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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腫臉充胖子!

  越南老百姓對我們好。但有的“接收”人員說三道四,說我們大米不白呀,這個那個數量不夠呀!好象我們欠他的!

  我們給他們汽車,還得給他們訓練好汽車,給他們飛機,還得給他培養出駕駛員。他們的中上層軍官在我們國家留學、休假、治病,營長享受我們軍職待遇。現在和我們對面站著的越南第二軍區司令武立,就是我們昆明步校畢業的,和我們分部曹政委是同學。

  這真是:貓教老虎虎傷貓!

  我們分部援越八年,從1979年起又負責抗越部隊的供應八年,當初誰想得到!我們分部收到的繳獲戰利物資,大都是經我們自己的手運出去的。我們高炮XX旅某連當年從某地撤出時人民夾道歡送,1979年他們又到這個地方,抓到一個打黑槍的“游擊隊員”正是他們連昔日的房東老鄉,親朋變仇敵!

  為什麼會這樣?越南為什麼恩將仇報?我們自己是不是也要總結一下歷史經驗教訓?部隊提出這樣的問題很多。我很支持我們政治部周文輝副主任的主張,要就這個問題敞開來專門寫一本書。

  周文輝(分部政治部副主任)

  越南從我們最親密的“同志加兄弟”變成了兇惡的敵人,我們分部確是最好的見證人。

  它為什麼變了?我也只是略知一二。據我所知,其他部隊提出這類問題的更多。如說:越南人民英勇抗美我在小學課本上就讀過;越南人民是我們的“同志加兄弟”是我入伍第一天就到指導員講的;還有的幹部說:叫我打(仗)可以,你不要二天又給它(越南)平反,我又落個執行上的錯誤……

  不必諱言,這些反映實質上是少數同志對這場對越自衛反擊作戰必要性、正義性的懷疑。

  我們對參加部隊有針對性地進行了一系列動員教育,如越南反華侵柬罪行,如何看待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生死觀、榮辱觀教育等等,都是必要的,有效的,九年多來戰場上的無數英雄事跡便是明證!

  但我認為,我們缺乏這樣一本書,把中越關係從古到今講透。越南人在這方面搶了先。最近我看到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編的一本書,還有兩個越南將軍寫的另一本書,都是大講歷史上中國“侵略”越南,說什麼越南版圖早在四千年前形成,包括中國的廣東、廣西直至洞庭湖……全面歪曲編造歷史,對它的軍隊乃至全到進行煽動性“教育”。我們必須據史實予以痛斥批駁!

  最為迫切是,應是立刻著手編寫一部《中越現代關係史》,只講軍事關係也行。因為我們參加部隊幹部,包括一些中高級領導幹部對此了解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他們對下面也就只能講一點一般常識性的道理。還有的基層幹部,只能對下面講:我也鬧不清越南咋變了,我只知道,當兵就是打仗,軍人就要服從命令。甚至有個別幹部講:叫你侵略你就侵略!

  作為一個有政治遠見的指揮員,不能僅僅滿足於部隊求仗情緒高,人人爭當英雄、“嗥嗥叫”的現象。正如列寧曾經指出的,群眾對戰爭原因和目的的認識具有巨大意義,這是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一本《中越現代軍事關係史》,當然應講清美蘇爭霸的全球環境、蘇聯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蘇聯南下戰略、七十年代初中國與美國關係的變化、戰後越南、柬埔寨問題……等等,以至1979年以來中越之戰的各個階段情況和我們對未來中越關係的展望。

  編寫這樣一部歷史書當然是個大工程。有關領導部門要捨得花大力氣,組織專門研究寫作班子。還要解放思想,消除神密觀念,對當時出於國家利益,軍事保密考慮沒有講出來的史實,今天可以公之於世,都應當講出來,也不要避諱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極左”的指導思想對外交路線的惡劣影響與後果。

  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對不對,請向領導反映呼籲一下。

  (據我所知,周文輝同志已搜集這方面的大量資料,並已寫出一本《中越近年軍事關係百題問答》一書的草稿。)

  二十個工作日落實十五年優撫補助(把信訪問題解決在基層)

  本報記者

  退休幹部、軍烈屬王昌群的“心病”解決後,激動地給雲南省領導同志寫去感謝信:“當收下(雲南省信訪局)趙局長等親自送來的復函時,我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萬萬沒有想到,領導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能這樣重視,親自批示,多次督辦……省信訪局及有關部門在不到20個工作日就給了一個滿意的答覆……在兩個兒子犧牲20多年後,黨和人民仍沒有忘記我們。”

  72歲的王昌群,一直在文山、思茅等邊疆地區工作,後組織照顧將其異地安置到昆明,調入省糧油運輸公司工作。公司被私營企業兼併後,她每月只有689元的養老金和27元的門診費。老人患有高血壓等疾病,由於養老金和醫療費偏低,老人有病不敢醫治,儘量自己買藥吃,服藥的錢比吃飯的錢花得還多。

  老人的丈夫,原保山軍分區司令員劉斌年事已高,身體健康狀況很差,患有嚴重肺心病,一年中有半年住院治療。兩位老同志認為,他們目前的工資共同用於生活、治病,還能維持下去,但劉斌老人擔心自己身體狀況不好,老伴今後的生活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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