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頁
直隸提督葉志超經歷過牙山之敗，最先領教了日軍戰鬥力的真容，“對敵人之強弱虛實，早已洞悉於胸。”自感己方軍力不足，所以當到達平壤擔任諸軍總統後，他的防守策略始終顯得異常保守乃至消極。戰前，各軍將領分防在平壤城各地，互相間的聯絡主要通過書信和新架設的德律風（電話）。根據記載，在9月一次難得的諸將見面會議中，針對連日來平壤周邊日軍前哨蹤跡越來越多的緊張局勢，總統葉志超提出主動退出平壤，“敵人乘勢大至，鋒芒正銳，我軍子藥既不齊，地勢又不熟，不如整飭各隊，暫退靉州，養精蓄銳，以圖後舉。”正當各軍將領“依違參半”之際，左寶貴挺身而出，滿面怒色，慷慨陳言：“敵人懸軍而來，正宜出奇痛擊，令其只輪不返，不敢再正視中原。朝廷設機器，養軍兵，歲靡金錢數百萬，正為今日。若不戰而退，何以對朝鮮而報效國家？大丈夫建功立業在此一舉，至於成敗利鈍暫時不必計也。”
“左與葉相聚面商，左主戰，葉主退守，意見不合，左語憤激，葉唯唯謝過。”[23]
盛宣懷的弟弟盛星懷當時也在平壤，對將領間的不合，曾將自己的判斷密報給哥哥，“左（寶貴）、馬（毅軍將領馬玉昆）力顧大局，惜其器局偏淺，不能融洽”。[24] 上將星沉（1）
平壤守將正在爭論戰守策略的時候，日本陸軍襲取平壤的軍隊已經在行進途中。
為進攻平壤，日軍採取的是包抄合圍策略，分朔寧支隊、大島義昌混成旅團、元山支隊、師團主力四部行進，總兵力16000餘人，由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中將統一指揮。在預定的9月14日深夜，各路日軍全部抵達預定進攻陣地，準備在第二天拂曉向平壤發起總攻。按照野津道貫的布置，大島義昌混成旅團向守衛在平壤城對岸大同江浮橋橋頭堡一帶的清軍陣地進攻；朔寧、元山兩個支隊進攻平壤城牡丹台高地一帶。（朔寧支隊已提前秘密渡過大同江，繞道平壤北部附近。）和清軍的判斷不同，日軍認為牡丹台制高點是平壤城的要害，清軍必然防守嚴密，所以將重兵投入這一方向。
負責指揮朔寧、元山支隊的日本軍官立見尚文少將，和他的中國對手的出身履歷情況有很大不同。立見尚文1845年出生於日本桑名藩的一個藩士家庭，小名鑒三郎，作為武士從小接受槍術、劍術的訓練，後進入德川幕府編練的近代化陸軍，學習近代軍事，在日本近代的倒幕戰爭中表現出了突出的軍事才能，被譽為“東洋第一用兵家”。幕府垮台後，1877年他進入明治政府陸軍，歷任旅團副參謀長、大隊長、聯隊長等職務，1886年被派往歐洲留學，歸國後，1894年晉升少將，任步兵第10旅團長。此刻，他所指揮的朔寧、元山支隊總兵力約7800餘人，他怎樣也無法料到，他的對手，駐守牡丹台一帶的左寶貴部奉軍兵力只有不足2000人。而且就在日軍兵臨城下的前一天，李鴻章接到葉志超的急報，連日心力交瘁的左寶貴突發中風，右邊身體麻木，無法起床。[25]
侵略的炮火併不會講絲毫的情理，15日凌晨4時30分，平壤大戰首先在毅軍、盛軍駐守的大同江對岸一帶打響，立見尚文所部也立刻開始了對自己目標的攻擊。
“十五日黎明，當旭日將要從東面樹林的後面升起的時候，朔寧支隊靠近了敵軍堡壘。這時江左岸有混成旅團奮戰，右方有元山支隊自坎北山開拔急襲敵軍堡壘。”
日軍記載，朔寧支隊首先向牡丹台外圍的奉軍工事發起進攻。儘管兵力弱於日軍，清軍的抵抗仍極為頑強，戰鬥中日軍還發現了清軍使用13響連發毛瑟槍的特殊情況，這一新式武器就是李鴻章戰前從旅順調撥給奉軍的。“突然以毛瑟十三連發槍，從側面向我軍部隊射擊，其勢猛烈，勢不可擋。”[26]藉助炮火優勢，經過惡戰，日軍於當天上午8時30分攻占了牡丹台高地。 上將星沉（2）
居高臨下的日軍，隨即蜂擁沖向附近的玄武門，意圖攻破平壤城北的這道最後防線。日軍從牡丹台居高臨下炮擊玄武門，配合以陸軍不斷向城門發起衝鋒。當玄武門的防禦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屍體枕藉、槍林彈雨的城頭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影。中風未愈的左寶貴，頭戴頂戴花翎，身穿御賜黃馬褂，走上陣地，大聲激勵他的士兵們奮死作戰。身為一名高級軍官，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點的平壤城防禦，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
面對蜂擁而至的日軍，左寶貴毫無懼色，營官楊建勝想攙扶他下城，左寶貴滿眼怒火，“擊以掌”。對屬下勸他換掉黃馬褂，以免日軍注目的提醒，左寶貴大聲喝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為之死也。敵人注目，吾何懼乎？”
隨著城頭上越來越多的奉軍官兵倒下，行動不便的左寶貴竟親自操縱一門加特林機關炮，向日軍掃射，惡戰中，左寶貴左側額頭首先被彈片擦傷，“軍門身強膽壯，猶勉力持撐”，繼而一顆流彈正中左胸，滿腔熱血潑灑在平壤城頭。
隨後的戰鬥成了徹底的混戰，兵力單薄的奉軍將士依託城牆，堅決死守。日軍正面強攻不下，改派士兵冒險攀越城牆，從城內打開了玄武門，隨著日軍如潮水般湧入，平壤北門失守。當時，葉志超聽聞北門吃緊，匆匆派盛軍一部趕往支援，但而援軍到時，大勢已去。
“左與葉相聚面商，左主戰，葉主退守，意見不合，左語憤激，葉唯唯謝過。”[23]
盛宣懷的弟弟盛星懷當時也在平壤，對將領間的不合，曾將自己的判斷密報給哥哥，“左（寶貴）、馬（毅軍將領馬玉昆）力顧大局，惜其器局偏淺，不能融洽”。[24] 上將星沉（1）
平壤守將正在爭論戰守策略的時候，日本陸軍襲取平壤的軍隊已經在行進途中。
為進攻平壤，日軍採取的是包抄合圍策略，分朔寧支隊、大島義昌混成旅團、元山支隊、師團主力四部行進，總兵力16000餘人，由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中將統一指揮。在預定的9月14日深夜，各路日軍全部抵達預定進攻陣地，準備在第二天拂曉向平壤發起總攻。按照野津道貫的布置，大島義昌混成旅團向守衛在平壤城對岸大同江浮橋橋頭堡一帶的清軍陣地進攻；朔寧、元山兩個支隊進攻平壤城牡丹台高地一帶。（朔寧支隊已提前秘密渡過大同江，繞道平壤北部附近。）和清軍的判斷不同，日軍認為牡丹台制高點是平壤城的要害，清軍必然防守嚴密，所以將重兵投入這一方向。
負責指揮朔寧、元山支隊的日本軍官立見尚文少將，和他的中國對手的出身履歷情況有很大不同。立見尚文1845年出生於日本桑名藩的一個藩士家庭，小名鑒三郎，作為武士從小接受槍術、劍術的訓練，後進入德川幕府編練的近代化陸軍，學習近代軍事，在日本近代的倒幕戰爭中表現出了突出的軍事才能，被譽為“東洋第一用兵家”。幕府垮台後，1877年他進入明治政府陸軍，歷任旅團副參謀長、大隊長、聯隊長等職務，1886年被派往歐洲留學，歸國後，1894年晉升少將，任步兵第10旅團長。此刻，他所指揮的朔寧、元山支隊總兵力約7800餘人，他怎樣也無法料到，他的對手，駐守牡丹台一帶的左寶貴部奉軍兵力只有不足2000人。而且就在日軍兵臨城下的前一天，李鴻章接到葉志超的急報，連日心力交瘁的左寶貴突發中風，右邊身體麻木，無法起床。[25]
侵略的炮火併不會講絲毫的情理，15日凌晨4時30分，平壤大戰首先在毅軍、盛軍駐守的大同江對岸一帶打響，立見尚文所部也立刻開始了對自己目標的攻擊。
“十五日黎明，當旭日將要從東面樹林的後面升起的時候，朔寧支隊靠近了敵軍堡壘。這時江左岸有混成旅團奮戰，右方有元山支隊自坎北山開拔急襲敵軍堡壘。”
日軍記載，朔寧支隊首先向牡丹台外圍的奉軍工事發起進攻。儘管兵力弱於日軍，清軍的抵抗仍極為頑強，戰鬥中日軍還發現了清軍使用13響連發毛瑟槍的特殊情況，這一新式武器就是李鴻章戰前從旅順調撥給奉軍的。“突然以毛瑟十三連發槍，從側面向我軍部隊射擊，其勢猛烈，勢不可擋。”[26]藉助炮火優勢，經過惡戰，日軍於當天上午8時30分攻占了牡丹台高地。 上將星沉（2）
居高臨下的日軍，隨即蜂擁沖向附近的玄武門，意圖攻破平壤城北的這道最後防線。日軍從牡丹台居高臨下炮擊玄武門，配合以陸軍不斷向城門發起衝鋒。當玄武門的防禦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屍體枕藉、槍林彈雨的城頭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影。中風未愈的左寶貴，頭戴頂戴花翎，身穿御賜黃馬褂，走上陣地，大聲激勵他的士兵們奮死作戰。身為一名高級軍官，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點的平壤城防禦，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
面對蜂擁而至的日軍，左寶貴毫無懼色，營官楊建勝想攙扶他下城，左寶貴滿眼怒火，“擊以掌”。對屬下勸他換掉黃馬褂，以免日軍注目的提醒，左寶貴大聲喝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為之死也。敵人注目，吾何懼乎？”
隨著城頭上越來越多的奉軍官兵倒下，行動不便的左寶貴竟親自操縱一門加特林機關炮，向日軍掃射，惡戰中，左寶貴左側額頭首先被彈片擦傷，“軍門身強膽壯，猶勉力持撐”，繼而一顆流彈正中左胸，滿腔熱血潑灑在平壤城頭。
隨後的戰鬥成了徹底的混戰，兵力單薄的奉軍將士依託城牆，堅決死守。日軍正面強攻不下，改派士兵冒險攀越城牆，從城內打開了玄武門，隨著日軍如潮水般湧入，平壤北門失守。當時，葉志超聽聞北門吃緊，匆匆派盛軍一部趕往支援，但而援軍到時，大勢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