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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時代的中國陸軍，儘管通過購買和自造，已經部分裝備了不弱於西方的先進槍炮武器，但無論是戰術思想、軍隊制度，都滯留在中古時代。對待重要的後勤保障問題，進駐平壤的各支中國軍隊各自為政，各支軍隊各有一套後勤補給線的辦法。勇營軍隊原本有長夫制度，即編制在軍隊裡的民夫，但出征事機急迫，又為節省錢糧考慮，各軍大都沒有隨帶長夫。於是從義州到平壤運輸輜重糧餉的工作，必須要由軍隊自行完成。和其他各軍一樣，左寶貴的奉軍也被迫從本就不多的兵力中，分出軍隊擔任運輸隊，“敝軍八營三千五百人，除後路轉運，只三千人”。[14] 守御平壤（2）
從當時其他軍隊的報告裡，後路轉運的紛亂情況可見一斑。後路轉運隊，一般使用出國前自行攜帶的車輛，由於朝鮮境內土地貧瘠，騾馬缺乏草料餵養，只能從邊境城市和朝鮮就地雇牛和民夫幫助，7頭牛拉一輛車，每天要支付2兩5錢。[15]由義州通向平壤地勢崎嶇，且只有土路，各軍運輸隊在一處擁擠，加上連日陰雨，道路泥濘，牛車行進本就緩慢，由此更顯滯澀。奉軍有一次冒險改走水路，從義州將軍糧裝上木船，沿近海駛進大同江，耗費了8天時間，左寶貴都覺得較陸路便利得多。[16]
感覺到這種後勤狀況既效率低下，又分散各軍兵力，牽扯統兵大將的精力，李鴻章於8月底致電左寶貴等，提出各軍後勤運輸應該統一，集中購買2400頭牛，按照驛站的模式，從義州至平壤沿途設立12站，流水接遞運輸，所用人員由兵力最多的盛軍派出。然而正值秋收，朝鮮百姓不願幫助軍隊運輸，淮軍大管家盛宣懷協調也不得力，直到平壤大戰爆發，統一後勤的構思仍然是空談。
中國軍隊中並沒有近代化的參謀部、司令部機構設置，所有的事務不分巨細，都要匯總到統兵大將一人來處理，儘管隨行人員中會有一些師爺、幕友幫辦，但這些人的知識積累面對複雜的行軍、作戰事務，能否適應，是個極大的問號。
除去令人揪心的後勤，裝備問題也是左寶貴極為操心的事情。相比駐防直隸和旅順、大連的淮軍、毅軍，關外奉軍因為地方財力不豐，裝備稍顯落後。臨行前，李鴻章曾答應設法從上海籌措毛瑟槍1200支、子彈20萬發給奉軍，加強戰力。[17]但當時很多省份都在新募軍隊，軍械需求急迫，盛宣懷私下將這批槍械賣給了台灣巡撫，“本存上海，因鈞電未定，已為台灣買去”。[18]幾經周折，李鴻章才從旅順的軍械庫存中竭力勻撥出了500支新式毛瑟槍、10萬發子彈交給奉軍。[19]考慮到赴朝奉軍的重火器只裝備有2門加特林機關炮和6門小行營炮，李鴻章又另撥給20門新式的毫米口徑克虜伯行營炮。奉軍“原只有三千五百人，兵數本不甚多，若由所帶各營內再分撥炮隊，則步隊槍兵兵力過分”，左寶貴於是就已經解到的12門行營炮，向盛京將軍裕祿申請新募一營炮隊，結果在官僚公文、匯報的層層拖宕下，直到平壤大戰爆發，炮隊也沒有組成，李鴻章贈與的新式火炮成了裝飾品。[20]不過即使這支炮隊組成，臨時招募的老百姓能否有效操縱近代化的火炮，仍然令人擔憂。
平壤地處朝鮮西北方平原地區，東臨大同江，有舟橋相通對岸，全城四周圍繞高10米、底部寬7米、頂部寬2米的城牆。進駐平壤後，各支清軍分防布置，修建工事。平壤城南是清軍判斷的日軍主攻方向，由盛軍、毅軍等兵力較多的營頭分布防守。而平壤城東北部山巒綿延，地勢險要，清軍並不懂得近代戰爭中搶占制高點的好處，反而認為這一位置易守難攻，在防禦線中屬於次要地位。 守御平壤（3）
左寶貴部抵達朝鮮後，扣去一營多兵力用於在義州和平壤間負責後勤運輸，又除去靖邊軍右營步隊被留在平壤後路安州、江原一帶防禦，[21]實際進入平壤城設防的奉軍僅有六營多兵力，幾乎是各路清軍中兵力最少的一部。於是，除又抽調了三營兵力用於他處防務外，奉軍僅留三營步隊和一支炮隊約1400人由左寶貴親自率領，被指令布署在平壤城東北部的制高點牡丹台一帶防守。
深感兵力單薄的左寶貴，曾分别致書盛京將軍裕祿和直隸總督李鴻章，申請緊急招募新兵，擴充軍力：
“貴現帶八營約三千人，即再加二千五百人，兵力不過稍厚。今當倭勢猖獗，軍務正興，惟有懇求中堂賞加五六千人，合現在三千餘人，共八九千人，庶可資戰守。如蒙中堂俯允，貴當派人赴山東招數營徐、邳一帶之人，奉合就近可招數營，均待兩個月可成軍。惟軍械、子藥並須求中堂賜撥，如不能准，只可請罷論。仍請裕帥添炮隊一、二營，隨同各軍進取而已。”[22]
然而，他的要求最終因為“餉窘，械更缺”等等原因，一一作罷。
糾纏在這許多本不應該由領兵大將一人思索、交涉的事務中，左寶貴還在積極參與平壤御守之策的謀劃。對日軍的軍力，多年在中朝邊境巡守的左寶貴有較客觀的估計，認為日軍戰鬥力要高於清軍。但在作戰方針上，性情耿直的左寶貴堅持應該採取主動出擊策略，並曾多次派隊前出擊退日軍偵察哨兵。
左寶貴雖然早年也曾置身李鴻章麾下，算是半個淮系出身，但後來常年駐防東北，已經完全融入關外的奉軍系統。由此，與駐守平壤城的淮軍將領葉志超、衛汝貴及毅軍將領馬玉昆等，多少存在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派系、畛域隔閡。另外，左寶貴一力主戰的態度，又和持防守待援策略的盛軍統領衛汝貴、平壤諸軍總統葉志超顯得格格不入，兵力弱小的奉軍不僅在地理上偏處平壤北城，同時也被軍力眾多的幾支大軍所疏遠。
從當時其他軍隊的報告裡，後路轉運的紛亂情況可見一斑。後路轉運隊，一般使用出國前自行攜帶的車輛，由於朝鮮境內土地貧瘠，騾馬缺乏草料餵養，只能從邊境城市和朝鮮就地雇牛和民夫幫助，7頭牛拉一輛車，每天要支付2兩5錢。[15]由義州通向平壤地勢崎嶇，且只有土路，各軍運輸隊在一處擁擠，加上連日陰雨，道路泥濘，牛車行進本就緩慢，由此更顯滯澀。奉軍有一次冒險改走水路，從義州將軍糧裝上木船，沿近海駛進大同江，耗費了8天時間，左寶貴都覺得較陸路便利得多。[16]
感覺到這種後勤狀況既效率低下，又分散各軍兵力，牽扯統兵大將的精力，李鴻章於8月底致電左寶貴等，提出各軍後勤運輸應該統一，集中購買2400頭牛，按照驛站的模式，從義州至平壤沿途設立12站，流水接遞運輸，所用人員由兵力最多的盛軍派出。然而正值秋收，朝鮮百姓不願幫助軍隊運輸，淮軍大管家盛宣懷協調也不得力，直到平壤大戰爆發，統一後勤的構思仍然是空談。
中國軍隊中並沒有近代化的參謀部、司令部機構設置，所有的事務不分巨細，都要匯總到統兵大將一人來處理，儘管隨行人員中會有一些師爺、幕友幫辦，但這些人的知識積累面對複雜的行軍、作戰事務，能否適應，是個極大的問號。
除去令人揪心的後勤，裝備問題也是左寶貴極為操心的事情。相比駐防直隸和旅順、大連的淮軍、毅軍，關外奉軍因為地方財力不豐，裝備稍顯落後。臨行前，李鴻章曾答應設法從上海籌措毛瑟槍1200支、子彈20萬發給奉軍，加強戰力。[17]但當時很多省份都在新募軍隊，軍械需求急迫，盛宣懷私下將這批槍械賣給了台灣巡撫，“本存上海，因鈞電未定，已為台灣買去”。[18]幾經周折，李鴻章才從旅順的軍械庫存中竭力勻撥出了500支新式毛瑟槍、10萬發子彈交給奉軍。[19]考慮到赴朝奉軍的重火器只裝備有2門加特林機關炮和6門小行營炮，李鴻章又另撥給20門新式的毫米口徑克虜伯行營炮。奉軍“原只有三千五百人，兵數本不甚多，若由所帶各營內再分撥炮隊，則步隊槍兵兵力過分”，左寶貴於是就已經解到的12門行營炮，向盛京將軍裕祿申請新募一營炮隊，結果在官僚公文、匯報的層層拖宕下，直到平壤大戰爆發，炮隊也沒有組成，李鴻章贈與的新式火炮成了裝飾品。[20]不過即使這支炮隊組成，臨時招募的老百姓能否有效操縱近代化的火炮，仍然令人擔憂。
平壤地處朝鮮西北方平原地區，東臨大同江，有舟橋相通對岸，全城四周圍繞高10米、底部寬7米、頂部寬2米的城牆。進駐平壤後，各支清軍分防布置，修建工事。平壤城南是清軍判斷的日軍主攻方向，由盛軍、毅軍等兵力較多的營頭分布防守。而平壤城東北部山巒綿延，地勢險要，清軍並不懂得近代戰爭中搶占制高點的好處，反而認為這一位置易守難攻，在防禦線中屬於次要地位。 守御平壤（3）
左寶貴部抵達朝鮮後，扣去一營多兵力用於在義州和平壤間負責後勤運輸，又除去靖邊軍右營步隊被留在平壤後路安州、江原一帶防禦，[21]實際進入平壤城設防的奉軍僅有六營多兵力，幾乎是各路清軍中兵力最少的一部。於是，除又抽調了三營兵力用於他處防務外，奉軍僅留三營步隊和一支炮隊約1400人由左寶貴親自率領，被指令布署在平壤城東北部的制高點牡丹台一帶防守。
深感兵力單薄的左寶貴，曾分别致書盛京將軍裕祿和直隸總督李鴻章，申請緊急招募新兵，擴充軍力：
“貴現帶八營約三千人，即再加二千五百人，兵力不過稍厚。今當倭勢猖獗，軍務正興，惟有懇求中堂賞加五六千人，合現在三千餘人，共八九千人，庶可資戰守。如蒙中堂俯允，貴當派人赴山東招數營徐、邳一帶之人，奉合就近可招數營，均待兩個月可成軍。惟軍械、子藥並須求中堂賜撥，如不能准，只可請罷論。仍請裕帥添炮隊一、二營，隨同各軍進取而已。”[22]
然而，他的要求最終因為“餉窘，械更缺”等等原因，一一作罷。
糾纏在這許多本不應該由領兵大將一人思索、交涉的事務中，左寶貴還在積極參與平壤御守之策的謀劃。對日軍的軍力，多年在中朝邊境巡守的左寶貴有較客觀的估計，認為日軍戰鬥力要高於清軍。但在作戰方針上，性情耿直的左寶貴堅持應該採取主動出擊策略，並曾多次派隊前出擊退日軍偵察哨兵。
左寶貴雖然早年也曾置身李鴻章麾下，算是半個淮系出身，但後來常年駐防東北，已經完全融入關外的奉軍系統。由此，與駐守平壤城的淮軍將領葉志超、衛汝貴及毅軍將領馬玉昆等，多少存在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派系、畛域隔閡。另外，左寶貴一力主戰的態度，又和持防守待援策略的盛軍統領衛汝貴、平壤諸軍總統葉志超顯得格格不入，兵力弱小的奉軍不僅在地理上偏處平壤北城，同時也被軍力眾多的幾支大軍所疏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