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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嵇康怠慢鍾會，見《晉書·嵇康傳》：“（康）性絕巧而好鍛（打鐵）。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又說：“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按鍾會（225—264），字士季，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司馬昭的重要謀士，官至左徒。魏常通鄉公景元三年（262）拜鎮西將軍，次年統兵伐蜀，蜀平後謀反，被殺。
（65）《家誡》見《嵇康集》卷十。魯迅所舉的這幾條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捨去之。此將斗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又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據魯迅校本）按嵇康的兒子名紹，字延祖，《晉書·嵇紹傳》說他“十歲而孤”。
（66）劉勰（？—約520）字彥和，南東莞（今江蘇鎮江）人，南朝梁文藝理論家。著有《文心雕龍》。這裡所引的兩句，見於該書《才略》篇。
（67）陶潛（約372—427）又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曾任彭澤令，因不滿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虛偽，辭官歸隱。著作有《陶淵明集》。梁代鍾嶸在《詩品》中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五四”以後又常被人稱為“田園詩人”。
他在《乞食》一詩中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又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采jú東籬下”句見他所作的《飲酒》詩第五首。
（68）陶潛的《述酒》詩，據南宋湯漢的注語，以為它是為當時最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宋易代而作，注語中說：“晉元熙二年（420）六月，劉裕廢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
……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見《陶靖節詩注》卷三）
（69）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魯國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他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提倡“兼愛”的學說。現存《墨子》書中有《兼愛》上中下三篇。楊子，指楊朱，戰國時代思想家。他的學說的中心是“為我”，《孟子·盡心》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他沒有著作留傳下來，後人僅能從先秦書中略知他的學說的大概。
（70）陶潛詩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歲九月九日》中說：“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又《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等等。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3）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4）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5）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復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干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慡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6）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原指古希臘昔匿克學派（cynicism）的哲學家。他們過著禁慾的簡陋的生活，被人譏誚為窮犬，所以又稱犬儒學派。這些人主張獨善其身，以為人應該絕對自由，否定一切倫理道德，以冷嘲熱諷的態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謙信中說：“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約翰穆勒（j.s.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
（4）這裡所說的“演講錄”，指當時不斷編印出售的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戴季陶等人的演講集。作者在寫本文後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臺靜農信中說：“現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蔣介石的也行了一時）。”他們當時在各地發表的演講，內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前的演講很不相同：政變以前，他們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變以後，他們便顯露出真實面目，竭力鼓吹反蘇、反共、壓迫工農。
（5）“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蔣介石、汪精衛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國藩的話：“從前種種如昨日死，從後種種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廣州《民國日報》就蔣（介石）汪（精衛）合流反共所發表的一篇社論中，也引用曾國藩的這句話，其中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今後所應負之責任益大且難，這真要我們真誠的不妥協的非投機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聯合。”
（6）“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語見《史記·高祖本紀》：“漢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劉邦）兵遂先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漢書·刑法志》載：“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jian，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再談香港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2）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里，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綑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裡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裡只有三個字：
又說：“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按鍾會（225—264），字士季，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司馬昭的重要謀士，官至左徒。魏常通鄉公景元三年（262）拜鎮西將軍，次年統兵伐蜀，蜀平後謀反，被殺。
（65）《家誡》見《嵇康集》卷十。魯迅所舉的這幾條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捨去之。此將斗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又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據魯迅校本）按嵇康的兒子名紹，字延祖，《晉書·嵇紹傳》說他“十歲而孤”。
（66）劉勰（？—約520）字彥和，南東莞（今江蘇鎮江）人，南朝梁文藝理論家。著有《文心雕龍》。這裡所引的兩句，見於該書《才略》篇。
（67）陶潛（約372—427）又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曾任彭澤令，因不滿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虛偽，辭官歸隱。著作有《陶淵明集》。梁代鍾嶸在《詩品》中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五四”以後又常被人稱為“田園詩人”。
他在《乞食》一詩中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又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采jú東籬下”句見他所作的《飲酒》詩第五首。
（68）陶潛的《述酒》詩，據南宋湯漢的注語，以為它是為當時最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宋易代而作，注語中說：“晉元熙二年（420）六月，劉裕廢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
……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見《陶靖節詩注》卷三）
（69）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魯國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他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提倡“兼愛”的學說。現存《墨子》書中有《兼愛》上中下三篇。楊子，指楊朱，戰國時代思想家。他的學說的中心是“為我”，《孟子·盡心》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他沒有著作留傳下來，後人僅能從先秦書中略知他的學說的大概。
（70）陶潛詩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歲九月九日》中說：“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又《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等等。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3）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4）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5）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復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干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只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慡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6）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原指古希臘昔匿克學派（cynicism）的哲學家。他們過著禁慾的簡陋的生活，被人譏誚為窮犬，所以又稱犬儒學派。這些人主張獨善其身，以為人應該絕對自由，否定一切倫理道德，以冷嘲熱諷的態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謙信中說：“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約翰穆勒（j.s.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
（4）這裡所說的“演講錄”，指當時不斷編印出售的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戴季陶等人的演講集。作者在寫本文後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臺靜農信中說：“現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蔣介石的也行了一時）。”他們當時在各地發表的演講，內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前的演講很不相同：政變以前，他們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變以後，他們便顯露出真實面目，竭力鼓吹反蘇、反共、壓迫工農。
（5）“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蔣介石、汪精衛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國藩的話：“從前種種如昨日死，從後種種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廣州《民國日報》就蔣（介石）汪（精衛）合流反共所發表的一篇社論中，也引用曾國藩的這句話，其中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今後所應負之責任益大且難，這真要我們真誠的不妥協的非投機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聯合。”
（6）“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語見《史記·高祖本紀》：“漢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劉邦）兵遂先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漢書·刑法志》載：“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jian，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再談香港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麼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2）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里，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里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歷，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綑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只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只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麼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制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裡面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裡只有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