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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玉勝說，今天，有人說“變態殺人”者有一些是重犯，因而就將責任追究到我國的監獄改造制度上，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觀的。事實上，公眾更應該注意到，導致這個罪犯第一次犯罪的原因是什麼。
不管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原因是什麼，人們注意到，當他們刑滿釋放重歸社會後，如果沒有正常的工作，又沒有合理的謀生手段，還是可能走上老路。河南楊新海案的公訴人漯河檢察院副院長溫國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對刑滿釋放人員能做的只有‘不歧視’，很難給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如果給他們安排工作的話，就會給社會造成不良的引導，可能有人專門為此去犯罪，也可能影響到正常的社會價值體系。所以說，我們對刑滿釋放人員的處置問題其實很為難。”（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如何應對變態犯罪者的悲劇？》）
（《光明日報》柏林5月9日電）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在德國並不是一關了之。人們認為，如果將判刑的青少年長期關在獄中，一方面會使其脫離社會，另一方面，又會受到“交叉感染”。德國《少年法院法》規定，要對犯罪青少年進行社區矯正工作。如要求青少年犯在一定時限內，由專職人員指導和監督在一定的場所進行社會公益勞動，使青少年犯通過社會服務來補償其給社會造成的損害，並在社會服務中建立社會責任感，同時樹立自尊、自強的人格意識，促使其悔過自新。
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複雜，既有社會環境方面的因素，又有青少年自身生理、心理方面的因素。只有從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去做工作，才能有效防止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現象。
愛是造就愛的能力
［德國］E·弗羅姆
在物質財富方面，給予意味著富裕。真正富有者不是腰纏萬貫而是能慷慨解囊的人。從心理學上講，守財奴終日惶惶然恐有所失，無論他占有多少財富，他其實都窮困不堪，一貧如洗。樂於給予者都富有闊綽，他時時感到手頭寬裕，足以幫助他人；只有當他一無所有只能勉強度日時，他才再也不能從施予財富中得到快樂。不過，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對生活必需品的理解因人而異，這取決於每個人的人格和他的實際物質占有程度。眾所周知，窮人比富人更樂於奉獻，但超越一定限度的貧困卻使給予不復存在，原因並非是它會直接招致痛苦，而是它剝奪了窮人在給予中所能體會到的快樂。
但是，給予的最重要方面並不在於物質財富範圍內，它存在於人性特有的領域。人把什麼給予他人？他把他自己、他最寶貴的東西、他的生命奉獻出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生命。這首先是指：他把自己的生機、活力給予他人。他給予別人他自己的歡樂、興趣、理解、知識、幽默、傷悲和自己活潑生命的一切表徵。他把生命力的內容給予出去，由此充實他人，豐富他人；他深化自己對生命活力的感受，由此使他人的生命力振奮旺盛。他並非為獲取而給予，給予本身即是無與倫比的歡樂。但在給予時，他不可避免地會激活他人身上的某種東西，後者反過來又會作用於他。所以，在真正的給予中，給予者不可能不獲得某種回報。給予意味著他人也成為給予者，雙方都分享著他們所喚起的東西賦予他們的歡樂；給予既為與者也為受者造就了新的人生，雙方都蒙受新生的福祉。
就愛而言，這意味著：愛是造就愛的能力；無能即是無力於造就愛。
馬克思曾以優美的筆調錶述過同樣的思想：“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合乎人的本性的關係，那麼，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別人，你本身就必須是一個能實際鼓舞和振奮他人的人。如果你的愛沒有引起對方的愛，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愛作為愛沒有造就出愛，如果你作為愛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現沒有使自己成為被愛者，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而這種愛就是不幸。”給予即獲取，這並不僅僅局限在愛的領域。教師受教於學生，演員受惠於觀眾，心理分析專家受益於病人。只要施受雙方不把對方對象化，只要雙方處於創造性的純真關係中，那麼給予必然意味著獲取。
毋庸贅言，愛既然是給予，愛的能力必定依賴於個人性格的發展。只有那些具備完全生產性傾向的人才可能愛。這種人已經克服了依附性以及全知全能的自戀妄想，擯棄了剝奪他人或聚斂財富的欲求；他對自己的人性力量充滿信心，敢於單憑自身的力量去達到目標。誰缺乏這些素質，誰就害怕貢獻自己，喪失施愛的勇氣。
除給予而外，愛所包含的其他本質要素也充分展示了它活潑能動的性格，這些為一切類型的愛所共同具有的要素是：關切、責任、尊重、知識。
看完這些資料，趙小薇忽然傷心起來：
“變態惡魔已經抓住，從此夜間平安無事，所以，你也不能送我回家了？”
楊明看著她傷心的樣子笑起來：
“誰說的？即使壞人全抓淨了，也不能驅逐夜裡的黑暗，只要有黑暗，我就願意永遠成為護花使者！”
故事：不可能人人都貢獻出一點愛
不管罪犯的第一次作案原因是什麼，人們注意到，當他們刑滿釋放重歸社會後，如果沒有正常的工作，又沒有合理的謀生手段，還是可能走上老路。河南楊新海案的公訴人漯河檢察院副院長溫國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對刑滿釋放人員能做的只有‘不歧視’，很難給他們解決就業問題。如果給他們安排工作的話，就會給社會造成不良的引導，可能有人專門為此去犯罪，也可能影響到正常的社會價值體系。所以說，我們對刑滿釋放人員的處置問題其實很為難。”（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如何應對變態犯罪者的悲劇？》）
（《光明日報》柏林5月9日電）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在德國並不是一關了之。人們認為，如果將判刑的青少年長期關在獄中，一方面會使其脫離社會，另一方面，又會受到“交叉感染”。德國《少年法院法》規定，要對犯罪青少年進行社區矯正工作。如要求青少年犯在一定時限內，由專職人員指導和監督在一定的場所進行社會公益勞動，使青少年犯通過社會服務來補償其給社會造成的損害，並在社會服務中建立社會責任感，同時樹立自尊、自強的人格意識，促使其悔過自新。
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複雜，既有社會環境方面的因素，又有青少年自身生理、心理方面的因素。只有從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去做工作，才能有效防止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現象。
愛是造就愛的能力
［德國］E·弗羅姆
在物質財富方面，給予意味著富裕。真正富有者不是腰纏萬貫而是能慷慨解囊的人。從心理學上講，守財奴終日惶惶然恐有所失，無論他占有多少財富，他其實都窮困不堪，一貧如洗。樂於給予者都富有闊綽，他時時感到手頭寬裕，足以幫助他人；只有當他一無所有只能勉強度日時，他才再也不能從施予財富中得到快樂。不過，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對生活必需品的理解因人而異，這取決於每個人的人格和他的實際物質占有程度。眾所周知，窮人比富人更樂於奉獻，但超越一定限度的貧困卻使給予不復存在，原因並非是它會直接招致痛苦，而是它剝奪了窮人在給予中所能體會到的快樂。
但是，給予的最重要方面並不在於物質財富範圍內，它存在於人性特有的領域。人把什麼給予他人？他把他自己、他最寶貴的東西、他的生命奉獻出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生命。這首先是指：他把自己的生機、活力給予他人。他給予別人他自己的歡樂、興趣、理解、知識、幽默、傷悲和自己活潑生命的一切表徵。他把生命力的內容給予出去，由此充實他人，豐富他人；他深化自己對生命活力的感受，由此使他人的生命力振奮旺盛。他並非為獲取而給予，給予本身即是無與倫比的歡樂。但在給予時，他不可避免地會激活他人身上的某種東西，後者反過來又會作用於他。所以，在真正的給予中，給予者不可能不獲得某種回報。給予意味著他人也成為給予者，雙方都分享著他們所喚起的東西賦予他們的歡樂；給予既為與者也為受者造就了新的人生，雙方都蒙受新生的福祉。
就愛而言，這意味著：愛是造就愛的能力；無能即是無力於造就愛。
馬克思曾以優美的筆調錶述過同樣的思想：“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合乎人的本性的關係，那麼，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須是一個有藝術修養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別人，你本身就必須是一個能實際鼓舞和振奮他人的人。如果你的愛沒有引起對方的愛，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愛作為愛沒有造就出愛，如果你作為愛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現沒有使自己成為被愛者，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而這種愛就是不幸。”給予即獲取，這並不僅僅局限在愛的領域。教師受教於學生，演員受惠於觀眾，心理分析專家受益於病人。只要施受雙方不把對方對象化，只要雙方處於創造性的純真關係中，那麼給予必然意味著獲取。
毋庸贅言，愛既然是給予，愛的能力必定依賴於個人性格的發展。只有那些具備完全生產性傾向的人才可能愛。這種人已經克服了依附性以及全知全能的自戀妄想，擯棄了剝奪他人或聚斂財富的欲求；他對自己的人性力量充滿信心，敢於單憑自身的力量去達到目標。誰缺乏這些素質，誰就害怕貢獻自己，喪失施愛的勇氣。
除給予而外，愛所包含的其他本質要素也充分展示了它活潑能動的性格，這些為一切類型的愛所共同具有的要素是：關切、責任、尊重、知識。
看完這些資料，趙小薇忽然傷心起來：
“變態惡魔已經抓住，從此夜間平安無事，所以，你也不能送我回家了？”
楊明看著她傷心的樣子笑起來：
“誰說的？即使壞人全抓淨了，也不能驅逐夜裡的黑暗，只要有黑暗，我就願意永遠成為護花使者！”
故事：不可能人人都貢獻出一點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