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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為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准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裡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裡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麼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麼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７〕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裡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裡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Ｇｏｒｋｙ），盧那卡爾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綏拉斐摩維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萊（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於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羅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採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採用了，〔１０〕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１１〕，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准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准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准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裡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十一月二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英文刊物《現代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參看本書《附記》。
〔２〕東晉葛洪《神仙傳》卷四載：西漢淮南王劉安吃了仙藥成仙，「臨去時，余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全後漢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藥後與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個左翼青年作家指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們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參看《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
〔４〕「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語出《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５〕「民族文學」即「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御用文學。發起人為潘公展、范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下文所說對拔都西侵的讚美，見《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黃震遐所作的詩劇《黃人之血》。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學生奮起抗議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願，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遭到軍警的逮捕和屠殺，有的學生被刺傷後又被扔進河裡。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７〕這裡所引「第三種人」的一些論調，見蘇汶發表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種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參看《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
〔８〕關於藝華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書店被搗毀的事，參看《准風月談·後記》。
〔９〕關於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禁書籍一百四十九種，參看《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被禁的作者和書籍中有：蘇聯高爾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爾基文集》、《我的童年》等，盧那卡爾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藝與批評》、《浮士德與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樹園》，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鐵流》，美國辛克萊（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場》、《石炭王》等，比利時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兒之死》等，俄國梭羅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飢餓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譯斯特林堡）的《結婚集》等。
〔１０〕關於官員和出版家開會的事，參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書籍雜誌檢查處指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設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蘇聯文藝評論家、窩芳搖Ｖ*作有《藝術社會學》、《二十世紀歐洲文學》等。 編輯先生：
今天看《戲》周刊第十四期，《獨白》〔２〕上「抱憾」於不得我的回信，但記得這信已於前天送出了，還是病中寫的，自以為巴結得很，現在特地聲明，算是討好之意。
在這周刊上，看了幾個阿Ｑ像〔３〕，我覺得都太特別，有點古里古怪。我的意見，以為阿Ｑ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從洋車夫和小車夫裡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來的，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這是一種黑色的，半圓形的東西，將那帽邊翻起一寸多，戴在頭上的；上海的鄉下，恐怕也還有人戴。
報上說要圖畫，我這裡有十張，是陳鐵耕君〔４〕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請寄回。他是廣東人，所用的背景有許多大約是廣東。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這四幅，比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遠於事實，那時那裡有摩托車給阿Ｑ坐呢？該是大車，有些地方叫板車，是一種馬拉的四輪的車，平時是載貨物的。但紹興也並沒有這種車，我用的是那時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紹興，其實並未見過這樣的盛典。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為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准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裡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裡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麼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麼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７〕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裡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裡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Ｇｏｒｋｙ），盧那卡爾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綏拉斐摩維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萊（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於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羅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採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採用了，〔１０〕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１１〕，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准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准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准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裡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十一月二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英文刊物《現代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參看本書《附記》。
〔２〕東晉葛洪《神仙傳》卷四載：西漢淮南王劉安吃了仙藥成仙，「臨去時，余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全後漢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藥後與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個左翼青年作家指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們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參看《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
〔４〕「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語出《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５〕「民族文學」即「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御用文學。發起人為潘公展、范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下文所說對拔都西侵的讚美，見《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黃震遐所作的詩劇《黃人之血》。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學生奮起抗議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願，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遭到軍警的逮捕和屠殺，有的學生被刺傷後又被扔進河裡。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７〕這裡所引「第三種人」的一些論調，見蘇汶發表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種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參看《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
〔８〕關於藝華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書店被搗毀的事，參看《准風月談·後記》。
〔９〕關於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禁書籍一百四十九種，參看《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被禁的作者和書籍中有：蘇聯高爾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爾基文集》、《我的童年》等，盧那卡爾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藝與批評》、《浮士德與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樹園》，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鐵流》，美國辛克萊（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場》、《石炭王》等，比利時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兒之死》等，俄國梭羅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飢餓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譯斯特林堡）的《結婚集》等。
〔１０〕關於官員和出版家開會的事，參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書籍雜誌檢查處指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設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蘇聯文藝評論家、窩芳搖Ｖ*作有《藝術社會學》、《二十世紀歐洲文學》等。 編輯先生：
今天看《戲》周刊第十四期，《獨白》〔２〕上「抱憾」於不得我的回信，但記得這信已於前天送出了，還是病中寫的，自以為巴結得很，現在特地聲明，算是討好之意。
在這周刊上，看了幾個阿Ｑ像〔３〕，我覺得都太特別，有點古里古怪。我的意見，以為阿Ｑ該是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從洋車夫和小車夫裡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來的，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這是一種黑色的，半圓形的東西，將那帽邊翻起一寸多，戴在頭上的；上海的鄉下，恐怕也還有人戴。
報上說要圖畫，我這裡有十張，是陳鐵耕君〔４〕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請寄回。他是廣東人，所用的背景有許多大約是廣東。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這四幅，比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遠於事實，那時那裡有摩托車給阿Ｑ坐呢？該是大車，有些地方叫板車，是一種馬拉的四輪的車，平時是載貨物的。但紹興也並沒有這種車，我用的是那時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紹興，其實並未見過這樣的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