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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淨壇將軍即小說《西遊記》中的豬八戒（原作淨壇使者），關於他化為鯽魚（原作鯰魚）在女妖們的大腿間鑽來鑽去的故事，見該書第七十二回。 ——兼示豐之餘先生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匆匆一晤，我因為要到民九社書鋪去買一本看中意了的書，所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於因價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與你多談一刻的機會，甚悵悵。
關於「《莊子》與《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麼話。本來我當時填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並不含有如豐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並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只要看這兩部書，也並不是說我只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藉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麼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萬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
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後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青年了嗎？
敢問。」這一問真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度很真摯，我將有一封覆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於豐之餘先生我也不願再冒犯他，不過對於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里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一）豐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舊思想，那麼像我這種「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於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內容如何罷了。
（二）豐先生說不懂我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與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有何分界，這其實是明明有著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見供獻給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後者卻是代表了整個階級（註：做官的階級也），幾乎是強迫青年全體去填詞了。（除非這青年不想做官。）
（三）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從《莊子》與《文選》中來的，這確然是滑稽的，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的文章里舉出魯迅先生來作例，其意只想請不反對青年從古書求得一點文學修養的魯迅先生來幫幫忙。魯迅先生雖然一向是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的，但這是他以為從外國書中可以訓練出思想新銳的青年來；至於像我那樣給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著想，則魯迅先生就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舉兩個證據來罷：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見北新版《華蓋集》第四頁。）這可見魯迅先生也承認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了。而這所謂中國書，從上文看來，似乎並不是指的白話文書。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見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頁。）
現在，我想我應該在這裡「帶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給《大晚報》副刊的編者，為了尊重豐之餘先生的好意，我曾請求允許我換兩部書介紹給青年。除了我還寫一封信給曹聚仁先生之外，對於這「《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我沒有要說的話了。我曾經在《自由談》的壁上，看過幾次的文字爭，覺得每次總是愈爭愈鬧意氣，而離本題愈遠，甚至到後來有些參加者的動機都是可以懷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麼話了。昨晚套了一個現成偈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無是非觀庶幾免是非倘有人能寫篆字者乎？頗想一求法揮，張之素壁。施蟄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少看中國書」二句見《華蓋集·青年必讀書》。〔３〕《易經》又名《周易》，儒家經典，古代記載占卜的書。其中卦辭、爻辭部分，可能萌芽於殷周之際。《書經》，又名《尚書》，儒家經典，我國上古歷史文件的彙編。 孺牛
關於張獻忠〔２〕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為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３〕，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５〕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齧雪苦節的蘇武〔６〕，捨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９〕，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１０〕；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為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為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麼？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麼會總是束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１２〕來射死他，這才作為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１３〕。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麼想。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報·自由談》。〔２〕張獻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崇禎三年（１６３０）起義，轉戰河南、陝西等地。崇禎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順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鹽亭界為清兵所害。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３〕《無雙譜》清代金古良編繪，內收從漢到宋四十個名人的畫像，並各附一詩。
〔４〕嘉勒爾（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通譯卡萊爾，英國著作家及歷史學家。著有《法國革命史》、《過去與現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講演稿，出版於一八四一年。
〔５〕亞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通譯愛默生，美國著作家。著有《論文集》、《英國人的性格》等。《偉人論》（一譯《代表人物》）是他於一八四七年訪問英國時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講演稿，後經整理於一八五○年出版。
〔６〕蘇武（？—前６０）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屬陝西西安市）人。漢武帝天漢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將出使匈奴，被單于扣留，幽禁在一個大窖中，斷絕飲食。他齧雪吞氈，得以不死。後又被送到北海（今蘇聯貝加爾湖）無人處去牧羊，他仍堅苦卓絕，始終不屈。直到漢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與漢和好，才被遣回朝。〔７〕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唐代高僧，翻譯家、旅行家。本姓陳，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隋末出家。他鑑於初期輸入的佛典不夠精確完全，佛教內部對教義闡發不一，立志親赴佛教發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於貞觀三年（６２９，一說貞觀元年）自長安西行，取道甘肅、新疆，過沙漠，越蔥嶺，經阿富汗，歷盡艱險到達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從戒賢法師鑽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島的東部和西部，後於貞觀十九年返抵長安。他帶回經卷六五七部，與其弟子們共譯七十五部，計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歷諸國風土，由僧人辯機編錄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
〔８〕孔明（１８１—２３４）姓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蜀漢丞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句，是他在建興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後主劉禪奏章中的話。這篇奏章世稱為《後出師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未載，見於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晉代習鑿齒的《漢晉春秋》，據說出於三國時吳國張儼的《默記》。〔９〕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東平陵（今山東歷城）人。西漢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馬逐漸做到「攝皇帝」，實際掌握了當時的政權。公元八年，他廢孺子嬰，自立為帝，國號新。即位後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國土地為國有，稱為「王田」，不得買賣；一家男口不滿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畝）以上的，將余田分給同族或鄉里；奴婢稱為「私屬」，禁止買賣等等。但後來一切新政又都先後廢止，王莽本人則在對農民起義軍作戰失敗後被殺。
〔１０〕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在宋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任宰相，實行改革，推行均輸、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等新法。後來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和攻擊而失敗。〔１１〕《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四卷。內容系記述張獻忠在四川時的事跡，特別誇張了他殺人的事。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中說，該書系根據幼年所聞張獻忠遺事及雜采他人記載而成。〔１２〕肅王即豪格（１６０９—１６４８），清太宗長子，封和碩肅親王。順治三年（１６４６）率清兵進攻陝西、四川，鎮壓張獻忠部起義軍。〔１３〕「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這是《蜀碧》卷三所載關於張獻忠之死的預言詩：「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回瀾塔，萬曆中布政使餘一龍所建，……（獻忠）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台，穿穴取磚，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餘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乃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按張獻忠之死，據《明史·張獻忠傳》載：「順治三年，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會我大清兵至漢中，……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但清代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卷七十七則說張獻忠是「以病死於蜀中」，與清代官修的《明史》所記各異。
烈文兄：
那天電車上匆匆一晤，我因為要到民九社書鋪去買一本看中意了的書，所以在王家沙下車了。但那本書終於因價錢不合，沒有買到，徒然失去了一個與你多談一刻的機會，甚悵悵。
關於「《莊子》與《文選》」問題，我決不再想說什麼話。本來我當時填寫《大晚報》編輯部寄來的那張表格的時候，並不含有如豐先生的意見所看出來的那樣嚴肅。我並不說每一個青年必須看這兩部書，也不是說每一個青年只要看這兩部書，也並不是說我只有這兩部書想推薦。大概報紙副刊的編輯，想藉此添一點新花樣，而填寫者也大都是偶然覺得有什麼書不妨看看，就隨手寫下了。早知這一寫竟會闖出這樣大的文字糾紛來，即使《大晚報》副刊編者崔萬秋先生給我磕頭我也不肯寫的。
今天看見《濤聲》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給我的信，最後一句是：「沒有比這兩部書更有利於青年了嗎？
敢問。」這一問真問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態度很真摯，我將有一封覆信給他，也許他會得刊在《濤聲》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對於豐之餘先生我也不願再冒犯他，不過對於他在《感舊》（上）那一篇文章里三點另外的話覺得還有一點意見——
（一）豐先生說：「有些新青年可以有舊思想，有些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舊思想，那麼像我這種「遺少之群中的一肢一節」之有舊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論的了。至於舊形式也可以藏新內容，則似乎寫《莊子》那樣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內容如何罷了。
（二）豐先生說不懂我勸青年看《莊子》與《文選》與做了考官以詞取士有何分界，這其實是明明有著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見供獻給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後者卻是代表了整個階級（註：做官的階級也），幾乎是強迫青年全體去填詞了。（除非這青年不想做官。）
（三）說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從《莊子》與《文選》中來的，這確然是滑稽的，我記得我沒有說過那樣的話。我的文章里舉出魯迅先生來作例，其意只想請不反對青年從古書求得一點文學修養的魯迅先生來幫幫忙。魯迅先生雖然一向是勸青年多讀外國書的，但這是他以為從外國書中可以訓練出思想新銳的青年來；至於像我那樣給青年從做文章（或說文學修養）上著想，則魯迅先生就沒有反對青年讀古書過。舉兩個證據來罷：一，「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見北新版《華蓋集》第四頁。）這可見魯迅先生也承認要能作文，該多看中國書了。而這所謂中國書，從上文看來，似乎並不是指的白話文書。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麼書？……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見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頁。）
現在，我想我應該在這裡「帶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給《大晚報》副刊的編者，為了尊重豐之餘先生的好意，我曾請求允許我換兩部書介紹給青年。除了我還寫一封信給曹聚仁先生之外，對於這「《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我沒有要說的話了。我曾經在《自由談》的壁上，看過幾次的文字爭，覺得每次總是愈爭愈鬧意氣，而離本題愈遠，甚至到後來有些參加者的動機都是可以懷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捲入漩渦，所以我不再說什麼話了。昨晚套了一個現成偈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無是非觀庶幾免是非倘有人能寫篆字者乎？頗想一求法揮，張之素壁。施蟄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２〕「少看中國書」二句見《華蓋集·青年必讀書》。〔３〕《易經》又名《周易》，儒家經典，古代記載占卜的書。其中卦辭、爻辭部分，可能萌芽於殷周之際。《書經》，又名《尚書》，儒家經典，我國上古歷史文件的彙編。 孺牛
關於張獻忠〔２〕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是大家都很以他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為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３〕，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懋生〔５〕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齧雪苦節的蘇武〔６〕，捨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９〕，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１０〕；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頗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為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為心腹的人到兵們中間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不很愛惜的麼？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麼會總是束手伸頸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１２〕來射死他，這才作為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１３〕。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麼想。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報·自由談》。〔２〕張獻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崇禎三年（１６３０）起義，轉戰河南、陝西等地。崇禎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順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鹽亭界為清兵所害。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３〕《無雙譜》清代金古良編繪，內收從漢到宋四十個名人的畫像，並各附一詩。
〔４〕嘉勒爾（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通譯卡萊爾，英國著作家及歷史學家。著有《法國革命史》、《過去與現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講演稿，出版於一八四一年。
〔５〕亞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通譯愛默生，美國著作家。著有《論文集》、《英國人的性格》等。《偉人論》（一譯《代表人物》）是他於一八四七年訪問英國時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講演稿，後經整理於一八五○年出版。
〔６〕蘇武（？—前６０）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屬陝西西安市）人。漢武帝天漢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將出使匈奴，被單于扣留，幽禁在一個大窖中，斷絕飲食。他齧雪吞氈，得以不死。後又被送到北海（今蘇聯貝加爾湖）無人處去牧羊，他仍堅苦卓絕，始終不屈。直到漢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與漢和好，才被遣回朝。〔７〕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唐代高僧，翻譯家、旅行家。本姓陳，洛州緱氏（今河南偃師緱氏鎮）人。隋末出家。他鑑於初期輸入的佛典不夠精確完全，佛教內部對教義闡發不一，立志親赴佛教發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於貞觀三年（６２９，一說貞觀元年）自長安西行，取道甘肅、新疆，過沙漠，越蔥嶺，經阿富汗，歷盡艱險到達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從戒賢法師鑽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島的東部和西部，後於貞觀十九年返抵長安。他帶回經卷六五七部，與其弟子們共譯七十五部，計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歷諸國風土，由僧人辯機編錄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
〔８〕孔明（１８１—２３４）姓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沂南）人，三國時蜀漢丞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句，是他在建興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後主劉禪奏章中的話。這篇奏章世稱為《後出師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未載，見於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晉代習鑿齒的《漢晉春秋》，據說出於三國時吳國張儼的《默記》。〔９〕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東平陵（今山東歷城）人。西漢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馬逐漸做到「攝皇帝」，實際掌握了當時的政權。公元八年，他廢孺子嬰，自立為帝，國號新。即位後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國土地為國有，稱為「王田」，不得買賣；一家男口不滿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畝）以上的，將余田分給同族或鄉里；奴婢稱為「私屬」，禁止買賣等等。但後來一切新政又都先後廢止，王莽本人則在對農民起義軍作戰失敗後被殺。
〔１０〕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在宋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任宰相，實行改革，推行均輸、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等新法。後來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和攻擊而失敗。〔１１〕《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四卷。內容系記述張獻忠在四川時的事跡，特別誇張了他殺人的事。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中說，該書系根據幼年所聞張獻忠遺事及雜采他人記載而成。〔１２〕肅王即豪格（１６０９—１６４８），清太宗長子，封和碩肅親王。順治三年（１６４６）率清兵進攻陝西、四川，鎮壓張獻忠部起義軍。〔１３〕「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這是《蜀碧》卷三所載關於張獻忠之死的預言詩：「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回瀾塔，萬曆中布政使餘一龍所建，……（獻忠）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台，穿穴取磚，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餘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乃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按張獻忠之死，據《明史·張獻忠傳》載：「順治三年，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眾出川北；……會我大清兵至漢中，……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但清代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卷七十七則說張獻忠是「以病死於蜀中」，與清代官修的《明史》所記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