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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一時代，日本陸軍已經全面推行義務兵制，普及軍事院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參謀部制度，全面實現了訓練、制度、裝備、戰術的近代化。除去守衛本土各要港的要塞炮兵等部隊外，日本陸軍的機動兵力編為7個野戰師團，兵力123047人，甲午戰爭中幾乎全部投入中國戰場作戰。[10]日軍戰時兵團稱為“軍”，通常由兩個野戰師團為主組成，總兵力三萬人以上，由此可見，日軍每個作戰兵團的兵力都要超過清政府全國精銳機動陸軍兵力的總和。 陸軍：紙上的百萬雄師（3）
在近代化陸軍兵力上不敵日本的同時，軍隊的作戰能力相比起日軍，差距更大。包括精銳的北洋淮軍在內，清軍的勇營部隊沿用的是明代戚家軍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單位僅為營（步兵一營人數400—800人，騎兵和炮兵一營人數100—300人），又沒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揮系統，戰時大兵團指揮極易出現混亂和失控。至於近代化的後勤供應、醫療衛生，更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
人員方面，軍官階層大都沒有任何近代陸軍指揮、作戰知識的教育背景，僅僅是因為自己或長輩在太平天國、捻軍戰爭中立有戰功，而逐級晉升，所掌握的戰爭知識主要依靠以往內戰中的自學摸索，長輩、同僚的言傳身教。士兵階層則更沒有任何系統的近代軍事知識培訓，至多學習一些諸如隊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結束後，這些軍隊中的統將和兵士還算有一些實戰的經驗，隨著時間的推移，老成凋謝，這一點點經驗也早已蕩然無存。
早在甲午戰爭爆發20年前，1874年李鴻章在一封寫給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對這種現象的憂心忡忡，“昨過盛軍，問將領皆四十以外人，不覺老將至矣！再遇艱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氣重，則朴風漸離，如何？！如何？！”[11]盛軍是整個淮軍中的佼佼者，情況已經如此，其他可以想見。
如果說北洋海軍雖然硬體戰力不如日本，多少還有訓練出色的優勢外，陸軍則連這個優勢也不具備，兵力、戰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負了百萬雄師的虛名，充其量不過是一支兵力弱小、裝備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狀態的軍隊。 輕於一擲（1）
清末二次鴉片戰爭後，為處理各開放口岸和外國交涉的事務，除了在中央設立統一的外交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清政府還分設南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處理具體的交涉事務。1875年台灣事件後，清政府又分別賦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辦南北洋海防的責任，負責海陸防務。
甲午朝鮮事起，相關外交交涉屬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職責。朝中有關備倭的主戰聲音出現後，李鴻章管轄下的北洋沿海駐軍責無旁貸地成為戰守之軍，後人曾稱當時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敵日本一國，並不為過。
因為明白北洋海陸軍的內情，李鴻章從日本介入朝鮮、意圖生事開始，就始終不想以武力解決問題，寄希望於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須要以一定的國力為基礎，更何況當時日本已經下定了要和中國開戰的決心，因而李鴻章的外交交涉始終不得要領。
看到日軍不斷增兵朝鮮，劍拔弩張，而擔負軍事、外交職責的李鴻章仍然忙於爭取列強調停。以批評時政、參劾官員為職責，且滿腦子天朝上國、統馭萬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無法容忍。局勢漸漸緊張之際，清流言官針對李鴻章的彈劾也變得越來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鴻章痛陳北洋軍力不足的苦衷後，催促李鴻章備戰的奏摺仿佛不約而同般，在言辭與內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設計。北洋海軍之所以發展停滯，是因為清政府以節省支出為名，縮減海軍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議者就是清流領袖、戶部尚書翁同 。所以，言官們對海軍的參劾，都避開海軍軍力本身不談，只是毫無來由地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導致海軍士氣低落。
陸軍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為清政府主力陸軍的北洋沿岸駐軍，清政府並不負擔供養，而是李鴻章左支右挪負責養兵，由於地方財政無力維持過多的軍隊，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們預防地方督撫擁兵自重的議論中，對此也樂得默認，此刻一旦大敵臨頭，國家供養的常備軍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責成地方供應的勇營部隊沖先鋒，申飭起來並不是很理直氣壯。所以當言官們看到李鴻章有關陸軍兵力不足的報告，並沒有人敢於指責平日國家不修武備，同樣只是空洞地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指責其不敢使用陸軍是畏敵如虎。
從小受師傅翁同 思想薰陶的光緒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在對日問題上態度日趨強硬。
7月16日，朝鮮局勢日益惡化，言官們連日來力言主戰，抨擊李鴻章畏縮的攻勢在此背景下獲得成功，當天清廷發上諭，嚴辭申飭李鴻章，“現在日韓情勢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復奏。若顧慮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12]清廷已不容許就軍力問題再作辯白，而直接催逼著李鴻章快快把北洋的軍隊全部送上前線，準備作戰。
在近代化陸軍兵力上不敵日本的同時，軍隊的作戰能力相比起日軍，差距更大。包括精銳的北洋淮軍在內，清軍的勇營部隊沿用的是明代戚家軍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單位僅為營（步兵一營人數400—800人，騎兵和炮兵一營人數100—300人），又沒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揮系統，戰時大兵團指揮極易出現混亂和失控。至於近代化的後勤供應、醫療衛生，更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
人員方面，軍官階層大都沒有任何近代陸軍指揮、作戰知識的教育背景，僅僅是因為自己或長輩在太平天國、捻軍戰爭中立有戰功，而逐級晉升，所掌握的戰爭知識主要依靠以往內戰中的自學摸索，長輩、同僚的言傳身教。士兵階層則更沒有任何系統的近代軍事知識培訓，至多學習一些諸如隊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結束後，這些軍隊中的統將和兵士還算有一些實戰的經驗，隨著時間的推移，老成凋謝，這一點點經驗也早已蕩然無存。
早在甲午戰爭爆發20年前，1874年李鴻章在一封寫給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對這種現象的憂心忡忡，“昨過盛軍，問將領皆四十以外人，不覺老將至矣！再遇艱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氣重，則朴風漸離，如何？！如何？！”[11]盛軍是整個淮軍中的佼佼者，情況已經如此，其他可以想見。
如果說北洋海軍雖然硬體戰力不如日本，多少還有訓練出色的優勢外，陸軍則連這個優勢也不具備，兵力、戰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負了百萬雄師的虛名，充其量不過是一支兵力弱小、裝備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狀態的軍隊。 輕於一擲（1）
清末二次鴉片戰爭後，為處理各開放口岸和外國交涉的事務，除了在中央設立統一的外交部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清政府還分設南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處理具體的交涉事務。1875年台灣事件後，清政府又分別賦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辦南北洋海防的責任，負責海陸防務。
甲午朝鮮事起，相關外交交涉屬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職責。朝中有關備倭的主戰聲音出現後，李鴻章管轄下的北洋沿海駐軍責無旁貸地成為戰守之軍，後人曾稱當時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敵日本一國，並不為過。
因為明白北洋海陸軍的內情，李鴻章從日本介入朝鮮、意圖生事開始，就始終不想以武力解決問題，寄希望於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須要以一定的國力為基礎，更何況當時日本已經下定了要和中國開戰的決心，因而李鴻章的外交交涉始終不得要領。
看到日軍不斷增兵朝鮮，劍拔弩張，而擔負軍事、外交職責的李鴻章仍然忙於爭取列強調停。以批評時政、參劾官員為職責，且滿腦子天朝上國、統馭萬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無法容忍。局勢漸漸緊張之際，清流言官針對李鴻章的彈劾也變得越來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鴻章痛陳北洋軍力不足的苦衷後，催促李鴻章備戰的奏摺仿佛不約而同般，在言辭與內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設計。北洋海軍之所以發展停滯，是因為清政府以節省支出為名，縮減海軍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議者就是清流領袖、戶部尚書翁同 。所以，言官們對海軍的參劾，都避開海軍軍力本身不談，只是毫無來由地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導致海軍士氣低落。
陸軍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為清政府主力陸軍的北洋沿岸駐軍，清政府並不負擔供養，而是李鴻章左支右挪負責養兵，由於地方財政無力維持過多的軍隊，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們預防地方督撫擁兵自重的議論中，對此也樂得默認，此刻一旦大敵臨頭，國家供養的常備軍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責成地方供應的勇營部隊沖先鋒，申飭起來並不是很理直氣壯。所以當言官們看到李鴻章有關陸軍兵力不足的報告，並沒有人敢於指責平日國家不修武備，同樣只是空洞地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指責其不敢使用陸軍是畏敵如虎。
從小受師傅翁同 思想薰陶的光緒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在對日問題上態度日趨強硬。
7月16日，朝鮮局勢日益惡化，言官們連日來力言主戰，抨擊李鴻章畏縮的攻勢在此背景下獲得成功，當天清廷發上諭，嚴辭申飭李鴻章，“現在日韓情勢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復奏。若顧慮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12]清廷已不容許就軍力問題再作辯白，而直接催逼著李鴻章快快把北洋的軍隊全部送上前線，準備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