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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逝世後,宋美齡曾參加奉盾大典,由蔣經國、蔣緯國陪侍。隨之,她又在中山樓召見了國民黨中常委,嘉勉他們在丈夫辭世前後的“報國精神”。從此,她便住進士林宮邸的園內,很少露面。5個月後,即1975年9月,她由於身體情況欠佳,且因身心感到疲乏,尤其是喪偶之後萬念俱灰,所以毅然決定去美國隱居,順便診治長期未愈的舊疾。
1975年9月17日,宋美齡啟程赴美。臨行前,她發表了一篇長達3000字的《赴美就醫行前書面談話》。
她在這篇書面談話的開頭一段說:
近數年來,余迭遭家人喪故,先是姊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繼去世,前年藹齡大姊在美病篤,其時“總統”方感不適,故遲遲未行。趕往,則姊己彌留,無從訣別,手足之情,無可補贖,遺憾良深,國難家憂,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積漸染病,但不退自顧,蓋因“總統”身體違和,醫護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時刻不寧……如是幾近三年,不意終於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長期強撐堅忍,勉抑悲痛之餘,及今頓感身心俱乏,憬覺確已罹疾,亟需醫理。
9月17日上午,宋美齡乘坐她的“中美號”專機前往美國。當時的“總統”嚴家金及其夫人,“行政院長”蔣經國夫婦和家人,以及“總統府”“資政”張群、“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何應欽、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還有一些外國使節團的大使及夫人等到機場送行。
這天,宋美齡身穿她一身喜歡穿的長旗袍,帶著黑色墨鏡,在松山軍用機場接受了華興小學四年級學生獻給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後與在場的親友、黨政首腦和外賓-一話別。自此,她揮別了她鍾愛的故士與國人,遠赴異國,貽養天年。
登機時,她的長子--蔣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的蔣經國,親自攙扶他的繼母進入機艙。這對這位終生未孕的“女強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大安慰。而實際上,蔣經國的這一舉動與其說是在孝敬後母,無如說是一種精神自慰。蔣介石的死,對於蔣經國而言,最大的打擊是精神支柱的崩毀,他一時感到茫然無措,“戀父情結”無所依傍,才有了親自攙扶後母宋美齡登機的“孝舉”。
蔣介石西歸,蔣經國頓失依憑,曾於乃父去世後第二天向國民黨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一職,理由是父親大行,“五內摧裂,已不復能治理政事”。當天,國民黨中常會作出決定:根據“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由嚴家金以“副總統”職繼任蔣介石遺缺;不准蔣經國辭職,要其“銜哀受命,墨經從事”。依法而淪,蔣經國作為“行政院長”,應向“總統”辭職,而不是國民黨中常會;要慰留“行政院長”的也應是“總統”,而不是國民黨中常會。蔣經國此舉,一則說明國民黨鼓吹“法制”的虛偽和黨政不分,黨務高於政務的畸形體制的可笑,二則說明蔣經國的確繼承了乃父衣缽,以退為進,方得以承襲“大統”。
4月28日,蔣經國被推舉為國民黨主席。從此,蔣經國實際上已成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台灣頭號人物了,至於“總統”嚴家金,不過是一個“滑輪”,一個“過渡總統”。這位嚴大“總統”是頗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他當“總統”是蔣介石的恩賜,是掛名過渡,一旦任期屆滿,他要自學地將這個寶座“完壁歸趙”的。
如果說蔣介石之死使蔣經國失去了精神支柱的話,那麼1949年戴手陶的自殺身亡,就等於是使蔣緯國失去了政治支柱--雖然蔣緯國始終未能從戴季陶本人那裡親口證實誰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不久,蔣緯國的身世又一次激起小小的波瀾。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大約在1950年前後,有人發現蔣介石與蔣經國的血型是O型,而蔣緯國則為不同血型。同時,又因蔣經國說過:“O型血的血液,是英雄血”的話,於是有人據此深究起來:蔣緯國不是蔣家的親骨肉。儘管從醫學科學角度看,光憑血型的不同並不能證明出什麼。然而,“蔣緯國與蔣介石不同血型,而與戴安國同血型”之說不勝而走。據說,深受流言困擾的蔣緯國曾無可奈何地自濾道:“我如果不姓‘蔣’而姓‘戴’,就什麼煩惱也沒有了!”
果然,蔣緯國此言一出,流言漸趨平息,他的困擾和煩惱也日漸減輕。此後,仕途也是順利,1961年晉升為中校,復任裝甲兵司令,1963年9月,調任陸軍大學指揮參謀大學校長。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4年,由於在“湖口兵變”中受到牽連,蔣緯國的仕途轉入低谷期,中將官階一干就是14年。等到蔣介石病逝的那年8月,蔣緯國才由蔣經國提拔晉升為二級上將,調任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有如此好的家世背景,但官運卻很不佳。他由少將升中將,大約隔了8年,由中將升上將竟等了將近15年之久,其中緣由頗令人費解。故而,當時台灣國民黨政界難免不有人據此臆度:除非蔣緯國非蔣家骨肉,否則,蔣緯國的境遇緣何如此尷尬?他的宦途為何這般坎坷?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撒手西去。在這段日子裡“蔣緯國姓戴不姓蔣”之論又一夜之間成為台灣國民黨黨政界人士談論的熱門話題。關心蔣氏豪門政治人物動向的人們紛紛從蔣經國親撰的《守父靈一日記》一書中尋根問底起來,認為書中蔣經國提及兒子、女婿、子孫之頗多,為何對蔣緯國卻隻字不提?蔣經國不是藉此有意向人們暗示,蔣家只有一位“孝子”?這不由得不令人們要問,蔣緯國究竟是誰的兒子?
1975年9月17日,宋美齡啟程赴美。臨行前,她發表了一篇長達3000字的《赴美就醫行前書面談話》。
她在這篇書面談話的開頭一段說:
近數年來,余迭遭家人喪故,先是姊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繼去世,前年藹齡大姊在美病篤,其時“總統”方感不適,故遲遲未行。趕往,則姊己彌留,無從訣別,手足之情,無可補贖,遺憾良深,國難家憂,接踵而至。二年前,余亦積漸染病,但不退自顧,蓋因“總統”身體違和,醫護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時刻不寧……如是幾近三年,不意終於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長期強撐堅忍,勉抑悲痛之餘,及今頓感身心俱乏,憬覺確已罹疾,亟需醫理。
9月17日上午,宋美齡乘坐她的“中美號”專機前往美國。當時的“總統”嚴家金及其夫人,“行政院長”蔣經國夫婦和家人,以及“總統府”“資政”張群、“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席”何應欽、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還有一些外國使節團的大使及夫人等到機場送行。
這天,宋美齡身穿她一身喜歡穿的長旗袍,帶著黑色墨鏡,在松山軍用機場接受了華興小學四年級學生獻給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後與在場的親友、黨政首腦和外賓-一話別。自此,她揮別了她鍾愛的故士與國人,遠赴異國,貽養天年。
登機時,她的長子--蔣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的蔣經國,親自攙扶他的繼母進入機艙。這對這位終生未孕的“女強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大安慰。而實際上,蔣經國的這一舉動與其說是在孝敬後母,無如說是一種精神自慰。蔣介石的死,對於蔣經國而言,最大的打擊是精神支柱的崩毀,他一時感到茫然無措,“戀父情結”無所依傍,才有了親自攙扶後母宋美齡登機的“孝舉”。
蔣介石西歸,蔣經國頓失依憑,曾於乃父去世後第二天向國民黨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一職,理由是父親大行,“五內摧裂,已不復能治理政事”。當天,國民黨中常會作出決定:根據“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由嚴家金以“副總統”職繼任蔣介石遺缺;不准蔣經國辭職,要其“銜哀受命,墨經從事”。依法而淪,蔣經國作為“行政院長”,應向“總統”辭職,而不是國民黨中常會;要慰留“行政院長”的也應是“總統”,而不是國民黨中常會。蔣經國此舉,一則說明國民黨鼓吹“法制”的虛偽和黨政不分,黨務高於政務的畸形體制的可笑,二則說明蔣經國的確繼承了乃父衣缽,以退為進,方得以承襲“大統”。
4月28日,蔣經國被推舉為國民黨主席。從此,蔣經國實際上已成為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台灣頭號人物了,至於“總統”嚴家金,不過是一個“滑輪”,一個“過渡總統”。這位嚴大“總統”是頗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他當“總統”是蔣介石的恩賜,是掛名過渡,一旦任期屆滿,他要自學地將這個寶座“完壁歸趙”的。
如果說蔣介石之死使蔣經國失去了精神支柱的話,那麼1949年戴手陶的自殺身亡,就等於是使蔣緯國失去了政治支柱--雖然蔣緯國始終未能從戴季陶本人那裡親口證實誰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不久,蔣緯國的身世又一次激起小小的波瀾。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大約在1950年前後,有人發現蔣介石與蔣經國的血型是O型,而蔣緯國則為不同血型。同時,又因蔣經國說過:“O型血的血液,是英雄血”的話,於是有人據此深究起來:蔣緯國不是蔣家的親骨肉。儘管從醫學科學角度看,光憑血型的不同並不能證明出什麼。然而,“蔣緯國與蔣介石不同血型,而與戴安國同血型”之說不勝而走。據說,深受流言困擾的蔣緯國曾無可奈何地自濾道:“我如果不姓‘蔣’而姓‘戴’,就什麼煩惱也沒有了!”
果然,蔣緯國此言一出,流言漸趨平息,他的困擾和煩惱也日漸減輕。此後,仕途也是順利,1961年晉升為中校,復任裝甲兵司令,1963年9月,調任陸軍大學指揮參謀大學校長。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4年,由於在“湖口兵變”中受到牽連,蔣緯國的仕途轉入低谷期,中將官階一干就是14年。等到蔣介石病逝的那年8月,蔣緯國才由蔣經國提拔晉升為二級上將,調任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有如此好的家世背景,但官運卻很不佳。他由少將升中將,大約隔了8年,由中將升上將竟等了將近15年之久,其中緣由頗令人費解。故而,當時台灣國民黨政界難免不有人據此臆度:除非蔣緯國非蔣家骨肉,否則,蔣緯國的境遇緣何如此尷尬?他的宦途為何這般坎坷?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撒手西去。在這段日子裡“蔣緯國姓戴不姓蔣”之論又一夜之間成為台灣國民黨黨政界人士談論的熱門話題。關心蔣氏豪門政治人物動向的人們紛紛從蔣經國親撰的《守父靈一日記》一書中尋根問底起來,認為書中蔣經國提及兒子、女婿、子孫之頗多,為何對蔣緯國卻隻字不提?蔣經國不是藉此有意向人們暗示,蔣家只有一位“孝子”?這不由得不令人們要問,蔣緯國究竟是誰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