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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邊牆壁都爬塌（平聲），連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擔餛飩擔。」
看客的取捨，是沒法強制的，他若不要看，連拖也無益。即如有幾種刊物，有錢有勢，本可以風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連投稿也寥寥，總要隔兩月才出一本。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５〕，非諷刺的好文藝，好像也將是後世紀的青年的出產了。
六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
〔２〕派隊剪除長衣的事，指當時四川軍閥楊森的所謂「短衣運動」。《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齋」欄曾轉載「楊森治下營山縣長羅象翥禁穿長衫令」，其中說：「查自本軍接防以來，業經軍長通令戍區民眾，齊著短服在案。……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於城廂內外梭巡，遇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參看本書《「滑稽」例解》。〔３〕整頓茶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報》「星期談屑」刊載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館》一文，其中說對群眾聚集的茶館「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動當局把茶館變為對群眾「輸以教育」的場所，並提出「改良茶館的設備」、「規定坐茶館的時間」、「加以民眾教育的設備」等辦法。
〔４〕《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明代公案小說，寫宋代清官包拯斷案的故事。
〔５〕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報·火炬》登載法魯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擊魯迅等寫的雜文說：「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 葦索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沉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這事真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只要沒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為反正總只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再沉悶，看不出新的啟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２〕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於是得了新的啟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３〕，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真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勁，而新的幾個之歸於淡漠，則只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真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為國」〔５〕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現在呢，恐怕是入於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眾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是錯的，《禮》曰：「禮不下庶人」〔７〕；捨不得物質上的什麼東西也是錯的，孔子不云乎：「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８〕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９〕，靜靜的等著別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１０〕，禮也。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
〔２〕鄧文當時東北軍馬占山部的騎兵師長，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張家口被暗殺。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報紙曾載「京各界昨日追悼鄧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三部關於禮的書，指《周禮》、《儀禮》、《禮記》。《儀禮》有英國斯蒂爾（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譯本，一九一七年倫敦出版。〔４〕「新鬼大，故鬼小」見《左傳》文公二年：春秋時魯閔公死後，由他的異母兄僖公繼立；僖公死，他的兒子文公繼立，依照世序，在宗廟裡的位次，應該是閔先僖後；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廟時，將他的父親僖公置於閔公之前，說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說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時年紀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閔公是弟弟，死時年紀又小，所以要「先大後小」。
〔５〕「禮讓為國」語出《論語·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６〕以黃老治天下指以導源於道家而大成於法家的刑名法術治理國家。黃老，指道家奉為宗祖的黃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思想治理國家。〔７〕「禮不下庶人」語見《禮記·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語見《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據宋代朱熹註：餼羊，即活羊。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廟聽政，叫做告朔。子貢（端木賜）因見當時魯國的國君已廢去告朔之禮，想把為行禮而準備的羊也一併去掉；但孔丘以為有羊還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點禮的虛文，所以這樣說。
〔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丘的話，語見《論語·顏淵》。
〔１０〕「多行不義，必自斃」語見《左傳》隱公元年，原語為春秋時鄭莊公說他弟弟共叔段的話。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裡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１〕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里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裡，出了一種《十日談》〔２〕，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GG：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里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３〕的孫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只剩下一擔餛飩擔。」
看客的取捨，是沒法強制的，他若不要看，連拖也無益。即如有幾種刊物，有錢有勢，本可以風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連投稿也寥寥，總要隔兩月才出一本。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５〕，非諷刺的好文藝，好像也將是後世紀的青年的出產了。
六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
〔２〕派隊剪除長衣的事，指當時四川軍閥楊森的所謂「短衣運動」。《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齋」欄曾轉載「楊森治下營山縣長羅象翥禁穿長衫令」，其中說：「查自本軍接防以來，業經軍長通令戍區民眾，齊著短服在案。……著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於城廂內外梭巡，遇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參看本書《「滑稽」例解》。〔３〕整頓茶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報》「星期談屑」刊載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館》一文，其中說對群眾聚集的茶館「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動當局把茶館變為對群眾「輸以教育」的場所，並提出「改良茶館的設備」、「規定坐茶館的時間」、「加以民眾教育的設備」等辦法。
〔４〕《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明代公案小說，寫宋代清官包拯斷案的故事。
〔５〕諷刺已是前世紀的老人的夢囈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報·火炬》登載法魯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擊魯迅等寫的雜文說：「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 葦索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沉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這事真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只要沒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為反正總只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再沉悶，看不出新的啟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２〕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於是得了新的啟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３〕，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真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４〕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勁，而新的幾個之歸於淡漠，則只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真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為國」〔５〕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６〕。現在呢，恐怕是入於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眾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是錯的，《禮》曰：「禮不下庶人」〔７〕；捨不得物質上的什麼東西也是錯的，孔子不云乎：「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８〕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９〕，靜靜的等著別人的「多行不義，必自斃」〔１０〕，禮也。九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
〔２〕鄧文當時東北軍馬占山部的騎兵師長，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張家口被暗殺。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報紙曾載「京各界昨日追悼鄧文」的消息。京，指南京。
〔３〕三部關於禮的書，指《周禮》、《儀禮》、《禮記》。《儀禮》有英國斯蒂爾（Ｊ．Ｓｔｅｅｌ）的英譯本，一九一七年倫敦出版。〔４〕「新鬼大，故鬼小」見《左傳》文公二年：春秋時魯閔公死後，由他的異母兄僖公繼立；僖公死，他的兒子文公繼立，依照世序，在宗廟裡的位次，應該是閔先僖後；但文公二年八月祭太廟時，將他的父親僖公置於閔公之前，說是「新鬼大，故鬼小」。意思是說死去不久的僖公是哥哥，死時年紀又大；而死了多年的閔公是弟弟，死時年紀又小，所以要「先大後小」。
〔５〕「禮讓為國」語出《論語·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６〕以黃老治天下指以導源於道家而大成於法家的刑名法術治理國家。黃老，指道家奉為宗祖的黃帝和老聃。以孝治天下，指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思想治理國家。〔７〕「禮不下庶人」語見《禮記·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８〕「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語見《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據宋代朱熹註：餼羊，即活羊。諸侯每月朔日（初一）告廟聽政，叫做告朔。子貢（端木賜）因見當時魯國的國君已廢去告朔之禮，想把為行禮而準備的羊也一併去掉；但孔丘以為有羊還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一點禮的虛文，所以這樣說。
〔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丘的話，語見《論語·顏淵》。
〔１０〕「多行不義，必自斃」語見《左傳》隱公元年，原語為春秋時鄭莊公說他弟弟共叔段的話。 這六十多篇雜文，是受了壓迫之後，從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查老爺的眼睛，陸續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靈感」的「文學家」吹噓，有無法隱瞞之勢，雖然他們的根據嗅覺的判斷，有時也並不和事實相符。但不善於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閃不到那裡去，於是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１〕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里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裡，出了一種《十日談》〔２〕，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GG：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里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３〕的孫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閒，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４〕（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如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面」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闆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