本軍部的命令，寫了一本《三民主義基本問題》，作為日方提交汪派漢奸重建“國民黨”的指導方針，並把日本這一圖謀及時向組織上作了匯報。
三、敵方戰略，了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年，歐洲大陸大小國家紛紛淪陷於法西斯德國之後，法國投降，英軍撤回本土，客觀形勢導致歐美帝國主義勢力重新組合併尋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遠東殖民勢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南亞的野心——“南進政策”推上了實際的進程。為此，它加速國內法西斯化，力圖減輕在中國戰場的負擔，並開始向印支（越南）、泰國進軍。在國際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
1940 年，國際風雲變幻莫測，為我戰略偵察員對革命事業作出更大貢獻提供了良好時機。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的名義，為自己出入大本營、陸海軍部、興亞院等日本中樞機構叩開了方便之門。中西功又設法控制了名為“滿鐵”主辦實由軍部操縱的“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搜集戰略情報，加以分析研究，提出決策方案供日本統治當局採納的高級參謀機構。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東京同近衛首相秘書尾崎秀實進行了三次密談，相互了解到許多第一手資料。其中273 有：關於軍部搞垮阿部、米內兩內閣，扶持近衛第二次登台組閣以推行“新政運動”加強政治法西斯化的內幕；關於制定“基本國策綱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擴張戰略的陰謀；關於制定“時局處理綱要”即力圖解脫中國戰場的重負以實施“南進政策”的策劃；關於日本工業原料和戰備物資匱乏的情況；關於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在日、德之間的鬥爭情況；關於壓蔣未遂而向“對支戰爭長期化”的轉變；關於進軍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國境糾紛以漁利的內幕；關於日本統治核心正在醞釀新的世界戰略的分析和判斷等。
西里龍夫和中西功與南京、上海的中國同志共同努力，這一年還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 年日本對中國戰場繼續玩弄兩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爭“結束中國事變”。誘降一手，由“總軍”（日人對“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司令部”的簡稱）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蔣介石代表宋子良、錢永銘等進行密談，並一度策劃日、蔣、汪在長沙或宜昌會面（未實現）。同時，以局部進攻，轟炸重慶，斷蔣外援（進攻越北、桂南）作為配合，實行誘逼兼施。扶汪一手，經青島三方會談、“國府還都”、“調整日汪邦交”，到承認汪偽“中央政府”。至11 月，因拉蔣無望，日本御前會議③通過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確定了“對華長期作戰”和“以戰養戰”的總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