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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編輯人員眼裡，希特勒對待陸軍領導層的寬容實在讓人無法理解：“雖然希特勒一直認為，他的失敗責任全在將軍們，他們這樣寫道：“但他從沒有追究他們當中的任何人。”內務委員會軍官們無法理解，希特勒讓他們退役，還授予他們高級勳章。相反，史達林在1937/38年的“大清洗”中下令處決了數千名高級將領，用這一方式來強迫他們對自己忠誠。戰爭期間他也讓人處決了那些被他認為沒有用的將軍們。
希特勒的富有啟發性的執政風格也屬於他的統治技巧。他和部長們私下交談，準備所有的重要決定，最後自己拍板，從而排擠了內閣。拉默爾斯部長出色領導下的總理府和國家社會黨領袖赫斯及鮑曼效率不相上下的納粹黨辦公廳給予了他支持。此外，希特勒還利用了黨和行政部門這一雙重結構的競爭性，提高雙方的效率，保證互相的監督。權力的對抗就連事實上擁有絕對權力的元首這一重要位置都存在。在《希特勒檔案》里，聯繫發號施令的陸軍元帥和將軍，對希特勒的這一權力地位進行了合適的探究。國家權力的其他擁有者顯得像是命令接受者似的，但沒有被描述成不負責任的人。具體地描述了希特勒如何向別人下達任務。
出版人後記(7)
不過，特別蘇聯化的觀點在經常列舉國家社會黨支持者這一點上是自相矛盾的。回顧起來，對各企業家委以重任好像是絕對不會錯的。人員的選擇——克虜伯，基爾多夫，珀恩斯根，施洛德等——也並非完全不可理解。稱他們“壟斷巨頭”符合內務委員會軍官和史達林根深蒂固的馬列主義思想，根據這種思想，金融和工業的聯合壟斷將會滲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領域。”不過內務委員會的創作集體沒有用這種觀點貫穿《希特勒檔案》，而是尊重歷史事實。軍需部長施佩爾多次強調，統治國家的不是大企業家，而且回顧性地斷言：“當然有幾位幫助過他，但他們最多只是助手而已。”
企業家的從屬角色也表現在，沒有一位經理屬於希特勒的親信圈子，高級軍官或官員也很少有。施佩爾、希姆萊或總參謀長們雖然經常出現在元首大本營或山莊上，但除了施佩爾，這些接觸僅限於工作關係。只有老黨員，國防軍各兵種的副官們，女秘書和納粹黨辦公廳領導赫斯和鮑曼屬於非官方性的圈子。
令人注意的是，1933年前曾和希特勒關係密切的人都被逐步替換掉了。他身邊出現越來越多的智商不如他、又不處於負責位置的人。在《希特勒檔案》里，山莊好像主要是私人活動場所，並非政府駐地。希特勒不規律的工作時間也增強了這一印象，儘管他的生活有“放蕩不羈的藝人天性”，他還是有紀律地每天完成行政事務，有時直累得筋疲力盡。
希特勒利用一起用餐的時間放鬆自己，有時也常將它當成嘗試某種演說模式的機會。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裡，他傾聽他的談話夥伴講話，也不懈地追問他們。後來他就只是一個人獨白了。他周圍的人覺得這些獨白彌足珍貴，足以傳給後世。回顧表明，這些長篇大論充分體現了這位獨裁者的世界觀。很顯然，他想用他書本上看來的淺薄知識影響身邊的人。他出色的記憶力幫了他很大忙，他不缺獨創性，不過他的長篇大論缺乏由系統教育獲得的結構。
蘇聯軍官們從京舍和林格的記錄中為《希特勒檔案》挑選了希特勒的重要政治言論。他們向史達林介紹了希特勒對1935年的海軍協定的反應，他1940年分裂英法聯盟的考慮及這位獨裁者對其他國家首腦的看法。這種選擇是受了48/49年的權力政治形勢的影響。
史達林毫無疑問對那些蘇聯進攻過的國家感興趣，如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或那些未來的發展道路還未決定的國家，如義大利。在正在開始的冷戰背景下，對英國的綏靖政策的評價具有現實意義。史達林猜疑地看著昔日盟友離去。暗示英、德合作或英國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參戰，蘇聯國家安全部門的創作集體順理成章地最重視對這些插曲的挑選。
這樣的內容有1938年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條約和英軍在挪威的登陸失敗。但也詳細描寫了希姆萊同英國談判代表進行的單獨媾和談判和看來與此有關的黨衛軍副總指揮費力克斯?施泰訥指揮的軍隊的“叛變”。
希特勒對赫斯飛往英國的反應的描寫也極其詳細。它同林格後來的說法是矛盾的。林格在聯邦德國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希特勒在聽到敲門聲後很快將門打開而且已經穿好衣服，剃了鬍子。這一敘述也登在了科學的專業文獻里。在《希特勒檔案》里，林格介紹的真相不一樣。希特勒是用“睡意朦朧的聲音”回答的，而且“沒刮鬍子”。希特勒穿好了衣服走到他面前來可以解釋為他離開與臥室相鄰的工作室需要“幾分鐘”。這樣，人們猜測的希特勒是“笨蛋”赫斯的知情人的論點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審訊者對希特勒和他的指揮部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很感興趣。在審訊完林格和京舍之後他們得出了和西方軍事史家相似的結論。蘇聯的軍官們形象地描述了納粹政權和打著普魯士烙印的軍官集團之間的有目的的聯盟是如何隨著每一次失敗而土崩瓦解的。他們把1944年7月20日發生的謀殺希特勒事件解釋為忠誠消失的明顯證據。即便是史達林大清洗的倖存者，國家安全部門的這些審訊者也想在《希特勒檔案》書中再現陰謀的規模。他們一再追問林格和京舍，誰對希特勒是忠誠的，誰參與了謀殺的準備活動。得知最高將領們也參與了這一陰謀時，他們並不驚奇。因為在蘇聯，就連蘇共政治局成員也被當作“人民公敵”被處死。
希特勒的富有啟發性的執政風格也屬於他的統治技巧。他和部長們私下交談，準備所有的重要決定，最後自己拍板，從而排擠了內閣。拉默爾斯部長出色領導下的總理府和國家社會黨領袖赫斯及鮑曼效率不相上下的納粹黨辦公廳給予了他支持。此外，希特勒還利用了黨和行政部門這一雙重結構的競爭性，提高雙方的效率，保證互相的監督。權力的對抗就連事實上擁有絕對權力的元首這一重要位置都存在。在《希特勒檔案》里，聯繫發號施令的陸軍元帥和將軍，對希特勒的這一權力地位進行了合適的探究。國家權力的其他擁有者顯得像是命令接受者似的，但沒有被描述成不負責任的人。具體地描述了希特勒如何向別人下達任務。
出版人後記(7)
不過，特別蘇聯化的觀點在經常列舉國家社會黨支持者這一點上是自相矛盾的。回顧起來，對各企業家委以重任好像是絕對不會錯的。人員的選擇——克虜伯，基爾多夫，珀恩斯根，施洛德等——也並非完全不可理解。稱他們“壟斷巨頭”符合內務委員會軍官和史達林根深蒂固的馬列主義思想，根據這種思想，金融和工業的聯合壟斷將會滲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領域。”不過內務委員會的創作集體沒有用這種觀點貫穿《希特勒檔案》，而是尊重歷史事實。軍需部長施佩爾多次強調，統治國家的不是大企業家，而且回顧性地斷言：“當然有幾位幫助過他，但他們最多只是助手而已。”
企業家的從屬角色也表現在，沒有一位經理屬於希特勒的親信圈子，高級軍官或官員也很少有。施佩爾、希姆萊或總參謀長們雖然經常出現在元首大本營或山莊上，但除了施佩爾，這些接觸僅限於工作關係。只有老黨員，國防軍各兵種的副官們，女秘書和納粹黨辦公廳領導赫斯和鮑曼屬於非官方性的圈子。
令人注意的是，1933年前曾和希特勒關係密切的人都被逐步替換掉了。他身邊出現越來越多的智商不如他、又不處於負責位置的人。在《希特勒檔案》里，山莊好像主要是私人活動場所，並非政府駐地。希特勒不規律的工作時間也增強了這一印象，儘管他的生活有“放蕩不羈的藝人天性”，他還是有紀律地每天完成行政事務，有時直累得筋疲力盡。
希特勒利用一起用餐的時間放鬆自己，有時也常將它當成嘗試某種演說模式的機會。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裡，他傾聽他的談話夥伴講話，也不懈地追問他們。後來他就只是一個人獨白了。他周圍的人覺得這些獨白彌足珍貴，足以傳給後世。回顧表明，這些長篇大論充分體現了這位獨裁者的世界觀。很顯然，他想用他書本上看來的淺薄知識影響身邊的人。他出色的記憶力幫了他很大忙，他不缺獨創性，不過他的長篇大論缺乏由系統教育獲得的結構。
蘇聯軍官們從京舍和林格的記錄中為《希特勒檔案》挑選了希特勒的重要政治言論。他們向史達林介紹了希特勒對1935年的海軍協定的反應，他1940年分裂英法聯盟的考慮及這位獨裁者對其他國家首腦的看法。這種選擇是受了48/49年的權力政治形勢的影響。
史達林毫無疑問對那些蘇聯進攻過的國家感興趣，如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或那些未來的發展道路還未決定的國家，如義大利。在正在開始的冷戰背景下，對英國的綏靖政策的評價具有現實意義。史達林猜疑地看著昔日盟友離去。暗示英、德合作或英國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參戰，蘇聯國家安全部門的創作集體順理成章地最重視對這些插曲的挑選。
這樣的內容有1938年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條約和英軍在挪威的登陸失敗。但也詳細描寫了希姆萊同英國談判代表進行的單獨媾和談判和看來與此有關的黨衛軍副總指揮費力克斯?施泰訥指揮的軍隊的“叛變”。
希特勒對赫斯飛往英國的反應的描寫也極其詳細。它同林格後來的說法是矛盾的。林格在聯邦德國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希特勒在聽到敲門聲後很快將門打開而且已經穿好衣服，剃了鬍子。這一敘述也登在了科學的專業文獻里。在《希特勒檔案》里，林格介紹的真相不一樣。希特勒是用“睡意朦朧的聲音”回答的，而且“沒刮鬍子”。希特勒穿好了衣服走到他面前來可以解釋為他離開與臥室相鄰的工作室需要“幾分鐘”。這樣，人們猜測的希特勒是“笨蛋”赫斯的知情人的論點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審訊者對希特勒和他的指揮部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很感興趣。在審訊完林格和京舍之後他們得出了和西方軍事史家相似的結論。蘇聯的軍官們形象地描述了納粹政權和打著普魯士烙印的軍官集團之間的有目的的聯盟是如何隨著每一次失敗而土崩瓦解的。他們把1944年7月20日發生的謀殺希特勒事件解釋為忠誠消失的明顯證據。即便是史達林大清洗的倖存者，國家安全部門的這些審訊者也想在《希特勒檔案》書中再現陰謀的規模。他們一再追問林格和京舍，誰對希特勒是忠誠的，誰參與了謀殺的準備活動。得知最高將領們也參與了這一陰謀時，他們並不驚奇。因為在蘇聯，就連蘇共政治局成員也被當作“人民公敵”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