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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成了困擾鄭成功的一個巨大的難題。因此早在順治六年(1649年)起，鄭成功便需要不斷地派遣將士分赴粵省沿海各地征取糧餉。不僅糧餉，其他軍需物資的匱乏也是困擾鄭成功的一個較大難題。由於鄭成功所控制的地區僅限於沿海島嶼和小片濱海地區，僅僅依靠當地的物力、財力，根本無法支持他日益擴充的軍隊所需，要維持龐大的舟師和陸戰部隊的作戰，還要養活官兵家屬，需要極為巨大的物資供應。
為解決軍需難題，鄭成功繼承了鄭芝龍開創的海外貿易的壟斷地位，充分利用在海上的優勢，把內地的出口物資通過秘密渠道運往海外，取得巨額利潤，這成為他解決軍費的主要辦法。據江日升《台灣外紀》所載，鄭成功以器械未備、糧餉不濟為憂，馮澄世向他建議說：“藩主（指鄭成功）何不修書與日本，竟以甥禮自待，且借彼地彼糧以濟吾用，然後下販呂宋、暹羅、交趾等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艦，洪旭佐之以甥禮遣使通好日本。”通好日本，實際上就是與日本進行貿易。《台灣外紀》還記載說，當時鄭成功擁有“舳艫千艘，戰將數百員，雄兵二十餘萬，糧餉雖就地設取，尚有呂宋、日本、暹羅等國洋船可以充繼。”可見當時鄭成功海上商業活動的範圍和規模都相當可觀。
在進行海上貿易的同時，鄭成功解決軍需的另一種方法則是在攻占地區徵收糧餉。鄭成功每占一地，都要徵收相當重的賦稅，並大量徵發因用兵所需的勞役。時任鄭軍戶科都事的楊英在《先王實錄》中對此詳細記載：永曆七年(1653年)七月，鄭成功“駐揭陽門辟，征輸行糧，各寨樂輸。”八月，鄭回駐廈門，與清和議，目的就在於“將計就計，權借糧餉，以裕兵食。”他抓緊時間“分遣勛鎮就漳泉派征樂助兵餉，遣督餉都督黃愷追晉南地方餉二十萬”。九月，“遣前提督黃廷就雲霄地方征米五萬石”，十月，“遣中權鎮黃興、前沖鎮萬禮等統領轄鎮，進入龍巖地方，征餉二十萬。”十一月，“遣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沖楊朝棟等轄鎮往惠安、仙遊等地方，征餉三十萬。”
此外，鄭成功還派部隊到糧食比較富裕的地方進行搶掠。他多次出兵廣東潮州、惠州等地區，就是為了搶糧。順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鄭成功進駐潮州，有人獻策說：“駐軍措餉，莫如潮陽縣。蓋潮陽饒富，甲於各邑。今駐節邑中，撫順剿逆，兵餉裕加。”鄭成功所剿者雖多為土豪，而所到之處的強征橫斂則也往往禍及百姓。由此固然可解一時的燃眉之急，但卻以失去民心為代價。鄭成功所攻占的福建、廣東沿海地方往往很快就淪陷，當不僅是因兵力對比的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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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隙漸生施氏全家被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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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廣東剿匪征糧之時，施琅就對鄭成功採取“男女一盡剿殺無遺”的做法表示過反對。這大概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施家因戰亂和兵匪搶掠而家道中落，施琅的父親因戰亂而變得赤貧如洗，而自己則因此自幼飽經磨難，過早地品嘗到了生活的艱辛，這使施琅對兵匪之禍有著切膚之痛，因而對鄭成功縱兵搶掠的行為多次正言相告。施德馨在《襄壯公傳》中敘述道：“會鄭成功以糧匱，議剽掠粵中，公正言以阻。”《八旗通志·施琅傳》也寫道：“今以糧匱，議剽掠廣東，琅正言阻之，拂其意。”這裡所說的是施琅反對剽掠廣東。又據《福建通志·施琅傳》記載，施琅同樣反對鄭軍“掠粵之惠、潮以佐餉。”
然而，施琅對家鄉百姓的體恤之情是從小到大都錦衣玉食的鄭成功無法體察的。鄭家多年從事海上貿易和掠奪所獲得的巨額財富，確保了鄭成功優裕的物質生活，對於亂世中民生之艱無從感同身受。作為一軍統帥，他並非不懂軍心民心向背之重要，也不可能對民間疾苦充耳不聞，但國難當頭，他的思想和視線顯然超越了這一層面，滿心皆是君君臣臣的聖賢之道，是天下大事，是抗清大業，是軍隊的生存與發展——為匡復明室、還我河山，我鄭氏一門尚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區區百姓做出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軍中大將多來自閩粵，你施琅只知一味阻止奪糧，倒是贏得軍心，而陷我於不義。但是糧餉何來，你又一籌莫展，這不是拆台又是什麼！
鄭成功心懷不滿而又無從發作，只能隱忍於心。這位同樣剛愎自用的統帥在等待時機。潮州一役終於讓他抓住了施琅的把柄，不滿、怨恨公開爆發。《先王實錄》記載了這一事端：
潮州當時比較富庶，是著名的產糧區。1650年6月，鄭成功決定出兵圍攻潮州的郝尚久。此時，郝尚久雖打著南明的旗號，卻暗中與清軍相勾結，並在鄭成功攻打新墟寨時出兵援敵，因此鄭成功決定奪取潮州，一則補充軍餉，二則拔出這根肉中之刺。鄭成功謂諸將曰：“尚久不清不明，拂順助逆，徑出兵相加，我欲圖之，計將安出？”後勁鎮陳斌是潮州人，對潮州的地形十分熟悉。他向鄭成功獻計說：“潮邑東面環溪，只一浮橋通漳大路，惟西南北平地，可施攻擊。必須斷其浮橋，以絕援兵，然後移札西南圍攻。內乏糧草，外無救兵，不降何待？”鄭成功聽從了陳斌的建議，統率部隊先駐紮在城東的葫蘆山。郝尚久率兵出城挑戰，鄭成功先令一支部隊埋伏在山下。當雙方交戰之時，伏兵突然從左右一起殺出，郝部大敗，被殺得屍橫遍野。鄭成功隨即令施琅率兵切斷潮邑東面環溪的浮橋，以絕郝尚久通往漳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