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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鍾會。（64）鍾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jú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jú，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jú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jú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當時的廣州市長林雲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他們打著“學術”的旗號，也“邀請”學者演講。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作者後來說過：
“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陳濬信）他在這次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里，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標誌，稱為“黃巾軍”。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攻占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但後來終於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後，外戚首領大將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後，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爭權，聯合起兵討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後為王允、呂布所殺。他在離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里內盡成墟土；又驅數百萬人口入關，積屍盈途。在他被殺以後，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黨錮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與太學生互通聲氣，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黨為亂，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獄，株連二百餘人。以後又於靈帝建寧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黨人，更詔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錮。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詔將他們赦免。
這件事，史稱“黨錮之禍”。
（6）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漢後追尊為武帝。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後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著。書中將曹操描寫為“jian雄”。
（8）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諭。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歷二十餘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內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稍後，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並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將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原書於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於廣州。
（9）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蘇無錫人。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後習醫，曾至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後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他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作者七百餘人，依時代分為十一集，總計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10）劉師培（1884—1919）一名光漢，字申叔，江蘇儀征人。
清末曾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常在《民報》發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後來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出賣革命黨人。入民國後，他又依附袁世凱，與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竭力贊助袁世凱竊國稱帝的陰謀。他的著作很多，《中國中古文學史》是他在民國初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所編的講義，後收入《劉申叔遺書》中。
（11）《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並無篡漢的意思，內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話。
（12）《太平御覽》卷四二五引謝承《後漢書》：“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童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雲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雲，後漢陳留外黃（今河南杞縣東北）人。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鍾會。（64）鍾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jú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jú，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jú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jú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當時的廣州市長林雲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他們打著“學術”的旗號，也“邀請”學者演講。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作者後來說過：
“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陳濬信）他在這次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里，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標誌，稱為“黃巾軍”。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攻占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但後來終於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後，外戚首領大將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後，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爭權，聯合起兵討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後為王允、呂布所殺。他在離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里內盡成墟土；又驅數百萬人口入關，積屍盈途。在他被殺以後，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黨錮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與太學生互通聲氣，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黨為亂，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獄，株連二百餘人。以後又於靈帝建寧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黨人，更詔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錮。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詔將他們赦免。
這件事，史稱“黨錮之禍”。
（6）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漢後追尊為武帝。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後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著。書中將曹操描寫為“jian雄”。
（8）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諭。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歷二十餘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內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稍後，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並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將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原書於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於廣州。
（9）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蘇無錫人。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後習醫，曾至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後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他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作者七百餘人，依時代分為十一集，總計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10）劉師培（1884—1919）一名光漢，字申叔，江蘇儀征人。
清末曾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常在《民報》發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後來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出賣革命黨人。入民國後，他又依附袁世凱，與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竭力贊助袁世凱竊國稱帝的陰謀。他的著作很多，《中國中古文學史》是他在民國初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所編的講義，後收入《劉申叔遺書》中。
（11）《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並無篡漢的意思，內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話。
（12）《太平御覽》卷四二五引謝承《後漢書》：“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童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雲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雲，後漢陳留外黃（今河南杞縣東北）人。