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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民眾》，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今天因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幾回釘子，幾乎頭破血流，這個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寓所來，上著電燈，拾著筆，喘著氣，無論如何，決計非寫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們南國一個風光佳麗，商業繁盛的小島，就是現在多蒙英洋大人代為管理維持的香港，你從廣州回上海經過此地時，我們幾個可憐的同胞，也還會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賜給你。你過意不去，在《語絲》上致謝不盡。自然我也同樣，要借《語絲》一點空篇幅，來致謝我們在香港的一些可憐的同胞！
我從汕頭來到香港僅有兩個滿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心頭竟感著如失戀一般的酸痛。因為有一天，偶然從街道上買回一份《新中國報》，閱到副刊時，文中竟橫排著許多大字道： 被檢去。 我起初還莫明其妙，以後略為翻閱：才知道文中所論，是有點關礙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女子貞操問題的。我也實在大膽，竟做了一篇《中國近代文藝與戀愛問題》寄到《大光報》的副刊《大覺》去。沒有兩天，該報的記者答覆我一信，說我那篇文被檢查員檢去四頁，無法揭載；並謂： 幾經交涉，總不發還。 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蹂躪我心血的魔頭了。我因向朋友詢問，得知這個檢查工作都是我們同胞（即高等華人）擔任。並且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於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著和你一樣的華蓋運。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彎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后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著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我們不得已，只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 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嚇！那正怕，共產黨多是讀書人呢。 於是他們把我手中拾著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看，問我道： 這是宣言麼？
有什麼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 我這樣回答。然而他們終於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跡也跟著碎裂。我一時氣得捏著拳，很想捶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著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炮，卻只教我呆著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鐘，方始默准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他們說我袋裡帶著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並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著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黨會的領袖，結果只得跟著他們跑了。五六里路程來到大館，只有一個著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對問了一回，這才把我放出去。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對著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著心，給你寫下這封信，並願將這信展布，以告國人。
李白只嘆：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麼？
陳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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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通信 欄，在 行路難 一文之後。〔２〕指董先振，浙江紹興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館裡被誤認為董秋芳而遭逮捕。 學生會刊行的韋烈士三一八死難之一的《韋傑三紀念集》到了，我打開一看，見有梁任公拿「陸放翁送芮司業詩借題韋烈士紀念集」幾行字。旁邊還有「甲寅暮春啟超」六個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國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嗎？還恐不是。翻閱日曆，的確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韋烈士死時，二十三歲（見《紀念集》陳雲豹《韋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現在若無公曆一九二六年同民國十五年來證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們一定要說烈士是死在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那一年了。這樣一算，烈士死時，應是十一歲。
我們還可以說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的那年，同時在段執政手下作教育總長，或司法總長。——這個考證，也只好請研究系首領，研究院教授來作吧。大人先生，學者博士們呵，天干地支是國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鬧笑話，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紀，有公曆一九二幾或民國十幾來紀年，用不著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國十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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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指梁啓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清末維新運動領導人之一。辛亥革命後，他是研究系的首領，當時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
〔３〕指韋傑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廣西蒙山人，清華大學學生，「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之一。 魯迅君何許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個青年。但是這位先生腦海中似乎有點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擊術混在一起。不知魯君可曾見過拳匪？若系見過義和團，斷斷不至弄到這等糊塗。義和團是憑他兩三句鬼話，如盛德壇《靈學雜誌》一樣，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蠱惑；而且他只是無規則之禽獸舞。若言技擊，則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謂規行矩步。魯先生是局外人，難怪難怪。我敢正告魯先生曰：否！不然！義和團乃是與盛德壇《靈學雜誌》同類，與技擊家無涉。義和團是鬼道主義，技擊家乃人道主義。（以上駁第一段）
現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國拳術者，我記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愛國女校演說，他說：「外國的柔軟體操可廢，而拳術必不可廢。」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滿清王公了。當時我亦不以為然。後來我年近中旬，因身體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後，便至手足半廢。有一位醫學博士替我醫了兩三年，他說，「藥石之力已窮，除非去學柔軟體操。」當時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學了兩年，腳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腳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系魯迅先生最憎惡之拳術家，他說我是偏練之故；如用拳術，手足一齊動作，力與氣同用，自然無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為了身體苦痛，只可試試看。不料試了三個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魯先生之所謂拳匪，居然飲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賜，真真不少也。我想一個半廢之人，尚且可以醫得好，可見從那位真真正正外國醫學博士，竟輸於拳匪，奇怪奇怪，（這句非說西醫不佳，因我之學體操而學拳，皆得西醫之一言也；只謂拳術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已。）這就是拳術的效驗。至於「武鬆脫銬」等文字之不雅馴，是因滿清律例，拳師有禁，故此 紳先生怕觸禁網，遂令識字無多之莽夫專有此術；因使至尊無上之技擊術黯然無色；更令東瀛「武士道」竊吾緒餘，以「大和魂」自許耳。且吾見美國新出版有一本書，系中國北拳對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學，不識蟹行字只能看其圖而已。但是此書，系我今年親見；如魯先生要想知道美國拳匪，我准可將此書之西文，求人寫出，請他看看。（駁原文二，三段）
原文謂「外國不會打拳」，更是荒謬。這等滿清王公大臣，可謂真正剛毅之不如。這一句不必多駁，只可將Ｂｏｘｉｎｇ（此數西文，是友人教我的。）這幾字，說與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槍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衝鋒，這就恐非魯先生所知，必須參用拳匪的法術了。我記得陸軍中學尚有槍劍術，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繪的圖形，依舊逃不出技擊術的範圍。魯先生，這又是真真正正外國拳匪了。據我腦海中記憶力，尚記得十年前上海的報館先生，猶天天罵技擊術為拳匪之教練者；今則人人皆知技擊術與義和團立於絕對反對的地位了。魯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請大膽出門，見識見識。我講了半天，似乎頑石也點頭了。魯先生得毋罵我饒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會說客氣話，只有據事直說；公事公言，非開罪也。滿清老例，有「留中不發」之一法；諒貴報素有率直自命，斷不效法滿清也。
粵人陳鐵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內功」非槍炮打不進之謂，毋強作內行語。
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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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通信」欄，在陳鐵生文後。
拳匪，一九○○年（庚子）我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他們採取落後迷信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設立拳會，練習拳棒，因而被稱為「拳民」，當時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則誣稱他們為「拳匪」。
〔２〕陳先生即陳鐵生，名紹枚，字鐵生，廣東新會人，新聞記者。早年參加過南社。當時任上海精武體育會編輯，編有《技擊叢刊》等。
〔３〕《克林德碑》陳獨秀作，發表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文中認為克林德碑雖被拆遷，但並不能消除「保存國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響，並舉出馬良《新武術》的出版作為這種思想影響的例子之一。克林德，德國駐華公使，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於北京西總布胡同口。一九○二年，清朝政府被迫按不平等的辛丑條約規定，在該地建立「克林德碑」。一九一八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販，此碑被拆遷到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改稱「公理戰勝」牌坊。
〔４〕《新武術》即《中華新武術》，當時的濟南鎮守使馬良所著的一本講授武術的書，分拳腳、摔跤、棍術、劍術四科。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七年分別出版過該書的前兩部分；封面標明「教育部審定」。《新武術》序為馬良本人所撰，原題《〈新武術〉發起總說》，其中說：「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浸以釀成殺身之禍。」
〔５〕指王訥，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國會眾議院議員時，曾提出「推廣中華新武術建議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經眾議院表決通過。〔６〕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教育家。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
〔７〕東瀛的「武士道」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所遵守的道德，主要內容為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等。明治維新後，日本統治階級仍宣揚「武士道精神」。
你是知道的了：我們南國一個風光佳麗，商業繁盛的小島，就是現在多蒙英洋大人代為管理維持的香港，你從廣州回上海經過此地時，我們幾個可憐的同胞，也還會向洋大人奏准了些恩賜給你。你過意不去，在《語絲》上致謝不盡。自然我也同樣，要借《語絲》一點空篇幅，來致謝我們在香港的一些可憐的同胞！
我從汕頭來到香港僅有兩個滿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心頭竟感著如失戀一般的酸痛。因為有一天，偶然從街道上買回一份《新中國報》，閱到副刊時，文中竟橫排著許多大字道： 被檢去。 我起初還莫明其妙，以後略為翻閱：才知道文中所論，是有點關礙於社會經濟問題，和女子貞操問題的。我也實在大膽，竟做了一篇《中國近代文藝與戀愛問題》寄到《大光報》的副刊《大覺》去。沒有兩天，該報的記者答覆我一信，說我那篇文被檢查員檢去四頁，無法揭載；並謂： 幾經交涉，總不發還。 我氣得話都說不出來，這真是蹂躪我心血的魔頭了。我因向朋友詢問，得知這個檢查工作都是我們同胞（即高等華人）擔任。並且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於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著和你一樣的華蓋運。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彎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后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著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我們不得已，只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 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嚇！那正怕，共產黨多是讀書人呢。 於是他們把我手中拾著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看，問我道： 這是宣言麼？
有什麼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 我這樣回答。然而他們終於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跡也跟著碎裂。我一時氣得捏著拳，很想捶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著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炮，卻只教我呆著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鐘，方始默准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他們說我袋裡帶著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並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著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黨會的領袖，結果只得跟著他們跑了。五六里路程來到大館，只有一個著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對問了一回，這才把我放出去。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對著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著心，給你寫下這封信，並願將這信展布，以告國人。
李白只嘆：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麼？
陳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E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通信 欄，在 行路難 一文之後。〔２〕指董先振，浙江紹興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館裡被誤認為董秋芳而遭逮捕。 學生會刊行的韋烈士三一八死難之一的《韋傑三紀念集》到了，我打開一看，見有梁任公拿「陸放翁送芮司業詩借題韋烈士紀念集」幾行字。旁邊還有「甲寅暮春啟超」六個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國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嗎？還恐不是。翻閱日曆，的確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韋烈士死時，二十三歲（見《紀念集》陳雲豹《韋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現在若無公曆一九二六年同民國十五年來證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們一定要說烈士是死在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那一年了。這樣一算，烈士死時，應是十一歲。
我們還可以說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的那年，同時在段執政手下作教育總長，或司法總長。——這個考證，也只好請研究系首領，研究院教授來作吧。大人先生，學者博士們呵，天干地支是國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鬧笑話，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紀，有公曆一九二幾或民國十幾來紀年，用不著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國十五年十一月。
EE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三期。
〔２〕指梁啓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清末維新運動領導人之一。辛亥革命後，他是研究系的首領，當時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
〔３〕指韋傑三（１９０３—１９２６），廣西蒙山人，清華大學學生，「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之一。 魯迅君何許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個青年。但是這位先生腦海中似乎有點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擊術混在一起。不知魯君可曾見過拳匪？若系見過義和團，斷斷不至弄到這等糊塗。義和團是憑他兩三句鬼話，如盛德壇《靈學雜誌》一樣，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蠱惑；而且他只是無規則之禽獸舞。若言技擊，則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謂規行矩步。魯先生是局外人，難怪難怪。我敢正告魯先生曰：否！不然！義和團乃是與盛德壇《靈學雜誌》同類，與技擊家無涉。義和團是鬼道主義，技擊家乃人道主義。（以上駁第一段）
現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國拳術者，我記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愛國女校演說，他說：「外國的柔軟體操可廢，而拳術必不可廢。」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滿清王公了。當時我亦不以為然。後來我年近中旬，因身體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後，便至手足半廢。有一位醫學博士替我醫了兩三年，他說，「藥石之力已窮，除非去學柔軟體操。」當時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學了兩年，腳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腳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系魯迅先生最憎惡之拳術家，他說我是偏練之故；如用拳術，手足一齊動作，力與氣同用，自然無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為了身體苦痛，只可試試看。不料試了三個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魯先生之所謂拳匪，居然飲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賜，真真不少也。我想一個半廢之人，尚且可以醫得好，可見從那位真真正正外國醫學博士，竟輸於拳匪，奇怪奇怪，（這句非說西醫不佳，因我之學體操而學拳，皆得西醫之一言也；只謂拳術有回生起死之功而已。）這就是拳術的效驗。至於「武鬆脫銬」等文字之不雅馴，是因滿清律例，拳師有禁，故此 紳先生怕觸禁網，遂令識字無多之莽夫專有此術；因使至尊無上之技擊術黯然無色；更令東瀛「武士道」竊吾緒餘，以「大和魂」自許耳。且吾見美國新出版有一本書，系中國北拳對打者。可惜我少年失學，不識蟹行字只能看其圖而已。但是此書，系我今年親見；如魯先生要想知道美國拳匪，我准可將此書之西文，求人寫出，請他看看。（駁原文二，三段）
原文謂「外國不會打拳」，更是荒謬。這等滿清王公大臣，可謂真正剛毅之不如。這一句不必多駁，只可將Ｂｏｘｉｎｇ（此數西文，是友人教我的。）這幾字，說與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槍炮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衝鋒，這就恐非魯先生所知，必須參用拳匪的法術了。我記得陸軍中學尚有槍劍術，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繪的圖形，依舊逃不出技擊術的範圍。魯先生，這又是真真正正外國拳匪了。據我腦海中記憶力，尚記得十年前上海的報館先生，猶天天罵技擊術為拳匪之教練者；今則人人皆知技擊術與義和團立於絕對反對的地位了。魯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請大膽出門，見識見識。我講了半天，似乎頑石也點頭了。魯先生得毋罵我饒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會說客氣話，只有據事直說；公事公言，非開罪也。滿清老例，有「留中不發」之一法；諒貴報素有率直自命，斷不效法滿清也。
粵人陳鐵生。八年一月二十日。
「內功」非槍炮打不進之謂，毋強作內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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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通信」欄，在陳鐵生文後。
拳匪，一九○○年（庚子）我國北方爆發了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他們採取落後迷信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設立拳會，練習拳棒，因而被稱為「拳民」，當時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則誣稱他們為「拳匪」。
〔２〕陳先生即陳鐵生，名紹枚，字鐵生，廣東新會人，新聞記者。早年參加過南社。當時任上海精武體育會編輯，編有《技擊叢刊》等。
〔３〕《克林德碑》陳獨秀作，發表於《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文中認為克林德碑雖被拆遷，但並不能消除「保存國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響，並舉出馬良《新武術》的出版作為這種思想影響的例子之一。克林德，德國駐華公使，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於北京西總布胡同口。一九○二年，清朝政府被迫按不平等的辛丑條約規定，在該地建立「克林德碑」。一九一八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販，此碑被拆遷到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改稱「公理戰勝」牌坊。
〔４〕《新武術》即《中華新武術》，當時的濟南鎮守使馬良所著的一本講授武術的書，分拳腳、摔跤、棍術、劍術四科。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七年分別出版過該書的前兩部分；封面標明「教育部審定」。《新武術》序為馬良本人所撰，原題《〈新武術〉發起總說》，其中說：「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浸以釀成殺身之禍。」
〔５〕指王訥，他在一九一七年任國會眾議院議員時，曾提出「推廣中華新武術建議案」，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經眾議院表決通過。〔６〕蔡先生即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教育家。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
〔７〕東瀛的「武士道」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所遵守的道德，主要內容為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忍等。明治維新後，日本統治階級仍宣揚「武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