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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拿起電話回答說：“好吧，我們將討論你們的建議。你們認真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再考慮一下可能出現的具體問題，傍晚作出最後報告。”
我和副司令員弗羅洛夫以及集團軍司令員謝爾巴科夫在第14集團軍指揮所再次研究了形勢。一切表明，繼續軍事行動是徒勞無益的。會後，我乘飛機到了摩爾曼斯克。
我很高興能這樣快就回到摩爾曼斯克，因為我可以在這裡給史達林打電話了。他在電話中說：“我們同意卡累利阿方面軍的決心。不要再向挪威國土的腹地前進了！在接到如何使用方面軍兵力的指示以前，你們要可靠地掩護現有地區的主要方向，並且要建立強大的預備隊，你自己到大本營來。”
佩特薩莫——基爾克內斯戰役就這樣結束了，它為北極地區奠定了和平。為了慶祝極圈內地區軍人們的勝利，莫斯科放了三次禮花：第一次是在10月15日慶祝解放佩琴加；第二次是在10月25日慶祝我軍越過挪威國界，繼爾攻占基爾克內斯；第三次是在11月1 日慶祝卡累利阿方面軍徹底肅清佩琴加地區的法西斯德寇。為了紀念1941—1944年北極地區的英勇保衛戰和取得的勝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了“保衛蘇聯極圈內地區紀念章”。在銅質紀念章上標有一名身穿短皮襖、頭戴遮耳冬帽、手持衝鋒鎗的蘇軍戰士。戰士身後畫有軍艦、飛機和坦克。這枚紀念章至今仍使人回憶起我軍戰士艱苦而光榮的業績。1944年12月6 日的《真理報》寫道：“保衛北極地區的英勇事績，將作為最光輝、最值得紀念的一頁載入史冊。1941年秋，在那裡敵人被阻止住了。在有的地方，敵人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未能跨過我國的國界……”
挪威人民高度評價紅軍為解放他們的國家所做出的貢獻。挪威國王哈康七世在1944年10月26日的廣播演說中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有許多證據說明，蘇維埃俄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國是友好、同情的。我們一直激情滿懷地注視著蘇聯為反對我們共同敵人而進行的英勇、勝利的鬥爭。每個挪威人的義務是，給我們的盟友以最大的支援。”我接到的挪威司法部長Д·沃爾德拍的電報說：“我作為挪威政府的成員願意向您，方面軍司令員、元帥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飛返大本營時，我就猜測到，我生活中的下一個重大階段將是在滿洲作戰。10月31日，M ·и·加里寧根據蘇聯最高蘇埃主席團的指令授予我蘇聯元帥的星徽。挪威政府對蘇聯軍人——解放者的戰鬥功績也給予了應得的評價，給他們許多人頒發了該國的勳章和獎章。我也享有了崇高榮譽，榮獲了聖奧拉夫勳章。11月，卡累利阿方面軍野戰指揮機關已轉移到雅羅斯拉夫爾。又過了一些時候，舉行了三國雅爾達會議，這時我已得到通知，作好到遠東去的準備。1945年2 月11日簽訂的三大國協議規定，在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以後的兩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
出擊關東軍
我們向哪兒走？濱海地區某人。現地勘察。閱兵式和勞動。戰備的重擔。尼古拉耶夫、赫列諾夫、克魯季科夫……。敵情概述。坦克兵如此行動。
我們之所以發動遠東戰役是因為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堅信我們履行盟國義務的時刻到了：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滿洲（東北三省，下同）和朝鮮，幫助中朝兩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奴役的解放鬥爭，以至最後保障遠東蘇聯人民的安定生活，並收復被日本奪去的我國領土南薩哈林島（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
早在歐戰結束以前，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就已開始向遠東調兵，並抓緊作好當前戰備工作，這些措施都迅速而有力地實現了，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難。第一，軍隊調動的距離遠達九千至一萬一千公里；第二，需要嚴格遵守各種防範措施，對大批人員和技術裝備的調運進行偽裝；第三，該地區鐵路網稀疏，通行能力又低；第四，時間非常緊迫。然而，僅從1945年5 月到7 月間，就從西部向遠東和外貝加爾兩地運來十三萬六千節車皮的人員和物資。截至對日開戰前，連同原駐遠東兵力在內，蘇軍共集中兵員一百七十四萬七千四百六十五人，火炮和迫擊炮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五門，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二百五十輛，作戰飛機五千一面七十一架。這種軍運。要求那些籌劃上述措施並保證其實現的人員和組織有極其高明的調遣藝術。兵力集結得如此之多，致使最初展開於濱海地區的一個軍隊集群，後來竟改編為一個方面軍。駐紮此地各兵團所面臨的特殊任務也要求這樣做。
3 月28日，可算為我直接開始“為東方”工作的第一天。那天我乘坐“道格拉斯”飛機從莫斯科飛抵雅羅斯拉夫爾，原卡累利阿方面軍野戰指揮部所在地。在雅羅斯拉夫爾，兩天內我同參謀長A ·H ·克魯季科夫、我的後勤副手и·K ·尼古拉耶夫和各兵種司令員一起緊張地擬定方面軍指揮部的轉移計劃。3 月31日，從莫斯科開來了專列。上車畢，火車開動了。這種時候，像平時常見的那樣，在軍官中對我們向何處去盛傳著各種說法。我的副官每隔兩小時向我報告車裡其說不一的推測：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德國。但誰也沒有提到過遠東。直到4 月1 日我們的軍列沿高爾基鐵路線開出莫斯科，經由基洛夫市，隨後轉向西伯利亞時，所有的猜想才自生自滅了。看來，每個人都明白了我們要往哪裡去。可是我卻沒宣布明確的目的地。自然，誰都不敢問我一聲。途中，我溫習了自己學過的有關遠東戰區的知識，回憶當年在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時的戎馬生涯，還瀏覽了從莫斯科帶來的介紹濱海地區、滿洲和朝鮮各族人民的歷史、地理和風俗等方面的書。
我和副司令員弗羅洛夫以及集團軍司令員謝爾巴科夫在第14集團軍指揮所再次研究了形勢。一切表明，繼續軍事行動是徒勞無益的。會後，我乘飛機到了摩爾曼斯克。
我很高興能這樣快就回到摩爾曼斯克，因為我可以在這裡給史達林打電話了。他在電話中說：“我們同意卡累利阿方面軍的決心。不要再向挪威國土的腹地前進了！在接到如何使用方面軍兵力的指示以前，你們要可靠地掩護現有地區的主要方向，並且要建立強大的預備隊，你自己到大本營來。”
佩特薩莫——基爾克內斯戰役就這樣結束了，它為北極地區奠定了和平。為了慶祝極圈內地區軍人們的勝利，莫斯科放了三次禮花：第一次是在10月15日慶祝解放佩琴加；第二次是在10月25日慶祝我軍越過挪威國界，繼爾攻占基爾克內斯；第三次是在11月1 日慶祝卡累利阿方面軍徹底肅清佩琴加地區的法西斯德寇。為了紀念1941—1944年北極地區的英勇保衛戰和取得的勝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了“保衛蘇聯極圈內地區紀念章”。在銅質紀念章上標有一名身穿短皮襖、頭戴遮耳冬帽、手持衝鋒鎗的蘇軍戰士。戰士身後畫有軍艦、飛機和坦克。這枚紀念章至今仍使人回憶起我軍戰士艱苦而光榮的業績。1944年12月6 日的《真理報》寫道：“保衛北極地區的英勇事績，將作為最光輝、最值得紀念的一頁載入史冊。1941年秋，在那裡敵人被阻止住了。在有的地方，敵人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未能跨過我國的國界……”
挪威人民高度評價紅軍為解放他們的國家所做出的貢獻。挪威國王哈康七世在1944年10月26日的廣播演說中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有許多證據說明，蘇維埃俄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國是友好、同情的。我們一直激情滿懷地注視著蘇聯為反對我們共同敵人而進行的英勇、勝利的鬥爭。每個挪威人的義務是，給我們的盟友以最大的支援。”我接到的挪威司法部長Д·沃爾德拍的電報說：“我作為挪威政府的成員願意向您，方面軍司令員、元帥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在飛返大本營時，我就猜測到，我生活中的下一個重大階段將是在滿洲作戰。10月31日，M ·и·加里寧根據蘇聯最高蘇埃主席團的指令授予我蘇聯元帥的星徽。挪威政府對蘇聯軍人——解放者的戰鬥功績也給予了應得的評價，給他們許多人頒發了該國的勳章和獎章。我也享有了崇高榮譽，榮獲了聖奧拉夫勳章。11月，卡累利阿方面軍野戰指揮機關已轉移到雅羅斯拉夫爾。又過了一些時候，舉行了三國雅爾達會議，這時我已得到通知，作好到遠東去的準備。1945年2 月11日簽訂的三大國協議規定，在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以後的兩三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對日作戰。
出擊關東軍
我們向哪兒走？濱海地區某人。現地勘察。閱兵式和勞動。戰備的重擔。尼古拉耶夫、赫列諾夫、克魯季科夫……。敵情概述。坦克兵如此行動。
我們之所以發動遠東戰役是因為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堅信我們履行盟國義務的時刻到了：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滿洲（東北三省，下同）和朝鮮，幫助中朝兩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奴役的解放鬥爭，以至最後保障遠東蘇聯人民的安定生活，並收復被日本奪去的我國領土南薩哈林島（南庫頁島）和千島群島。
早在歐戰結束以前，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部就已開始向遠東調兵，並抓緊作好當前戰備工作，這些措施都迅速而有力地實現了，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難。第一，軍隊調動的距離遠達九千至一萬一千公里；第二，需要嚴格遵守各種防範措施，對大批人員和技術裝備的調運進行偽裝；第三，該地區鐵路網稀疏，通行能力又低；第四，時間非常緊迫。然而，僅從1945年5 月到7 月間，就從西部向遠東和外貝加爾兩地運來十三萬六千節車皮的人員和物資。截至對日開戰前，連同原駐遠東兵力在內，蘇軍共集中兵員一百七十四萬七千四百六十五人，火炮和迫擊炮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五門，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二百五十輛，作戰飛機五千一面七十一架。這種軍運。要求那些籌劃上述措施並保證其實現的人員和組織有極其高明的調遣藝術。兵力集結得如此之多，致使最初展開於濱海地區的一個軍隊集群，後來竟改編為一個方面軍。駐紮此地各兵團所面臨的特殊任務也要求這樣做。
3 月28日，可算為我直接開始“為東方”工作的第一天。那天我乘坐“道格拉斯”飛機從莫斯科飛抵雅羅斯拉夫爾，原卡累利阿方面軍野戰指揮部所在地。在雅羅斯拉夫爾，兩天內我同參謀長A ·H ·克魯季科夫、我的後勤副手и·K ·尼古拉耶夫和各兵種司令員一起緊張地擬定方面軍指揮部的轉移計劃。3 月31日，從莫斯科開來了專列。上車畢，火車開動了。這種時候，像平時常見的那樣，在軍官中對我們向何處去盛傳著各種說法。我的副官每隔兩小時向我報告車裡其說不一的推測：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德國。但誰也沒有提到過遠東。直到4 月1 日我們的軍列沿高爾基鐵路線開出莫斯科，經由基洛夫市，隨後轉向西伯利亞時，所有的猜想才自生自滅了。看來，每個人都明白了我們要往哪裡去。可是我卻沒宣布明確的目的地。自然，誰都不敢問我一聲。途中，我溫習了自己學過的有關遠東戰區的知識，回憶當年在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時的戎馬生涯，還瀏覽了從莫斯科帶來的介紹濱海地區、滿洲和朝鮮各族人民的歷史、地理和風俗等方面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