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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番苦心積慮，永樂自覺統一朝中意見已不成問題，遂雄心勃勃地準備再次召集廷議，準備將下西洋一事一舉敲定。孰料就在舉行廷議前夕，先前前往杭州為《文獻大成》收集典籍的解縉返回京城。得知下西洋之事後，他當即上疏反對。解縉在奏疏中言道：“……今國家百廢方興，百姓嗷嗷待哺。值此之際，陛下當以民生為重，將有限之公帑用之於海內。若為一二遠夷大肆耗費，而罔顧國計民生，此與隋煬絲綢裹樹以迎番人又有何異……”
解縉的奏疏言辭犀利，甚至把隋煬帝都抬了出來，永樂看得是大光其火。而就在這時，太子高熾也上疏陳情，言下西洋於朝廷損多益少，請父皇三思而行。
一個是國之儲君，另一個則是內閣之首、天下士林領袖。這二個人出面勸阻，出使西洋頓又平添波瀾。思忖再三，永樂先把高熾叫到乾清宮，將之前一直未有告訴他的下西洋真實用意全盤托出，並趁機觀察高熾的態度。
與史復判斷相符，這位體弱多病的太子雖然寬仁敦厚，但卻並不是個銳意進取之人。當從父皇口中聽得這一統海疆的宏圖偉業後，高熾的第一反應不是振奮，而是倒吸了口涼氣。他本能的意識到：這項所謂的開拓大業，將給大明王朝帶來長期而沉重負擔。高熾對待外夷的態度一直是“在德不在力”，信奉的是“內修德政、四夷來朝”的教條。在他看來，這種周期極為漫長的開拓，成敗難料且不說，首先朝廷就極有可能不堪重負。身為大明的太子，他對這種損多益少的舉措極不贊同。
不過高熾也不敢直接反對。最近高煦十分活躍，對朝政也頗為上心，高熾看在眼裡，心知其或是賊心不死，仍覬覦著太子寶座。而高煦在下西洋一事上是堅決站在父皇這邊的。對這個二弟，高熾心中一直有所戒備，他不想讓父皇覺得自己不如高煦。而且就在幾天前，金忠還專門到春和殿，提醒高熾萬萬不要在這事上頭和皇上唱反調。儘管金忠未有明言其中原因，但他鄭重其事的態度，卻不能不讓高熾有所忌憚。計議再三，高熾避開圖謀西洋是否值得這個關鍵問題，只藉口眼下形勢不宜，婉轉建議父皇能暫緩此行。
高熾的態度，讓永樂有些失望。不過以高熾的仁柔性格和謹慎態度，有此顧慮亦不足為奇。好在高熾也沒有直接反對。思慮再三，永樂命他回東宮安心讀書，暫勿過問國事，便就這麼把他打發了。
高熾畢竟是自己兒子，永樂處理起來相對容易，可解縉就不然了。這位解大才子在士林中聲譽極高。對他，永樂既不能如對高熾般置若罔聞；同時，又因為解縉性格狂放，永樂為防走漏風聲，也不放心將“化夷入夏”的目的坦白相告。兩難之下，永樂只有召解縉入宮，僅就著“萬國冕旒朝中華”以及“懷柔遠人、教化蠻夷”的虛文一番說叨，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苦口婆心感化解縉，讓這個頗有名望的“刺頭”閉嘴。誰知解縉先是恭恭敬敬地聆聽聖誨，末了卻把頭一揚，赳赳道：“敢問陛下：華夏、夷狄之利，其各輕重幾何？”僅此一句就把永樂噎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問倒了永樂，解縉猶嫌不過癮，出宮便找了一幫子青年翰林，一起擬了一道洋洋數千言的《請止出使西洋疏》，然後轉交通政司遞呈內廷。疏中引古據今，直言出使西洋於中國一利十弊。此疏一上，滿朝轟動，並很快就借著解縉士林領袖的聲明傳到坊間，一時間大江南北物議四起，天下士子大都附和解縉之見。事情發展到這份兒上，饒是永樂再堅毅過人，也不敢強推其策，局面頓時陷入僵持，籌備下西洋的進度也大大緩了下來。轉眼間到了年底，西陲的甘肅突然傳來一個驚天消息，一時將朝中君臣的眼光全吸引過去。
永樂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西域撒馬爾罕國國君帖木兒慷慨誓師，率五十萬大軍東征中國。帖木兒以元室傳人自居，發誓要滅亡明朝，重建大元正朔。月余過後，甘肅總兵官宋晟方得到消息，而此時帖木兒大軍已在路上。宋晟一面加緊防備，一面飛書馳報南京，請朝廷立即調兵增援。
撒馬爾罕乃西域大國，帖木兒更是一代梟雄，此番其舉國東進，對大明之威脅可想而知。消息傳至，朝廷立時大震。永樂當即下旨，暫停出使西洋一應籌備事宜，並著兵部急調四川、關中等地衛所趕赴甘肅。同時，戶部糧餉亦緊接裝船，準備向甘隴調運；工部匠人也開始日夜趕造兵械，大明朝廷一時被緊張氛圍所籠罩。
前番下西洋，燕藩舊將不願經歷波濤，故個個推三阻四；而此番對陣西域，他們卻是義不容辭。一時間，五府諸將紛紛請戰，兵部衙門更是晝夜人流不息，為謀劃迎戰事宜殫精竭慮。
朝中文武忙得是人仰馬翻，漢王府內，高煦、史復一幫人也沒閒著。此番撒馬爾罕來勢洶洶，接下來的兩軍交鋒更是事關國家興亡的生死大決。此等大戰，總兵之職必由威望素著的大將充任。而遍觀朝中眾將，能擔此重任的唯有淇國公丘福、成國公朱能二人。丘福現任行在後軍都督府掌印，在北京防備韃靼，自然不可能抽身；朱能雖在朝中，但近年來屢生大病，身體大不如前，也不適合領兵。至於其他人，獨當一面尚可，統率數十萬大軍，恐都難以勝任。鑑於此，史復欲讓高煦親自出馬，領軍出戰帖木兒，並趁此機會擴大在軍中的影響。只要軍隊能死心塌地歸附，有朝一日即便太子登基，他朱高煦也能輕而易舉把皇位給奪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