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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警方介紹，曲寶源曾經有過兩次婚史，在其判刑服刑期間，其前妻與該曲離婚，不願離婚的曲寶源遭受這場突然的變故後大病一場，這件事不能不使他的心理發生很大變化，最終造成他心理上的變態。
曲某的作案動機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難道真的像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只是為了盜竊財物嗎？他在每次作案前都曾做過什麼準備？為什麼專爬頂樓專找漂亮的單身女人？案件背後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幕後故事？本報將繼續披露案件偵破的詳細過程，請讀者密切注意本報的後續報導。
趙小薇看完後，莫明其妙地瞅著楊明：
“我看這文章只是沒有你寫得好，別的也看不出啥毛病呀？你是不是因為沒讓你寫你就有氣呀？”
“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新聞的生命力是真實，他有多處明顯的杜撰，他說的強姦、洗劫貴重財物純系想像，他連警方的新聞發布會都沒參加，誰跟他親口說話來？更加重要的是，對於這樣的變態兇手，你怎麼輕易就敢認定他前妻跟他離婚是他變態的原因呢？你有證據嗎？你有心理學家的分析嗎？你這樣信口開河卻讓他的前妻去承受怎樣的壓力呢？你負得起這個責任嗎？如果人家控告你呢？再說，我們的記者也太麻木了，你既然說他被判了九年刑，一個女人領著孩子自己過，那麼容易嗎？她也是沒辦法，她也是不得不離，可是你卻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她，她離婚有什麼不對？”
“我還是沒明白，他既然變態，肯定是受了刺激，既然他不願意離婚，肯定離婚會給他刺激，即使這麼推定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種人今天的罪惡你怎麼說都不過分，你可以說他罪惡滔天、死有餘辜、罪該萬死，他肯定是犯了死罪。但是，他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他也是從孩子的時候走過來的嗎，如果回頭去看這個過程，我們就不能不承認，任何罪犯都是由社會造成的，社會可以不承擔他現在犯下的罪惡，但是社會卻不能不檢討，否則，這樣的罪犯照樣會層出不窮。你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是怎麼說的？”
楊明打開自己的電腦：
“她說，‘你要真正想研究預防這類人的犯罪心理，那我就要告訴社會，抓孩子小時候的撫養教育方式，這個撫養方式應該是決定人性格很關鍵的東西，而性格發展是決定他後來出現這些行為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認為，黃勇犯罪就是因為看了個暴力片子，其實搞心理學的知道，暴力片只是一個導火索。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是卻不了解在那之前的東西，覺得太遙遠了。我說不對，你忽略長期形成的原因，這樣的人還會再出現。’而全國十佳法官、少年法庭法官尚秀雲說得更明確，沒有不良少年，只有不幸少年，問題少年是問題父母的產物。可是，賈少偉的那篇狗屁文章，把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簡單地推給了嫌疑人的前妻，是因為他無知呢？還是因為他輕浮呢？這是不是有些太殘忍了？”
“我還是不明白，他殺了人，你不追究他，你還能去追究他小學的老師不成？還能去追究他的父母不成？”
“從法律上說是不可能追究的，但是從社會責任上說，從社會良知上說，就有一個追究的問題，這個追究不是追究誰的法律責任，而是說，如果我們的社會始終不認識出現這種變態狂的社會責任，那麼這種人我們永遠也消滅不了，只會越來越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認為，變態者的成長過程中，生活、家庭環境存在一定欠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家裡給了他過度的母愛或父愛滿足。另一種，他在家庭里得不到應有的愛。這兩種情況，導致他們進入社會後自己原來的思維模式要與社會發生衝突。家庭教育的正確與否，對一個人的心理健康與否至關重要。德國2002年發生了校園血案，《柏林日報》曾經發表過社論，向社會向民眾發出這樣的警告：‘他在頭腦中向社會宣戰，而我們卻一無所知；他在控訴我們，卻不告訴我們。’這種清醒的檢討態度無疑是給我們做了榜樣。”
“你說的也許有道理，但這不過是你的推斷，你並沒有事實來證明你的看法。”
楊明大笑起來：
“你真是高抬了我。我在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是我一拍腦門子想出來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不過是鸚鵡學舌而已！你如果有興趣，你就看看我搜集的材料吧。”
趙小薇想起上次看了他的材料大開眼界，馬上跑過去在他的電腦上看起來：
從各種案例看到，變態殺人案有兩個明顯的外在特徵。其一就是，作案者大都有監獄服刑或被行政處罰的經歷。由此，有人認為，變態殺人案暴露出了中國監獄教化功能的嚴重失敗，是“勞而不教”。
據警方介紹，北京的李平平曾在1980年5月，因流氓罪被判處管制1年；1985年12月，又因盜竊被處拘役6個月；1996年，因毆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天；河南的黃勇被政府處罰過；楊新海則是在被勞教兩次和勞改一次後開始殺手生涯……
然而，韓玉勝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幾十年來，我國對犯罪人實施的強制性改造，總體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服刑人員走出監獄後不再犯罪。而國外許多國家的重犯率達到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國的監獄改造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我國人口基數大，服刑人員也多，而且服刑者是流動的，如此龐大的服刑人員，即使很少一部分人重犯，也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因而，會給人一種“勞而不教”的錯覺。
曲某的作案動機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難道真的像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只是為了盜竊財物嗎？他在每次作案前都曾做過什麼準備？為什麼專爬頂樓專找漂亮的單身女人？案件背後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幕後故事？本報將繼續披露案件偵破的詳細過程，請讀者密切注意本報的後續報導。
趙小薇看完後，莫明其妙地瞅著楊明：
“我看這文章只是沒有你寫得好，別的也看不出啥毛病呀？你是不是因為沒讓你寫你就有氣呀？”
“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新聞的生命力是真實，他有多處明顯的杜撰，他說的強姦、洗劫貴重財物純系想像，他連警方的新聞發布會都沒參加，誰跟他親口說話來？更加重要的是，對於這樣的變態兇手，你怎麼輕易就敢認定他前妻跟他離婚是他變態的原因呢？你有證據嗎？你有心理學家的分析嗎？你這樣信口開河卻讓他的前妻去承受怎樣的壓力呢？你負得起這個責任嗎？如果人家控告你呢？再說，我們的記者也太麻木了，你既然說他被判了九年刑，一個女人領著孩子自己過，那麼容易嗎？她也是沒辦法，她也是不得不離，可是你卻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她，她離婚有什麼不對？”
“我還是沒明白，他既然變態，肯定是受了刺激，既然他不願意離婚，肯定離婚會給他刺激，即使這麼推定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種人今天的罪惡你怎麼說都不過分，你可以說他罪惡滔天、死有餘辜、罪該萬死，他肯定是犯了死罪。但是，他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他也是從孩子的時候走過來的嗎，如果回頭去看這個過程，我們就不能不承認，任何罪犯都是由社會造成的，社會可以不承擔他現在犯下的罪惡，但是社會卻不能不檢討，否則，這樣的罪犯照樣會層出不窮。你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是怎麼說的？”
楊明打開自己的電腦：
“她說，‘你要真正想研究預防這類人的犯罪心理，那我就要告訴社會，抓孩子小時候的撫養教育方式，這個撫養方式應該是決定人性格很關鍵的東西，而性格發展是決定他後來出現這些行為的重要因素。很多人認為，黃勇犯罪就是因為看了個暴力片子，其實搞心理學的知道，暴力片只是一個導火索。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是卻不了解在那之前的東西，覺得太遙遠了。我說不對，你忽略長期形成的原因，這樣的人還會再出現。’而全國十佳法官、少年法庭法官尚秀雲說得更明確，沒有不良少年，只有不幸少年，問題少年是問題父母的產物。可是，賈少偉的那篇狗屁文章，把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簡單地推給了嫌疑人的前妻，是因為他無知呢？還是因為他輕浮呢？這是不是有些太殘忍了？”
“我還是不明白，他殺了人，你不追究他，你還能去追究他小學的老師不成？還能去追究他的父母不成？”
“從法律上說是不可能追究的，但是從社會責任上說，從社會良知上說，就有一個追究的問題，這個追究不是追究誰的法律責任，而是說，如果我們的社會始終不認識出現這種變態狂的社會責任，那麼這種人我們永遠也消滅不了，只會越來越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認為，變態者的成長過程中，生活、家庭環境存在一定欠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家裡給了他過度的母愛或父愛滿足。另一種，他在家庭里得不到應有的愛。這兩種情況，導致他們進入社會後自己原來的思維模式要與社會發生衝突。家庭教育的正確與否，對一個人的心理健康與否至關重要。德國2002年發生了校園血案，《柏林日報》曾經發表過社論，向社會向民眾發出這樣的警告：‘他在頭腦中向社會宣戰，而我們卻一無所知；他在控訴我們，卻不告訴我們。’這種清醒的檢討態度無疑是給我們做了榜樣。”
“你說的也許有道理，但這不過是你的推斷，你並沒有事實來證明你的看法。”
楊明大笑起來：
“你真是高抬了我。我在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是我一拍腦門子想出來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不過是鸚鵡學舌而已！你如果有興趣，你就看看我搜集的材料吧。”
趙小薇想起上次看了他的材料大開眼界，馬上跑過去在他的電腦上看起來：
從各種案例看到，變態殺人案有兩個明顯的外在特徵。其一就是，作案者大都有監獄服刑或被行政處罰的經歷。由此，有人認為，變態殺人案暴露出了中國監獄教化功能的嚴重失敗，是“勞而不教”。
據警方介紹，北京的李平平曾在1980年5月，因流氓罪被判處管制1年；1985年12月，又因盜竊被處拘役6個月；1996年，因毆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天；河南的黃勇被政府處罰過；楊新海則是在被勞教兩次和勞改一次後開始殺手生涯……
然而，韓玉勝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幾十年來，我國對犯罪人實施的強制性改造，總體效果是好的。90%以上的服刑人員走出監獄後不再犯罪。而國外許多國家的重犯率達到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我國的監獄改造是成功的。但另一方面，我國人口基數大，服刑人員也多，而且服刑者是流動的，如此龐大的服刑人員，即使很少一部分人重犯，也是一個比較大的數字，因而，會給人一種“勞而不教”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